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和我的师生之缘最为特殊
在学戏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喜欢抄戏词。戏词里有剧情、有对白、有各种人物交织的各种故事
……抄着抄着，心就走入了故事之中，脑海里浮现的影像也越来越明晰了。
京剧里的主题不外传统的忠孝节义，大多从古典文学或历史故事改编而来。十多岁的时候，我的生活经验还像一张白纸，却已在戏词之中领会了成人世界的种种悲欢离合，哀怨情仇；一步步学着揣摩剧中人物的心理。
抄写过那么多的戏词，我觉得“缘”和“情”这两个字最耐人寻味，涵义无穷。特定的人，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事件，才能造就特定的缘分，产生曲折感人的情节。《白蛇传》的白素贞和许仙；《玉堂春》的苏三和王金龙；《锁麟囊》的薛湘灵和赵守贞，都是有缘相逢，因缘生情。同样的故事，舞台上演了又演，观众也看了又看，却为什么每一次看仍是感动落泪？不就是因为舞台上的人有缘，故事里的人有情吗？
其实，舞台岂不就是人生的缩影？唱过了三四十出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生命之路，我始终珍惜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和情分。尤其是剧校六年，和同学、师长都是因戏结缘，这种缘分和情分，我至今念念不忘——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指导，哪有我的艺术生命呢？
“四小名旦”之首的张君秋先生，和我的师生之缘最为特殊。在戏剧上指导过我的名角，大多在一九四八年底我来台×之后就无缘相见；只有张先生，睽违四十二年，我竟有幸在纽×与他重逢！那种欣喜、感激和感动，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一九四三年冬天，当时是他成名后首次组班南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起先也许因为班底人数不够，并未贴演他的拿手杰作《汉明妃》。但上海滩戏院多，观众也挑剔，张先生认为还是得贴演《汉明妃》才能叫座。这出戏的《出塞》那一场需要十六对“竹马”，张先生的经理程先生就来向我们剧校借三十二个男学生。
学校说，没问题，也不要报酬，条件只有一个：请张先生把《汉明妃》教给剧校的学生。
程先生也说，没问题，条件只有一个：等张先生回北京之后，剧校才能搬演这出戏。
程先生会提出这个条件，一定是他们到上海之后，听说了我们因《玉堂春》与荀慧生先生打对台有关。
荀先生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上海演出时,学校曾请他到学校参观,给学生说了些指导、鼓励的话。荀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一，到校指导，学校也很有面子。如此，荀先生也算是我们的老师啦。
哪知道,两年之后，做学生的我们竟和这位名师“碰”上啦。那回荀先生又到黄金大戏院演出,晚场贴演全本《玉堂春》。我们学校呢，也早已向黄金大戏院租了两个月档期，每逢四、五、六下午演出日场戏，而且戏码就是排练了好几个月的全部《新玉堂春》。从嫖院、起解、会审到团圆，连演三天。我想这样演出法对荀先生是有点不敬的，可是董事长、校长是外行，不懂梨园规矩：在校长看来，学校早就准备了好几个月，怎能不演？荀先生演他的《玉堂春》，学校演学校的《新玉堂春》，和荀先生派别也不同啊。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讲话？没办法的哟！
16.成了拐三个弯的小腔
《新玉堂春》是由关鸿宾先生开蒙的。既然与荀先生对上，剧校也不能表现太差啊。
关先生就找了琴师赵大刚和我——饰演苏三——共同琢磨出奇制胜之道。荀先生那时四十多岁,可能自觉体力稍差，《起解》那一折不唱吃力的反调，而把重点放在《嫖院》和《三堂会审》上。关先生、赵先生与我琢磨的结果，就决定把重点放在《起解》上——解差崇公道到洪桐县押解苏三赴太原府出庭会审。启程之后，满腹冤屈的苏三对着“狱神”唱了一段反调：“……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想起了王金龙负义儿郎，想当初在院中何等眷恋，到如今恩爱情又在哪边？跪至在狱神殿叩首百念，尊一声狱神爷细听我言，保佑我与三郎重见一面，得生时修庙宇改换金颜。”
出了狱门后，苏三又唱了一段西皮流水：“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福命短，破镜只怕难重圆。倘公子得见面，到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
以前看过的演出，“苏三”这两个字的唱腔都是两个平音，关先生、赵先生指导我改为“苏～三”，成了拐三个弯的小腔。第一天出场，我这句与众不同的“苏～三”大受观众喝彩，学校就在第二天的海报上加了这么一行字：一句苏三惊四座。
那次演出很成功，剧校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但也因此，荀先生“四大名旦”的气势多少受些影响，梨园界的人对剧校不免有微词。不过，由此我也看出，艺术的形式和内涵并非得完全固守传统；适度的创新不但能使艺术的生命更丰富活泼，也能与观众产生更强烈的共鸣。身段能改，唱词、口白也能改。例如苏三自叹遭遇乖离，唱词中有这么一句：“自古红颜多薄命，话不虚传果是真！”
我看过的演出，都是平音直唱，没有什么变化。我演出时则在最后的三个字之间加顿号：“话不虚传果、是、真！”
经此一改，苏三更抓得住观众的听觉，也凸显了中国人历来的宿命观。
后来“苏～三”仿佛成了我的招牌。自己组团之后，不论到什么地方演出，登台的第一天一定贴演《起解》、《会审》，博得好头彩。
回头再说向张君秋先生学《汉明妃》。因为学校已决定派我去向张先生学《汉明妃》，程先生也已把本子留给学校，所以张先生演出那天我当然仔细地观赏。张先生专攻青衣，嗓子嘹亮甜润，前面的几段二簧，把王昭君深锁冷宫的幽怨唱得丝丝入扣，柔肠寸断，我听得入了迷。等到《出塞》上了十六对竹马，舞台一片热闹，观众更是疯狂喝彩。
过了两天，关鸿宾先生就领着我去拜访张先生，正式学习《汉明妃》。张先生当时二十三岁，皮肤很白，身材比梅先生高一些，又比梅先生清瘦些，穿件蓝布长衫，看起来很文静。他让我先跟他的琴师李德山抄写戏词及说腔，又叫他的“把场子”高富远和饰演王金龙的萧盛萱给我示范昆曲的身段。等我把整出戏学得差不多了，张先生再指导我一些气口的转换，以及行腔的抑扬顿挫。就只这些，我已受益很多，领略到张先生的唱腔也在许多地方有所创新。
张先生不止文静，而且有些害羞。他教我戏的时候，声音很轻、很柔，一副好脾气的样子。他的母亲张秀琴原是唱河北梆子青衣，当时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感觉到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张奶奶很有北方老太太的威严，张先生则是个乖顺的儿子。
17.竟站起来摸摸我的头
程砚秋先生，我并未实际向他拜师学戏，但他给我的艺术启发则受用不尽，影响深远。我唱的《锁麟囊》、《青霜剑》、《碧玉簪》，都是著名的“程派戏”。
我第一次见程先生，是一九四年五月三日，他由北京到上海，学校特别请他到校参观，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那时进校未及半年，还在学一些基本功夫，戏剧常识不足，对于北京剧界的见闻很是贫乏。老师介绍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一；但何谓“四大名旦”以及他们的特殊之处，当时的我是懵懂未解的。而且在那近二百人的场合，程先生与校长等人所坐之处，与我们学生有一段距离；可能心理上、空间上都觉得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吧？如今忆起，脑海里竟只有一片迷蒙！
四年之后，我第二次看到程先生。那次程先生近在眼前，慈爱地摸着我的头，对一旁的吴富琴先生说了几句鼓励我的话。如今回想整个过程，仿佛历历如昨呢！
吴富琴先生和程砚秋先生有着深切情谊。吴先生在剧校为我启蒙了《鸳鸯冢》、《碧玉簪》、《锁麟囊》等程派戏。一九四四年春天，程先生新出了《锁麟囊》唱片，我越听越着迷，正好他又到上海来了，有一天我就壮着胆子问吴先生：“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程先生？”剧校的先生一向是很疼爱我的，吴先生对于我的突发奇想满口答应。当时我尚未拜梅先生，能够去见程先生，小小心灵真是兴奋极了；很想拜他为师，但哪敢说出口呢？
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中年龄最小——我去拜见那年，他四十一岁。我见过的著名旦角，大多天生的皮肤白皙；程先生不止皮肤白，一排齐整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比好多女人的牙还精致。他身材高大,穿着灰色西服，头发中分,天庭饱满，言谈举止十分斯文，像个饱读经书的大学教授。他的双眉浓黑，两眼炯炯有神，和人说话时偶尔眼尾微睇，那单凤眼的神情真有说不出的妩媚。程先生初出道时，取名“艳秋”，大概和这风情万种的眼神有关吧？
那天在程先生的暂居之处，还有程夫人，以及他的琴师周长华先生和暂居之处的女主人。吴先生领我进去介绍后，程先生就微笑着问我几岁啦？学过哪些戏啦……我当然是毕恭毕敬地回答。后来吴富琴先生热心地说道：“这孩子顶佩服您的玩艺儿了，我已经教了她《碧玉簪》，她有嗓子，能唱！她对《锁麟囊》迷得不得了，私底下买了您的唱片苦练，差不多的腔都能跟得上了。”
程先生很高兴地看着我说：“是吗？”
然后请周长华先生操琴，让我吊一段给他听听，我就唱了《锁麟囊》里的《春秋亭》。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人小胆大啊；只是听听程先生的唱片，竟敢厚着脸皮在他面前唱起来！哪想到程先生听我唱完竟站起来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嘉许，并转脸对吴先生说：这孩子，扮相俊，噪子好，是块旦角材料，要好好打磨她成材！我赶紧向程先生深深地一鞠躬，欢喜地道了谢。程先生的夸奖也许只是长者的风范和礼数，听在我的小心灵里，却是多大的鼓励啊！
程先生的夫人，气质高雅，不施脂粉,梳了个横S头，一看即知是个北方闺秀，和程先生的书卷气很是匹配。她笑容婉约地坐在一旁，我不自禁地想多瞄她两眼，觉得她和程先生的感情一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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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2 07: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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