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83岁的马金凤仍演出《穆桂英挂帅》
三、崔炎寿先生的悲剧
崔炎寿先生是马金凤女士的前夫。他是一位林业技术人员,不是编剧,当年在剧团负责演出事务工作。1954年春我为马金凤改编《穆》剧时,他是积极支持的,我与他夫妇成为朋友。四十多年和崔无联系,听说他因“历史问题”判了刑,和马金凤离了婚。对于崔先生因冤案所受的种种苦难,我深表同情,因为我也是历尽坎坷的,但是他的“奇冤”、他的“悲剧”,与《穆桂英挂帅》剧本的改编、“成功”、“走红”毫无关系。他判刑的罪名是“历史反×命”和“霸占马金凤”。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崔先生在43年后突然发难,掀起这场风波。梅淑贞先根据他的口述写出《奇冤》一文,又根据他和马金凤的口述写出《悲剧》一文,他的“奇冤”和“悲剧”与《穆桂英挂帅》剧本毫无关系,但编造的谎言却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和著作权,而只能承担法律责任,站在被告席上,成为败诉者。我认为引发这场不该发生的官司,才是崔先生真正的“悲剧”。
《 <穆桂英挂帅>
幕后的悲剧》这篇侵犯我名誉权的洋洋洒洒万余字的长文,实际上否定我是改编者的只有两个实质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真与假,决定这场官司的胜与败。
(一)《悲剧》一文中说: 1953年,
“商丘地委领导人指示该团编剧崔炎寿,对内容积极向上,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后演出。”崔炎寿“决定以其中的《老征东》为基础进行整理。经过一番再创造后的《老征东》,改名为《穆桂英挂帅》。”“他们先后在徐州、蚌埠、南京三个城市进行了多场次的演出。”“1954年春,在上海曙光剧院隆重推出新编剧目《穆桂英挂帅》。”崔炎寿能证明他所说是事实吗?
他拿不出证据。其实,只要查一查当年的报纸,看一看演出广告,真相立即大白。1953年l1月,商丘人民豫剧团来南京演出,演于南京大戏院,11月14日到12月13日,只演出两场《穆桂英》,在《新华日报》广告栏内《穆桂英》下注明“安王修表至平安王”。这是未经改编前的老戏《老征东》的内容,《穆桂英挂帅》哪有什么“安王修表至平安王”。1953年12月23日至26日,1954年1月22日,在上海丽都花园(不是曙光剧场)共演出五场,也没有“隆重推出”,演的仍是老戏《老征东》,《新民晚报》广告栏登的和南京《新华日报》一样,还是《穆桂英》。
(二)《悲剧》一文第四节,题为“43年前的秘密: 初版时的署名问题。”什么“秘密”呢?
崔炎寿通过梅淑贞女士的妙笔,编造了一个“署名问题”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写的:1955年5月下旬,正在“事业巅峰的崔炎寿”带着副省长秘文甫的介绍信和《穆桂英挂帅》的剧本,走进了河南人民出版社。因为“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展开,崔炎寿因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怕别人抓他的小辫子”,将剧本改编者的署名写上了马金凤的名字。编辑提出马金凤不识字,写剧本不会有人相信,还得再署一个人的名字。“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在
南京认识的,名字叫宋词。“两次见面都不超过20分钟”。想到“他年轻、没有复杂的历史”,于是崔炎寿“索性在马金凤的名字后面,又写上了宋词的名字”。天晓得,我就是这样成为《穆桂英挂帅》的改编者!
崔炎寿“回到家里,他还没有给马金凤说,更没有告知远在南京的宋词”,把这个“秘密”保守了43年。这种谎言编造的太荒唐了,我怀疑崔炎寿先生得了健忘症,或者认为1955年《穆桂英挂帅》初版本在世上绝迹了。确实,经过“文ge”,1955年的初版本很难找,但还是可以找到的。初版本作为铁证一出示,“署名问题”的谎言立即拆穿。一、时间不对,崔说1955年5月下旬去河南人民出版社送剧本,事实是1955年2月剧本已正式出版了;二、不仅署名为马金凤、宋词,而且有宋词1954年12月16日于上海亲自写的《前言》,《前言》中写了改编经过和协助整理的三个艺人的名字,没提崔炎寿;三、崔因当时“反胡风”、“肃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怕有历史问题不敢署名,事实是剧本1955年2月已出版,要到5月13日才发表“反胡风”的第一批材料,6月16日之后“肃反”运动才在全国开展,时间差了一年。崔为了找理由才和“反胡风”、“肃反”运动联系,时间搞错,露出马脚。
在证据和事实面前,崔炎寿在庭审中不得不承认《悲剧》一文中“署名问题”是说了假话,于是在法庭改口,为自己圆谎。他说:
“我想写个笔名,想到唐诗、宋词,就把宋词写上了。”他把宋词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改成他临时想起的笔名。居然毫不脸红的在法庭上说出口,欺人民法官为三岁孩童。按照崔的说法,只能是河南人民出版社按照崔提供的笔名,非常巧合在南京找到一个实有其人的宋词,让他成为《挂帅》的改编者并写了《前言》。
四、马金凤扮演的角色
马金凤女士是豫剧表演艺术家,与我相交四十多年。我与她合作了《穆桂英挂帅》,1981年又为她改编了《花枪缘》,使她再度轰动京华。马派的代表剧目称为“一挂两花”,其中两个戏是我写的。
《穆桂英挂帅》是我的少年之作,是我心爱的作品。它使马金凤成名,获得荣誉和地位。戏曲作者是不受重视的,戏剧家马少波在为我的《粉黛集》题诗中发出感慨:
“多少传奇南北唱,谁知作者是宋词”。剧作家吴祖光对我的朋友黄宗江也发出同样的叹息:
“《穆桂英挂帅》无人不知,提起马金凤也有好多人知道。这位宋词,你知我知,还有谁知啊!
”对于我来说,只要戏在演,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就很欣慰了。洛阳豫剧团和马金凤演《穆桂英挂帅》演了40多年,演《花枪缘》演了18年,没有付过我分文报酬。我从未提过,我珍惜多年的艺术合作和建立的友谊。
是马金凤首先破坏了这种友谊。
《 <穆桂英挂帅> 幕后的悲剧》一文,清清楚楚地写着:根据崔炎寿、马金凤同志的口述整理。作者梅淑贞在庭审中说:
“根据崔炎寿的口述及采访马金凤的内容写成《悲剧》一文,经崔炎寿修改、马金凤同意后才予以发表。”《河南戏剧》主编张若愚在庭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马金凤当然要对《悲剧》一文的内容负责。她即使能逃避法律的责任,也难逃道义和良心的谴责。虽然我胜诉了。但我身心所受到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我是河南人,为马金凤、为我的故乡贡献了两个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最后却被逼上公堂,真是人心难测,令人寒心啊!
1999年10月12日写于江苏高院终审判决胜诉之日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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