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文】的第 15篇文章​

​读翻译作品常常是个头疼事：缺乏好文笔带来的阅读快感，就很难做到孜孜不倦，需要不停告诫自己“此书很重要、评价高，应该读”云云，才能坚持下去。但读到兴味索然之时，感性免不了要揭竿而起，将理性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三脚。

这样的交战也不知从小到大一共经历了多少番，最终的胜负则很明了：如今我于外国文学全无涵养，济慈（Keats）和叶芝（Yeats）还总傻傻分不清楚。一直到近两三年才发愤，觉得既然译作读不下去索性咬牙读原作，算是刚刚入了点门。

庆幸逢到好时代，不懂西方文艺也不为蒙昧，大可以坦坦然地阅读中国作品。要是早生个二十来年，海子、顾城那会子，中国的文艺界西学当道，大学生书架上摆的全部是翻译来的洋书，以我年轻时候傻乎乎跟人争短长的劲，估计得把自己逼疯。

再向大家提供一个细节，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身上带着四本书，是《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德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无一本中国书——当年西风之盛由此可窥。

可惜多少年来西风吹拂下的翻译文学总也开不了花。由外文翻译而来的中文，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流畅优美”而已。领略过鲁迅的漂亮干练兔起鹘落，张爱玲的明艳端方光彩照人，区区“流畅优美”又怎么入得了眼呢？更何况相当大一部分作品还达不到流畅优美的层次。

翻译作品不好，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以一流译者群与一流作者群相比较，前者显然不及后者的才华恣肆。这里的才华是指创造力，文字的驾驭力。我相信每一个翻译家都或深或浅地埋葬过一朵凋落的创作梦，然后才于花冢处植一株翻译的青青小苗。当然，很多一流作家也治翻译，但一流作家译作的文笔也多远远不及他的创作。

余光中自己写的诗里有无数佳作，像《蜀人赠扇记》啦，《珍珠项链》啦，《白玉苦瓜》啦，很多诗行读了就不会忘记。在书籍匮乏的少年时代里，我偶得一本他的诗集，如珍宝似的捧看，最喜欢的是一篇《蜀人赠扇记》，一首充满缠绵情思的长诗迤迤逦逦写将下来，近结尾处以四行规整的七字短句将漫溢的感情收拢住，方收拢，却又从末一行化用古典的长问句中喷薄而出。放敛之间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曾令年少的我反复吟诵，不知倦怠。

但是，他的译诗呢？译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最后那天马行空的四句，他的翻译是：

于是你俯身在熊熊的炉边，

有点惘然，低诉爱情已飞扬，

而且逡巡在群峰之上，

把脸庞隐藏在星座之间。

单看这译诗，真不觉得好。造作，不和谐，读起来也不上口。 只有找来原文〔1〕，再找来冰心等其他几位译者的版本对照了，才看出余光中花费了多少的心思。韵脚无误，句式也尽量保持一致。而且，译诗中略觉得碍眼的词比如“逡巡”，对照了原文才恍然大悟，原来它是 pace这词的最佳配对，余光中一定是费了好一番拣择，考究到了极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了。即便译者拥有一流的文字驾驭力，他也往往会将这份才华运用在与作者的对话上，而忽略与读者的对话。或者说，他的焦点更多在原文与译文的横向关联上，而非译文自身的纵向演进。有时候，寻觅到一个精确无比的匹配，译者甚至明知它不合中文表达习惯，也还是无法割爱（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找到准确词汇太刺激多巴胺分泌了，抵抗不了！）。这大约也是为什么面对艺术作品，创作者群体和非创作者群体的评价有时会出现很大差别的原因。译者倘若存有自觉，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调节焦点，但完全纠偏也还是较难做到的。

而且，很多作家从事翻译，出发点就是吸纳外国语言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写作。他的关切根本就是在横的方向。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提升文笔的方法：要想文笔好，外文学到老。外文系常常出名作家，这现象在台湾尤其明显，白先勇、余光中、朱天文、龙应台、陈若曦……统统都是外文系出身，中文系反而没出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群的外文水平也不低，很多人都兼事翻译。

翻译的过程，既提供细细体味别国语言特点和优长的机会，又可训练快速而精准组织语言的能力。

回到主题，翻译作品不好，还有第三个原因：

语言之间本就有难以沟通处，纵然是天才也无法弥接。海归或外企白领说话常蹦外文单词，你觉得他是在装 ×，但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汉语中无对应的词。举个例子，像“impress”这么利落的中性动词，中文里就没有能与之匹配的。我做翻译时，有时按语境会译作“哗众取宠”，但总觉得贬义太浓；拔掉贬义的话就只能译成“给……留下深刻印象”，又嫌累赘呆板；“让人记住他”稍微好点，但不是每个语境都适用。我常常由衷赞叹 impress 真是个妙词，身段玲玲珑珑，却足堪大任，能准确描述一种极其普遍的人类行为 / 心理，而且看词面就能会意，发音又与词义契合。我要是有个词汇后宫，impress一定是英文宫第一贤妃。

再比如，双关用法也很难翻译。菲茨杰拉德据说文笔最佳，《了不起的盖茨比》每一句都值得背诵。这部小说是这么结尾的：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Current 有“水流”和“当下”这两层意思，在这一句中别具匠心地合二为一。汉语里却无法传达这份匠心，武宁坤译作：“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台湾的乔志高译作：“于是我们继续往前挣扎，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浪头不断地往后推。”两个流传最广的本子，于结尾处统统没有译出彩来。

又比如翻译诗歌，韵脚就是个问题。押韵是句与句之间的外交，太重外交，内政有时就难搞了。

由上看来，作家的创造力是靠具体的词与句来承载，每一词都有其明暗色泽，每一句都讲究快慢节律，且句与句之间还有彼此的应和反复。如果在这些具体的地方存在许多难以沟通之处，无法亦步亦趋地传递其妙趣，作品也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文学的光彩；也许它还建制宏伟且主题深邃，但要宏伟不如去读历史，慕深邃不如去看哲学，向文学当中寻觅，终有些缘木求鱼的感觉。

最后，还有个翻译姿态的问题。

翻译的“信达雅”三字箴言里，“信”字就那么当仁不让排第一吗？我们对于翻译对象，始终还是仰视的姿态，如迎圣女，绝不敢想象去轻解她的罗衣，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莫言作品那样男欢女爱一场。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莫言能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葛浩文的翻译，他采用整体作译的方法，很好地规避掉了莫言语言的缺点。莫言小说的英文版我没读过，之所以愿意相信顾彬的说法，是因为一来顾彬一向靠谱，二来我从头到尾读了他的《蛙》，并浏览了他其他一些小说，感到以这些作品得了中国人引颈企盼多年的诺贝尔奖，倘若不是翻译为他大大增了色，实在叫人情难以堪。

其实这真的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作者难道不希望有优秀的译者来增加一些创造，为因语言转换而失色的作品补个妆吗？想那“信”字的当头一棒喝，丧掉了多少油菜花同学的“译胆”。而平庸的译笔，又败掉了多少读者对外国文学的胃口，从而辜负了多少殷殷期待的异国作者们。

当然，一路讨论下来，都还是将范围限定在好译者的诚心之作上，至于国内翻译界的种种怪现状，翻译作品的种种含混了事、逆天错讹、偷龙转凤、面目全非……那真是罄竹难书了，本篇也就不多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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