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厦大师生（续）

石文英

（厦大中文46级，中文系退休教授）

怀念逝去的老师

余謇老师是当年中文系主任，给我们授课时已是发鬓尽白的老人，但气度轩昂。他的诗词课最受学生欢迎，讲解时声情并茂，淋漓酣畅。外系学生来旁听，没有座位，就挤在课室外走廊。上世纪90年代，余老师女儿来厦大，我陪她找寻余老师当年的宿舍旧址，并到图书馆查阅当年的讲义。无意中在古籍室发现余老师的十几种论著，篇幅都不大，但门类多，包括文字学、训诂、音韵、史部驳证等，均为油印本和手抄本，字迹和装订十分工整仔细。一个甲子（60年），悄然静卧在书库里，未经出版刊行，十分可惜。

（晚年郑朝宗先生）

新中国建立第二年，余謇老师退休，推荐刚从英国归来的郑朝宗老师继任。

郑朝宗老师当年上《世界文学史》，也是一门热门课，外系同学旁听多。他讲课语带幽默，很生动，且有精彩片段。他讲但丁的《新生》和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至今还印象深刻。1957年，厦大成立华侨函 授部语文专 修科，需要教师。经郑朝宗老师引荐，学校通过中侨委把我从鞍山调回校。就在回校的当天，《厦门日报》上赫然几个黑体大字：“打倒福建省大右 派郑朝宗”，我惊呆了。从鞍山临行前我收到郑老师一封信，信中洋溢着对新中 国成立后翻天覆地变化的赞美和喜悦之情，并说我回校，当有“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怎么几天功夫，成了大右 派？太不可思议。1957年是一个不祥而阴冷的 凶年。九月份，厦门还是酷热，到学校报到，校园里却是一片隆冬，空气萧索，没有阳光，没有笑容，来回的是一幅幅冰冷的面孔。人好像突然变态，成为没有感情的枯木。我对不起郑老师，不但没有登门拜坐，见到郑老师低头匆匆走过，也不敢上前打招呼。

三中全会后，80年代初期，被打成另类的师生获平反。郑老师恢复系主任工作，他心情愉快，意气风发，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之余，每晚还带青年教师学英文。几年中，中文系工作进展很快。

晚年郑老师精神有些恍惚。我几次看他时，他都叮嘱讲话要小声，说窗外有人监听。有一次我刚进门，郑老师急步走出，满脸惊慌，说：“你还敢来！快判处死刑了！”我一阵心酸，反右对他的刺激和伤害太深，太残酷，以致40年后，仍然驱散不了那一场可怕的梦魇。郑老师和钱钟书友谊甚笃，钱钟书去世后两年，郑朝宗老师仙逝。如今在仙界，他们可以放心地畅谈一切了。

（晚年黄典诚先生）

黄典诚老师的训诂音韵课，我当年因为一心想当作家，对之不感兴趣，经常旷课。和黄老师接触较多是日后的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蔡师圣被“隔离审 查”，编在同一组，负责打扫芙蓉二走廊，然后挑粪浇菜，还要像傻瓜一样地狠敲脸盆驱赶麻雀。黄老师是“死老虎”，他在1957年我回校时已成编外人员，离开了讲坛。牛棚里劳动不同一个组，但天天见面。他经常被喊去陪斗，后来被判20年徒刑下狱，80年代回校。他曾告诉我狱中情况，说蚊子很多，满墙壁是蚊血，又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他就闭眼构思论文和专著。黄老师是早年厦大的高材生，为学甚勤，据说学生时代常背字典。晚年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正在床上背长诗：《焦仲卿妻》。

教我们《文选》的是戴锡璋老师，他有点口吃，讲课时爱翻白眼。我们有时故意找些问题问他，他就翻白眼，装出特威严的模样批评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于是又翻了一两个白眼。听说他掩护过好些地下党同学，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朱以书老师上《中国文学史》，圆圆的脸圆圆的黑框眼镜，上课时低头念讲义，如喃喃自语。他好像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同学尽管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也都不愿意起哄。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虞愚老师讲伦理课和逻辑课。他是最摩登的老师，有别于其他老师的一袭长袍，他西装革履，外加轻巧的小手杖，戴浅色墨镜。我回校时他已离开厦大，据说调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校做一次佛学讲座，几周的全课程我都去听了，受益匪浅。回京临别时，虞老师送我一幅对联：“一灯青到海，四顾我为峰”，这当是他的为学心得，也是对我的勉励。虞老师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公交车下车时还要扶我。几年前我在一位朋友家看到四厚册虞老师的专著因明学理论。大概出版于上世纪困难时期，是再生纸，纸质粗糙，纸面黯淡。近几年不知有无改版重印。

文革中惨死的林莺老师当时是中文系最年轻的教师，最和蔼可亲。见到我总微笑着叫一声“文英！”他美满而勤俭持家的家庭，是厦大公认的教工家庭表率。我们四年级时他讲文学理论。文革中他突然惨死在井中，震惊全校，死时仅五十多岁，人人惋惜。

（文转自2012、06、03厦大校友总会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