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棠说：说成功，是相对而言。表演艺术和编、导、摄、美、录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庄严的创造性劳动。可能你尽了力，未必成功。也许你成功了，却有不少外来的因素。比如编剧写了个好剧本，导演照着人物选中了合适演这个角色的你，你也用心，于是成功了。但这是可一不可再，更不可三的事。第三部，第五部主要靠自己的综合实力。当然首先是鉴别力。我演过《英雄虎胆》后不几年，又有导演邀我在另部片子里演一个阿兰式的人物。我没接。我不能重复阿兰。那也不是个阿兰式的人物和好剧本。一个演员，为了银幕上三五秒钟镜头的成功，有时得花费比它多上千倍、万倍的时间去准备。而要取得一个半小时的整部影片的成功，花几年的功夫，不为过分。机遇更垂青有心人。机遇可以创造。不是说了吗？有志者，事竟成。
跋涉于京剧话剧电影之旅
当年十八岁的王晓棠在上海私自决定只身北上参军，是很不容易的。母亲得信连夜从杭州赶来，向招她入伍的人要求：“这孩子从小在南方，北京风沙大，太冷，恐怕……”晓棠小声回嘴：
“我生在河南开封，那里才冷呢。”母亲继续恳求：“她父亲的意思，晓棠从小文学底子厚，口才又好，可以深造成为大律师或者文学家。京剧虽然是我和她父亲的嗜好，晓棠又能歌善舞，客串客串当个票友可以,真要下海唱戏……”招收的人乐了:“伯母，不是下海，是参军。总政京剧团。”
晓棠的母亲脱口:“军队更不得了,朝鲜正打仗呢，你们去不去？美国人的飞机炸到头上怎么办！”
她亲历过重庆的“五三”、“五四”日本飞机大轰炸，至今胆寒。活蹦乱跳的女儿搂着母亲：“姆妈，不会，不会。我一定要参军去北京。”母亲跟到火车站月台上，仍想留住爱女。招收王晓棠的黄宗江眯着笑眼指着左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对她说：“伯母，放心吧，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
就这样,1952年9月，王晓棠欢天喜地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王晓棠说，我当然不会预知这次只身北上，其意义不在于拒绝了双亲的儿女情长，而在于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大步！倘若当时真被母亲留下，也许人生仍会灿烂，但绝对不是这一个王晓棠了。
她所以这样选择，是一种朦胧的意志伴随着她：人要有作为，得靠自己去闯。有志者，事竟成！
招收王晓棠的黄宗江眯着笑眼指着左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对她说：“伯母，放心吧，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
初到北京，总政京剧团住在前门。那时的前门何其繁华热闹。可是，练功习戏之余的王晓棠，到了星期天，十分寂寞。她独自在摩肩接踵的大栅栏里遛达一趟，用小花手绢兜回三两个从没吃过的蜜麻花便是晚餐了。因为她曾到切面铺去想吃一碗面，掌柜的问她：“吃几两？”她瞠目以对。待到端上面条来一看，竟是比筷子还粗的硬长条，从小吃惯重庆担担面和江浙薄细面条的晓棠，对此真是难以下咽。她想家了，但不肯说。为了要争气才出远门的，怎么能让人知道想家了？她咬咬牙，每天清晨五点起来喊嗓、练功，还兼做文化教员经常批改作业到深夜一两点。因为兢兢业业，尽心尽力，竟在入伍不到一年时，荣立了三等功。可是万没想到，由于她在随团赴大西北巡回慰问部队演出中任报幕员十分出色,总团突然调她到总政话剧团。这是1954年3月的事。王晓棠挺不情愿地来到话剧团。
记者问她：为什么不情愿呢？王晓棠说，你想吗，参军前我已经会三十多出京戏：青衣、花旦、刀马旦，多是在上学之余由母亲的一位女友，当时在重庆唱得很红的旦角郎定一教的。郎毕业于山东省立戏校，和赵荣琛同学，不同流派，是“水上飘”郭际湘的关门女弟子。京剧团的老师都说我，这孩子有心胸。我也立志要成为一个文武昆乱不挡的京剧演员。京剧练功多苦哇！下了这么大功夫，怎么说调就调走了呢？
话剧团早晨跑步而不练功。王晓棠舍不得扔掉她的腰腿功，她定出严格的计划，每晨照样把下腰、踢腿、趟马等练一遍，然后学习史氏体系，博览群书。话剧团的演员们看着新鲜，他们感觉这个初来乍到不声不响的女孩身上有股韧劲儿。王晓棠分配到的工作是在当时挺走红的大型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里跑群众兼管化装。这活儿琐碎，辛苦。每场大戏演下来，化装组要洗大量粘满厚腻油彩的卸装纱布。王晓棠默默地洗呀，洗。她在心里说，一切又都从头开始了。
小小的王晓棠在刻苦顽强地跋涉于奔向京剧殿堂之旅初见成绩时，又要重新开始，跋涉于奔向话剧殿堂的征程上。她心无旁骛地跑群众、洗纱布，提高自己。虽然她作文曾在小学得过全校第一名，中学时演讲比赛在全重庆市得了第一名，在校参演过于伶的话剧《长夜行》、田汉的《南归》
等等，但对这些“光荣史”她只字不提，她知道这都是“小儿科”，眼下的她不过是话剧团一个
“小白丁”而已。王晓棠说，读过的书，学过的史，使我懂得：人要脚踏实地而志存高远。冬炼三九，夏炼三伏，要成就事业就得卧薪尝胆。
机遇终于来了。
话剧团的人对王晓棠五冬六夏练功不辍，已由新鲜而司空见惯。那一天是1955年新年刚过的大雪之后。人们都穿着棉衣在屋里围炉消寒，王晓棠却穿着一身枣红色单练功衣裤在白雪皑皑的空地上练功。空旷的操场上只有她一个人。忽然，月亮门里露出话剧团李壬林助理的半个身子：“王晓棠，你来一下。”王晓棠愣了一小会儿，李助理是一队的，平时和二队的她连话都没说过一句，怎么回事？披上军棉袄走进李助理的办公室，只见刚才从操场上一闪而过的一胖一瘦两个身穿当时流行的毛蓝布中山服的人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呢。静默，还是静默。王晓棠只好顺手扯过一张报纸心不在焉地看着。李壬林说：“练功哪？”“嗯。”王晓棠答应着笑了一下。又是静场。她看不见他们的表情，只听李壬林说：“好，去吧。”王晓棠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又去练功了。
隔了一天，在食堂的方饭桌上，刚主演完影片《土地》的二队男演员里坡故意端着饭钵坐在王晓棠对面冲着她乐。王晓棠和他当时不算很熟，1956年以后里坡才成为她的分队长。里坡说：“晓棠，这回不用折腾了。”这话从何说起？原来，到话剧团后一直跑群众、洗纱布的王晓棠，在得知大型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设女主角凤霞的B制后,就很想试一试。可是哪里轮得上她！争取的结果是：B制给了位姓戴的女演员,C制给了位姓韩的，王晓棠只排到D制。对这连排练几乎都是很难轮到的D制王晓棠，一位没报名的女演员嗤之以鼻：“不自量!”可王晓棠并不认为不自量，她用心地看A制凤霞的每场演出,做笔记,揣摩人物,把所学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尽量用上。有一晚，B制凤霞经过排练终于正式演了一场。王晓棠默默在心里作着比较,她认为自己可以超过她。她真诚地把具体感受告诉B制女演员,希望对方改进。同时向二队队长也是《冲》剧的副导演一再要求，能不能排练一下C制和D制的凤霞。后来C制的凤霞对了台词，走了地位，D制却毫无动静。天真的王晓棠在迫切希望能排自己的戏，焦急得寝食难安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冲》剧的导演，总政文工团总团的政委丁里。丁里是和崔巍早就被称之为“南丁北崔”的两大才子之一，温文尔雅。王晓棠记得，在一次重要演出前，丁里复排《冲》剧第一幕戏时，曾私下对王晓棠说了一句：“你的感情很准确。”王晓棠万没想到导演能在一大堆群众演员同台时，注意到她的戏！她由此认为丁里确实是个好导演。此刻,王晓棠想:丁导演一定更能懂得一个新演员要求实践的心情。她没多想就给丁里导演写了一封信。她忘了他是总团政委，也忘了他除了那句简单的表扬外，从没和自己接触过，当然更不懂得这封信还要经过小组长、分队长、队长、话剧团助理，再到团长、政委先看过，才允许上送或是不允许上送。王晓棠本来就能写，她拿出在学校的文采，洋洋洒洒写了厚厚一封，装在信封里就自己送到丁里的门上。那是个星期天，接信的人看信封上落款写着“总政话剧团二队王晓棠”，笑眯眯地说：“是你的吗？”“是。”“好，好，我马上交给丁政委。”他感到稀罕，文工团从来没人自己来送过信。
丁里很快把话剧团二队队长兼《冲》剧的副导演找去谈话。见了面说：“给你看封信。”队长看完信简直是大出意料。因为王晓棠在信里说“……我仅仅是要求先排练一下我的戏，达不到水准可以不演,也是一次提高。为什么不排D制？是因为我不会阿谀奉承？还是压制新生力量？”二队队长说：“丁政委，你看该给我什么处分吧。”丁里说：“怎么给处分，不会的。你去找她好好谈谈，当面听听意见。也许真有点才气呢。”
队长回来立即找了王晓棠，把上面的话说了一遍，然后说：你有什么意见，说吧。王晓棠倒好，一点也不含糊，把所有的看法统统端出来，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在外屋谈，里屋的人听了吓得不轻：看她平时不吭不哈的，到时候可真敢说！
话是谈了，二分队的“生活检讨会”也安排好了，内容是对王晓棠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进行
“帮助”。一位姓李的男演员说：“王晓棠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知道你越了几级吗？你也不看看自己，参军才两年，又没演过什么戏，在舞台上连路都走不好，凭什么非排你的戏！”另一位说：
“有意见可以提，找队长嘛。丁政委根本不认识你，你倒真敢写。你知道吗，你破坏了话剧团的好传统，从来没人敢越级告状！”王晓棠听着这些“帮助”，表现出的无所谓样子更让人生气，她说：“我认为我没错。三大民主才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张分队长只好收兵：“觉悟太低。下去好好想想。”
从此，名不见经传的王晓棠可在话剧团出了名，胆大包天！这也许是李壬林推荐她给长影导演的因素之一吧。里坡说的“这回不用折腾了”，指的就是这件事。要知道这是话剧团1954年冬天的一个小小事件呢。
勇敢而幼稚的王晓棠听了里坡的话，不知就里。里坡便告诉王晓棠，长影的导演林农、朱文顺要拍一部边疆反特影片，戏里的女主角是个少数民族姑娘，他们物色了几十个人都不满意，来求李助理。李壬林说：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形象好又用功，值得一看。见了你，他们齐声喝彩，太合适了，就是她！
里坡说：“去吧，好好的，你能行。”王晓棠一直听着，没说一句话，听到里坡这温暖的鼓励，她把头埋到饭碗边儿上，假装大口地扒饭，眼泪却滴答下来。是的，她已准备了很久，是该起飞的时候了。
《神秘的旅伴》于1956年春节在全国公映，饰演女主角小黎英的王晓棠一炮而红。观众来信雪片似的飞来，一群又一群追星的女学生涌进了总政话剧团，影片中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1956年夏，林农、于彦夫、谢添、王少岩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电影论文《锁不住》特地邀王晓棠来主演。
1957年，王晓棠在林农的影片《边寨烽火》中饰女主角，获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此间，王晓棠在轻喜剧话剧和电影《阳关大道》中饰演的主人公也广获好评。
《神秘的旅伴》于 1956
年春节在全国公映，饰演女主角小黎英的王晓棠一炮而红。观众来信雪片似的飞来，一群又一群追星的女学生涌进了总政话剧团
1958年，王晓棠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人还没到厂报到，导演严寄洲已定下她演反特片《英雄虎胆》中的反面人物阿兰。此片后来在国内上映经久不衰。在苏联公映时，王晓棠的伦巴舞一开始，影院里就沸腾起来，观众疯狂地跺脚、吹口哨。而且写信给八一厂厂长陈播，盛赞此片。这成了陈播“文革”的“罪行”之一：苏修都说好。
1959年，王晓棠在八一厂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海鹰》中饰民兵连长玉芬，更是英姿飒爽。
广大观众自1956年春节《神秘的旅伴》放映伊始，就发现了新人王晓棠。几年间，人们见她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却又都熠熠生辉的形象：彝族少女、景颇族少妇、国民党女特务、当代女民兵……观众钟爱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为她的美丽和才华，为她独特的风采。
王晓棠成功了，成为观众的偶像！面对成功，她却十分冷静。记者指着1958年《大众电影》上她的封面照片问她获得国际奖有何感想，她说：“这个奖是碰上的。我不得，别人也可能得。要做个好演员，我还差得很多。”
李壬林对王晓棠的成长一直关注着。他后来和王晓棠合作过两部影片：《边寨烽火》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他以“伯乐”身份评论王晓棠：真有出息。
里坡1959年也调入八一厂剧团，和王晓棠合作了《海鹰》。他是看着王晓棠从话剧团到八一厂一点点成熟起来的。对于王晓棠在表演上的成就，对她在任职导演、厂长后尊重长辈、爱惜同辈，尤其是大胆培养、重用新人的做法，他这个当年的分队长是暗自欣喜而少露声色的。此乃后话。
记者问，46年前，您因小黎英一炮而红。很多演员在第一个角色成名后就再难超越自己，而您却不断地又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您认为自己在表演艺术上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晓棠说：说成功，是相对而言。表演艺术和编、导、摄、美、录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庄严的创造性劳动。可能你尽了力，未必成功。也许你成功了，却有不少外来的因素。比如编剧写了个好剧本，导演照着人物选中了合适演这个角色的你，你也用心，于是成功了。但这是可一不可再，更不可三的事。第三部，第五部主要靠自己的综合实力。当然首先是鉴别力。我演过《英雄虎胆》后不几年，又有导演邀我在另部片子里演一个阿兰式的人物。我没接。我不能重复阿兰。那也不是个阿兰式的人物和好剧本。一个演员，为了银幕上三五秒钟镜头的成功，有时得花费比它多上千倍、万倍的时间去准备。而要取得一个半小时的整部影片的成功，花几年的功夫，不为过分。机遇更垂青有心人。机遇可以创造。不是说了吗？有志者，事竟成。
记者问：听说您有一个四川谐剧周恩来总理很喜欢，看了都笑出了眼泪。还听说您1961年想搞一台单人晚会，是出于什么想法？
王晓棠说：演员应该会各种门类表演形式的东西。这也是基本功。1961年陈播厂长到剧团来，讲话中说，现在有人举办独唱音乐会，咱们剧团有没有勇士站出来，举办一台单人晚会呀？大伙听了很振奋。我想搞一台单人晚会缘于此。
据记者了解，那时王晓棠会的节目比较多，可以列一个节目单：中外歌曲，舞蹈，自己创作的四川谐剧，诗歌，电影片断，苏州评弹，还专门去向刘长瑜学了一出京剧《卖水》。这台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单人晚会，王晓棠一个人得在台上折腾两个小时还多。团长李力和老演员刘季云看过王晓棠的排练，很兴奋，说是八一厂剧团可以向文艺界放一颗“卫星”。可惜这台单人晚会因王晓棠参加影片《鄂尔多斯风暴》的拍摄而后延，又因《野火春风斗古城》而再后延，当王晓棠以饱满的激情、成熟的演技创造了《野》片中孪生姐妹金环和银环，并在1964年以压倒优势荣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事业如日中天，进入她演员生涯的高峰之际，祸不单行，不但此届奖项由于江青阻挠未能颁发，而且“单人晚会”也就此夭折——厄运降临，“文革”来了。
峥嵘岁月傲霜雪：从颠峰跌入低谷，她却升华了
“文革”是从1964年就从高层内部逐渐洇开了。王晓棠的单人晚会夭折倒还事小，1966年夏，她参演的所有影片均被否定。不久，八一厂剧团贴满了揭发批判王晓棠的大字报，内容荒谬恶毒。王晓棠看看，不屑的笑笑。而这，更激怒了当权分子，大字报贴得更疯狂了。王晓棠此时特地去照了一张相，相片上的她军容整肃，英姿飒爽，尤其是那双眼睛，人说眼是心灵的窗户，此话应验在这张照片上真是再恰当不过。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出王晓棠当时面对强权那种镇定的抗争与心灵的明净。——好！1968年2月,王晓棠被“专政”。被“勒令”交代“窝藏反革命大字报底稿”的
“罪行”。王晓棠回绝：“我不能诬陷别人也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于是钢丝鞭、大木棍狠狠地打在了她单薄的身上。“专案组”的人认为，一个娇嫩的女演员，一打一吓也就招了，但是，直到王晓棠遍体鳞伤，还是那两句话：“没有。”“不知道。”“专案组”的人说“王晓棠厉害，宁死不屈。”在揪斗大会上，王晓棠把所有的“罪行”都揽过来：“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一个女同志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我真想上去给她献把花！”
今天的王晓棠这样说：“我不想表现坚强，但是，历史把你推到了那一步。我受了那么多年正统的教育，突然让我颠倒黑白我做不出来。”而那时，她不但理解了英雄形象的真实性，也对自己有了认识，她说如果在战争年代，可能自己不会成叛徒。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王晓棠受到人民群众的呵护。住在八一厂附近的一对青年工人夫妇，有一天写了一封署名信从王晓棠所住的破门板房的缝隙塞了进去。信上说：王大姐，我们每天看着您推那么重的车心里好难受。大姐干的活儿是苦的，心是累的。您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听说您像金环一样坚强。我们俩合计，从每月工资中匀出一个人的钱和粮票给大姐，让您保养好身体将来好为我们拍更多的好电影。王晓棠按照信上所约的时间、地点和他们偷偷见了面，没有收他们的钱粮，而是送给他们两枚自己仅有的毛主席像章。这是她惟一拿得出手的财富。王晓棠对他们说，以后千万别再冒险这样做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不让你们失望。王晓棠为了不牵连这对年轻人，忍痛烧掉了这封她很想保留的信。以至于今天，她忘记了他们的姓名。但他们的情意铭刻于心。
这时王晓棠的家,是一个9平方米的养鸭小矮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盆碗都漂了起来。王晓棠的隔壁住的是也被“专了政”的音乐家李伟才一家。他的女儿李佳正巧在王晓棠屋里，王晓棠对她说：他们整咱们，就是要把人的精神整垮。咱们一定要高高兴兴地活着。来，咱们唱歌，舀水。于是，两个人一边唱着“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一边嘻笑着把屋子里的水一盆盆泼出门外。王晓棠说，苦日子要当好日子过。一个人，只要自己不垮，是垮不了的！这话，她日后写进了《翔》的剧本，成为女主人公的人生感悟。
1969年冬，王晓棠和爱人被复员到北京市怀柔县北台上林场当林业工人，儿子小群被迫寄托在城里一个亲戚家上学。王晓棠每天和大山打交道，挖坑、种树、挪树，还要林粮间作。下大雨的时候，农民都收工不干了，他们仍要种树，正好省了浇水，叫做雨季造林。县武装部的干部、林场的领导、工人都很爱护王晓棠，尽量帮着她。王晓棠说，“文革”前拍片，我不可能用两年的时间深入生活，而“文革”使我全身心地有六年的时光和基层群众在一起。这是真正的深入，是我人生一笔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财富。六年间，王晓棠始终抗争着要回八一厂。安排她复员的人说：“打消这个念头吧，死了你也回不来。”王晓棠笑笑：“除非死了，否则一定要回来！”
记者问在林场干活的地方是否很远。
王晓棠说：多半很远，在大山上。我又不爱骑车。可是上山有很远的盘山路，如果不骑车，走路你得累死，而且人家都骑车早到了，你走到那儿也该歇工了。后来只好骑车。在下坡的时候脚蹬子掉了也不敢拣，根本刹不住车，弄不好会掉到山岩下。我们每天一早上山，种完了回来吃早饭；上午再去，种完了回来吃午饭；下午再去……每天三个往返。最快乐的是黄昏收工回家的时候，虽然我住的房子很简陋，但毕竟是回家了。大家路上都高兴。那时候北台上林场的水库，属于保密部分，地图上不标，现在成了大大宣传的风景区，就是雁栖湖。那时收工后我经常一个人掉在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很放松，会想很多。“文革”的时候什么文艺都没有了，只有八个样板戏和毛主席诗词不是反动的。我就给诗词谱了曲子，独自扛着铁镐，穿着没有了领章帽徽，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慢悠悠地高亢地唱着：“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曲调挺棒的，是一种抒发，一种自我鼓励——我一定要回八一厂！历史一定会正过来。我坚定地相信着。
王晓棠说，在林场落户六年，我升华了。“文革”前，我只是想做一个人民的好演员。可什么是人民？很抽象。可是经过“文革”，人民，对我是十分具体的。我的工友、邻居、农民、户籍警、老上级、同学、同志都是我的人民。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能重返岗位，一定要尽全力歌颂人民。“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对于我变得很有感情，很坚实，而非口号。
记者问：除了回八一厂，想过干别的吗？万一回不去呢？王晓棠笑了：你问得挺好。这也是很多人那会儿的思想。珠江电影制片厂当时来找过我，而且不止一次。欢迎我去珠影，干什么可以由我选择。我很感谢他们，也很赞佩他们趁此时机吸纳了很多人才的领导艺术。我推荐了不少人才，可是，我不能去。我一定要回八一厂。我对自己的条件进行了分析，我能回八一厂。这是原则，也是意志，绝不动摇。我终于回来了，可是，三分之一的伤亡，我惟一的儿子没有了。他叫小群，是个很有才气也学会了坚强的孩子。我们是母子，也是朋友。他得了肝炎本来是死不了人的。最后抢救三天，无力回天。他在病危的时候不断对我说：“妈妈，你吃点东西吧，妈妈，我们会胜利的，可是我们的代价多大呀！”他去世的时候十七岁半。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什么我都可以做得更好，超过以前，可是小群没有了，不可替代。他作文写得不坏，学油画也用功有天分，他的两位油画老师都很喜爱他。我的恩师吴晓铃也为他的夭亡写过一曲词牌。最后一句是：“恨不见爷娘百花园里再建功劳！”不说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历尽苦寒，再临绝顶——导演、厂长、将军！
1975年3月,在邓小平复出之际，凭着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在1973年的批示，王晓棠终于重返八一电影制片厂，再着戎装。
选择重返八一厂，是王晓棠跋涉于人生征程的又一重大决策，否则，也非今日之王晓棠。
王晓棠的确升华了。她自编自导自演了影片《翔》。影片说的是人民。她拍得很艰难，得到全国华侨、科学家的赞誉。1984年她正式改做故事片导演，六下洪泽湖，写出并导出《老乡》，影片也说的是人民。对于人民，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激情。了解她的人说，没有激情的东西王晓棠不会去写，更不会去拍。
正因为《老乡》拍得有文采，又展示了导演能凝聚人心的组织才能，1988年王晓棠被总政治部任命为八一厂副厂长，大校军衔，主管生产。她请求领导允许她只干两年，还去当导演。谁知干了四年，于1992年提拔为厂长，1993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成为八一厂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厂长，中国电影史上从明星到女将军之惟一。
当1995年世界电影一百周年，中国电影九十周年之际，王晓棠被专家们从1905年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影片的女演员中，筛选评定为寥寥十数人的世纪影人之一，和胡蝶、阮玲玉等老前辈明星齐名并列。对于这一殊荣王晓棠感慨系之：她们是我母亲的偶像明星啊。
王晓棠这个厂长当得辛苦，但当得大有人心。剪辑师刘先林说：王厂长改片子是一绝。老剪辑师郑士英说：没有晓棠厂长就没有《士兵的荣誉》。另一位女剪辑师在写给她的信中说：“……你担任了生产副厂长之后，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同你面对面的接触较多了，尤其是《中国霸王花》《兵演兵》，直到去年的《弹道无痕》，对你那种敏锐的观察力，超常的记忆力，那种准确的艺术感觉……我们真是佩服得要死。《霸王花》及《弹道无痕》几次大的改动，开始我们都持怀疑态度，但修改后，完成了双片，我们感觉到了改动之处的必要和为本片增加的光彩、艺术感染力。特别是放了一段后再看片子，感受会更深。所以后来养成一种习惯，审片听意见时，旁人的意见听的不太认真，但你的意见，是字字不漏……你还不知道吧，你讲话很有一种吸引力的，一种魅力，能够掌握住整个会场，抓住每一个人。这种力量一是来自你在全厂的威信，二是你个人的魅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听说你们经常看样片到很晚，希望你注意身体，特别是注意吃饭，营养的搭配，平时要多喝开水。我总不见你喝水……”王晓棠和许多剪辑师都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建立在剪辑台上，建立在由于王晓棠厂长的参与，影片的许多平庸、琐碎之处在重新剪辑之后变得精彩、凝炼起来。
王晓棠和编、导、摄、录、美等主创人员以及政治技术行政部门的干部是朋友是同行，和化、服、道、照明、烟火甚至花工、战士们是战友，也是长辈。拿出优秀影片的前提，首先要尊重对方，共同遵循艺术规律，按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原则办而不是行政命令。她爱才，培养、使用了许多艺术、技术、政治、行政方面的中、青年人才，这些人至今是八一厂的骨干。她导演自己的影片《老乡》时，启用的摄影师就是两个年轻的摄影助理。有人事先怀疑“这不是拿自己的作品开玩笑吗！”但实际效果较好。她任厂长后，拍一部动作片时，启用了一个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新人任导演。连教他的老师都认为，王晓棠的胆子真大，影片《冒险的美国女人》的两个导演、两个摄影都是年轻人，有人说一下用四个新手太玄了。结果，影片挺好。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王晓棠说，谁都有第一次，谁都曾是新手，要给他们机会。他们拍不好，我们可以帮他。做厂长，就是服务，要无私无畏地把自己全部精力、才智，在编、导、演等方面所有的聪明，无偿地奉献给他人，使影片成为精品。什么是精品？就是要讲究而不将就。
（《大众电影》记者梅子。转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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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3 09: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