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程砚秋的戏不多，但我很喜欢程砚秋的艺术，尤其是他的演唱艺术，于凄楚悲凉中含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力度，真可谓外柔而内刚：就连他演《锁麟囊》中初嫁少女，唱腔中也预示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命运悲剧韵味，所以他把这个人物唱活了，即使在这个剧目被“否定”的日子里，人们仍然记着它。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程砚秋离开我们太早了，他完全可以活到现在，百岁老人如今并不罕见；可是程砚秋如同璀璨的彗星那样一闪而过，但是他那艺术的光芒，却永远照耀着我们的艺术
舞台，他那艺术生命的光辉，仍然不可逼视，他的艺术的轨迹，仍然吸引着我们去思考。
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多少变化！京剧艺术又走过了多少曲折发展的道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多少艺术大师和天才人物。
毫无疑问，在中国近代艺术中，程砚秋是一个艺术天才，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完成了的天
才，因为我们知道，相当一部分天才或者是埋没了，或者是流产了。
什么叫“天才”? 人们对于“天才”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人们曾经认为，“天才”是可遇
不可求的，它的出现，并非人们刻意培养，或者努力学习就能出现的。应该说，这对于理解“天
才”，尤其是“艺术天才”，的确是捕捉到了问题的本质，在理论上有其深刻之处；但是“天才”
并非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似乎人们只能“坐等”它的到来，而可以无所事事。事实上，“天才”是从“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它植根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天才”的出现之所以显得那样“不很确定”，不是因为它的出现不要或没有“条件”，而是因为让它出现的“条件”过于丰富复杂，
不是理论上可以“推论”出来的，譬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个人的努力，似乎就一定出“天才”，出“大师”似的。
“天才”是一种非常实际的，非常综合的产物，因其条件过于复杂综合，它对于我们的“理论思维”来说，就过于复杂，不容易“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公式来，放之四海皆准，这样，它的出现真的常常就表现为“可遇而不可求”了。
“天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的产物。
程砚秋并非出身在梨园世家，他献身京剧艺术，已有很多前辈大演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而且
在旦角里已有梅兰芳同样的天才艺术家在前，程砚秋要在这样一块已经百花盛开的艺术园地成为鲜艳夺目的花朵，自非易事；然而他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使得这个园地因有了他的艺术而更加璀璨
艳丽，自有他在艺术上的“创造”在内。
艺术原本是创造性的。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艺术，很强调传承，似乎只要“模仿着”前辈艺术家的轨迹，就能安身立命似的；当然人们也说，要“创造性”地“继承”，因而要“发展”传统，于是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之说，这当然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在理解上还是不很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地思考。
“艺术”原本在“创造”的层面，因而，“继承”本就是“继承”那种“创造”。这里的“继承”和“创造”在精神实质上原本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情。我们“学习”是“学习”那种
“创造”，学习他人(前人)是如何“创造”的；甚至“模仿”，也是“模仿”他人（前人）是如何
“创造”的。有了这种思想认识，“学习”和“模仿”就是“活”，而不是“死”的了。
这样“学”出来的艺术，就是你“自己”的艺术。
中国的艺术精神讲究要有“传授”，一如中国的学术精神：学有所“本”，言之有“据”。这个“本”和“据”也还是要从“创造”精神层面来理解，这种精神一脉相承，犹如生命之延续。我们做学术工作的，要在你的学问中，见出老子、孔子直至近代诸家之精神，也要见出苏格拉底、柏拉图直至康德、黑格尔以致后现代诸家的精神；艺术亦复如是。这大概也是所谓“谱系学”的意思。“艺术”和“学术”自有“家门(门第)”，只是此种“门第
(家门) ”不是“世俗”的，而是 “自由”的，“创造”的。
我们在程砚秋的演唱艺术中，“听出”了陈德霖的吐字和顿挫，“听出”梅兰芳的甜润，甚至
“听出”西洋声乐的特点，如此种种都“融会”在程砚秋“自己”的“声腔”中。
在这种理解的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程砚秋以“自己”的艺术，“延续”了前辈大师的“艺术”，也就是“延续”了他们的“(艺术)生命”。
中国艺术——以及中国学术——强调的是这种“生命—艺术生命、学术生命”的“延续性”。是一种“创造性”的“延续”。
“非创造性”的“延续”，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死亡”的“重复”。“延续”必定是“创造性”的，是“自由”的；“非创造性”不是“延”，而是“断”。
程砚秋的艺术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只是“重复”前人的艺术，那他只是“替”前人
‘活”着，而“自己”的“艺术生命”则并未“完成”，甚至并未“开显”，这样他的艺术也就是一种“复制品”。程砚秋或许就会是陈德霖的“翻版”，而并无程砚秋“自己”了。
“复制品”当然有其作用，尤其是在科技尚未发达到能够准确和普遍地“存留”“声音”的时代，这种作用还是很大的；即使在“音像”已可用高科技的手段保存和普及的条件下，“重复”的
“现场”演唱和表演，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个作用，毕竟被大大缩小了。人们如果比较容易就可以欣赏到大师们自己的表演，通常就不会再热衷于观看、聆听那二三流的表演，即使那是“现场”的，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于是高科技的发达，迫使艺术家去“创造”，使得那些“非创造”的艺术不容易存活。
和中国传统古典艺术相同，京剧艺术中有一些“流派”。艺术流派为保存艺术之“创造精神——活的精神”起到很好的“推广”作用，也的确造就了许多人才，但是也为艺术的“复制品”制造了一顶“保护伞”，“保护”了一些“平庸”的艺术，而“平庸”乃是真正“艺术”的大忌。所以我理解振兴京剧，不仅仅是振兴流派，而且要鼓励出现新的流派，重点还在“创造”。
艺术流派的创始者，当然是一些极富创造性的大艺术家，因为他们的创造性大了，成了系统，也就成了气候，或者在“形式”上的特点比较明显，如程砚秋、周信芳的唱法，于是竞相模仿，出现一批“形似”的表演家,貌合神离地在舞台上“替”老师们“唱戏”。这样的演员,观众“等待”
着他们模仿久了，“熟能生巧”，在“代替”中“开显”出“自己”的艺术“生命”来，这样，他就不再是“替”“他人”“活着”，而是“自己”“活着”，亦即“创造性”地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艺术生命。如果“创造性”大了，也可以吸引更多“他者”，形成新的艺术流派。梅兰芳、周信芳如此，程砚秋也是如此。
大艺术家不“替”“他人”活着,要“自己”活着，并不是说，不要“师承”,不“吸收”“他人”的艺术；其实，在大艺术家的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或听到许许多多艺术家的生命在跳动。在程砚秋的演唱中我们可以“听到”陈德霖，可以“听到”梅兰芳，等等，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这些
大师们的艺术，也就难有程砚秋的艺术“自己”；反过来说，这些前辈大师的艺术，在程砚秋艺术中，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的艺术，都融入了程砚秋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个独特的艺术生命，这些“生命”的“因素”，也不会“跳动”，而只是“死”的“形式——程式”，这样“我”的艺
术就只是一些“碎片”的拼凑。过去也有一些这样的演员；就像我们的学术工作那样，对于那些只
会“死记硬背”的学者，我们当然也钦佩他们的博学和功力，但终非学术之上乘。
艺术是独特的，就像每个人的生命是独特的一样。生命是有限的，有始有终，超越个体的“生命”，是“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代”与“代”的关系，是“生命”在“诸世代”的
“延续”，而就“个体”来说，“生命”是“一次性”的。“艺术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
“大于——等于——长于”“个体”的“自然生命”，但就完整的意义说，它也是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
程砚秋艺术，也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正因其不可替代，才弥足珍贵。回到文章开头说的，天才的艺术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复杂条件“综合”的产物。如今时间已经流逝，再要齐备那时候的各种综合的主客观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缅怀程砚秋那独特的艺术，犹如缅怀前人一切伟大功绩，激励后人“延续”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见得非要和他们做“同一件事”，而正是在做“不同的事”中“延续”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要有中国人“在”，程砚秋的艺术，就“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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