1961年7月底的一天，骄阳当头,天非常热。下午剧协接待外宾，梅兰芳先生参加。他大概来得早一点，没有到外宾接待室休息等候，享受电扇吹风??那时还没有空调，而是一反惯例，作为中国剧协副主席，梅先生到剧协各办公室中看望大家。他身穿米黄色的凡尔丁中山装，上衣的纽扣扣得很整齐，沿着楼道，各办公室依次而入，满面笑容和大家打招呼握手，道“辛苦”。天热，我们大多穿着贴身圆领汗衫，外面的衬衫挂在衣架上。见梅先生穿得那么整齐，我们很不好意思，赶紧摘下衬衫抢着穿。他摇摇手：“天气太热，别拘礼了。”他那和蔼的微笑，彬彬有礼的风度，使人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剧协工作，梅先生是常见的，但从没有这样近距离接触，特别是他能主动来看望大家，实在罕见。大家只是觉得，梅先生的作风修养太好了，令人感动。没几天，听说他病了，心梗，与已故的程砚秋的病一样。我们还不够资格去医院看望，只能暗暗祝愿：好人平安！
8月8日上午，我去外交部街1号小楼、李少春的新居去看他。是日,天色阴沉，但没影响我们的谈兴。他闹失眠，夜里睡不着，就做画，他让我欣赏他的画作。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没几句话，他的脸色就和窗外的天气一样，阴沉下来。挂上电话，对我说：“梅先生故去了。”我们立时终止了谈话，同时出门，他是治丧委员会委员要去开会；我们《戏剧报》必有紧急任务要布置突击进行。
梅兰芳先生的追悼会在首都剧场大厅举行。那天，剧场内外站满了文艺界的朋友。有四位留给我印象最深：一位是治丧委员会委员、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女士，她身穿黑色绸旗袍，梳元宝头，是那么娴静素雅，年近花甲，其气质之佳在众多女士中是最出众的；另一位是崔嵬，他刚拍完电影《红旗谱》，朱老忠演得棒，又人高马大，还没进门，就被过路的群众认出来；再一对是新婚夫妻、梅的好友俞振飞和梅的弟子言慧珠，他们从青岛赶来，从机场直奔首都剧场，一脸疲惫。
追悼会仍是郭沫若主持，陈毅副总理讲了话。梅先生安睡在一口阴沉木的上等棺材中。上面盖着厚玻璃板，遗容还是那么和蔼安详。这口阴沉木的寿材据说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捐送的，其价值、品质要超过金丝楠木的，过去是帝王才能使用，非常人所能享，对梅兰芳这样一位艺术伟人说倒是当得的。大家围绕行礼致哀。八十开外的萧长华老夫子在孙子的搀扶下，与他最熟悉器重的梅兰芳告别，老泪纵横地拍着棺木上的玻璃板诉说着：“畹华，你不该走呀，怎么不让我替了你去呀！”老人家这发自肺腑的悲痛，使在场之人无不潸然泪下。
之后盖棺、上木钉，梅夫人率子女和梅门众弟子哭倒在地。以梅兰芳在戏剧界的成就、威望、地位及在中国和世界的声誉，这出殡理应不能低于杨小楼、余叔岩，至少应该是六十四杠，外加大棺罩，有一切应有的执事、礼数。但新中国已建立12年，这些就很困难了。安睡有梅兰芳大师的阴沉木的灵柩上，盖有一块绣花的方披，有个简单的、不是棺罩又似棺罩的装置，由几十人（绝不到六十四杠）抬着，出了首都剧场，往南，经南河沿，走天安门，到西单装车奔香山梅兰芳墓地。
抬着灵柩在街上步行时，许多路过的北京人听说是梅兰芳过殡，自发地参加到送殡队伍中，尤其过天安门时。天安门前过大殡，建国后只有两次，一次是百万人夹道送别周恩来的灵车，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不是正式的出殡；一次就是梅兰芳大师的过殡，也不是正式的出殡。两位伟人都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敬仰和惜别。
事情已过去40多年，往事仍历历在目。近年常常想到，梅先生当年在剧协为什么冒酷暑挨屋去探望慰问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一反常态，难道有什么难以言传的、甚或梅先生自己也不清楚的含义：莫非几天后就会事出非常，提前向大家告别吗！我不迷信，但世上有好多奇异的事发生了，就是解释不清楚。对梅先生的反常行为，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甚至不敢有今天这个想法。几十年后，老了，萌生此念，挥之不去，可思之再想，也无法证实什么。权且如实记下。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有好多东西我们今天还难以认识清楚。对一些事情，切勿以“没有科学依据”甚至从政治需要上来简单否定或宣扬。这方面我们吃过亏，破坏了不少好东西，也提倡了不少不该提倡的东西。
（摘自胡金兆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加载中，请稍候......
(2023-02-12 22:06:34)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