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姝

静静的午后，透过窗玻璃的阳光暖暖落在肩头，正是读书的好时辰。我也恰恰在读一页页颇合心意和时辰的文字。是南子的散文集《游牧时光》。起初，读的是文字，是描画出真实游牧生活场景的素朴文字之美，带着对所知甚少甚至陌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猎奇和新鲜。渐渐地，读出附着在文字后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厚重和博大，以及蕴藉在牧人日常中的细节之美、生活之美。后来，随着日头的西斜，越来越淡的光照亮了心底缓缓升起的忧伤：那文字描述的一切，那曾经鲜活且恒久如一的游牧时光，那辗转过千百年历史风云的草原文明，已经渐行渐远，不管我们如何失落、惋惜、哀叹，它巨大的背影模糊于滚滚烟尘。心头不由涌起阿麦特·拉西姆所说的：“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这种已逝之美带来的忧伤，于我，甚至每一位有心的阅读者，都是难言的。于作者南子，应该是痛定思痛、忧伤之后的清醒之举:用纤弱手中的笔,记录下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历史真实。她有着自己小小的野心，正如她所说：“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绝不是对游牧生活的猎奇，而是对边疆游牧文化一种挽歌式的记录。”

从2005年起，游牧生活作为写作乃至心灵中的重要符号，被南子持续地铺呈。她被草原这个缓慢、空旷的生存空间，以及牧人感应自然节奏迁徙的游牧时间，营造出的文化景观深深吸引。她感叹游牧民族性情中的真挚豪爽和身体里隐藏的神秘游牧本能，关注现代文明冲击下古老游牧文化的剧烈变迁，留心定居方式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深刻改变。她愈是观察得入深，体贴得入微，她愈是发现古老游牧生活蕴含着的独特之美，愈是倾心于游牧民族坚韧、务实、生命至上的文化精神；她对这种独特之美发现的愈多，她的忧思就愈发浓重，对孕育、含纳这些独特之美的已经或行将消失的游牧生活就愈发珍惜。人类文明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失去的都可以找回，对于文化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南子的这本《游牧时光》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意义不言自明。我不知道，当南子略显娇小的身影奔走在沙吾尔冬牧场的茫茫雪野、奔驰在离那拉提旅游区不远的山谷时，当她目睹了禾木村桥头聚集的“长枪短炮”、肃南旅游表演性质的裕固族民俗后，她内心的愤慨、受伤、悲叹何其难耐，然而我却从她的文字中体味到理性、从容和客观。对于诗人的她来说，这种从容、客观、理性略显平实，中规中矩，却恰好与本书挽歌式的“记录”的性质匹配（或许是她的有意为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文化学价值。

“每一次叙述等于一次再认识。”这种再认识对南子而言，是多么丰厚的一笔心灵财富。《游牧时光》中的具体记录对象，不少已经退出了俗常的生活，如神秘莫测的女巴克斯（萨满），瑰丽华美的裕固族“头面”（民间手工艺品，佩戴编织于发辫中），裕固族婚俗仪式，定居木垒的乌孜别克族人的母语等；不少正在慢慢地逝去，如哈萨克族阿吾勒（部落）组织形式等；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新生的事物，如机器绣制的有动物图案的哈萨克服饰，乌孜别克少女手中的绣品中除了传统的羊角外还有一朵朵的棉花图案等。所有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变化，是历史帷幕开合间的纷繁退场、出场，是当前现实社会的一种流变，也是人的一种流变。当越来越多的游牧民族的年轻人无视这种流变、安于这种流变、追求这种流变时，汉族身份的南子以“在场者”姿态深情潜入、如实记录这些流变，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记录对象盘桓、纠缠、幽暗、诉说并演变着历史，从而构成新的历史，而这一切都是她“与写作相遇的宿命”。这种宿命，在我看来，需要丰饶而坚实的内心，需要充沛和持久的激情，需要敏锐灵动的才情，更需要勇敢有力的担当。这种宿命，也注定了南子的写作脱离了当前猎奇、观光等蜻蜓点水式的写作窠臼和轻松、见惯的为文套数，具有了活泼泼的质感和风骨，奠定了她写作的较高基点。

读《游牧时光》，多多少少让我想起了奥尔罕·帕慕克那本著名的散文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读那本书时，我被那个陌生的、带有异域色彩的忧伤之词——“呼愁”缭绕得恍恍惚惚、不明就里。定下神后再想，或许，那“呼愁”充满了奥斯曼帝国斜阳的忧伤，是由对过去辉煌帝国的自豪，对国家民族现代化走向的犹疑、忧思，对历史辉煌和现实困顿的感伤、游移等，交织融汇而成，并成为民族集体意识中的一部分。这样想来，阅读《游牧时光》伴生的忧伤之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草原游牧文明远去的留恋和惋叹，也许不是一时、一世的，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像阿克库娜尔成为哈萨克人的传奇，“西至哈至”成为甘肃尧熬儿的精神故乡，“忧伤”也会成为曾经的游牧民族集体情绪和共有文化的一部分。好在，南子告诉我们：不管在哪，不管什么方式，世间本无隐逸之路，而只有生活。

                 2013年4月24日夜于雅山

   （本文刊于《新疆日报》2013年7月9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