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旗煊》创作谈

                                                    ——李衔夏

中篇小说《旗煊》完成于2014年9月，发表于2016年2月，换言之，这部小说已经挥动着电子邮件的翅膀飞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儿子于2014年7月出生，名字就叫“旗煊”。当时我看着呀呀啼哭的他，内心对自己说：我要以他的名字写一篇小说。因此，《旗煊》后来成为我发表的第四个小说、第一个中篇小说，并且奇迹般地被《小说选刊》转载，某种程度上说，是儿子带给我的运气。我之所以认为被《小说选刊》转载是奇迹，不是说这有多难，当然它也确实很难，我更侧重的是，在我的印象里，《小说选刊》以稳重大气的现实主义精神为选载宗旨，我这部《旗煊》怎么看都像是东邪或者西毒，万难想到会入得了法眼。由此我想到，这样的结果与《都市》杂志全体同仁（尤其是责任编辑高璟老师）的大力推荐（头题刊发、后续跟进）不无联系。在此，我要再再……再次感谢《都市》，感谢高璟老师！

我是通过公共邮箱投稿的，我在中午将近12点时投出的稿件在12点多就被打开了，当时我早已习惯了石沉大海，因此也并未有所期待，但令人惊喜的是，将近14点时竟然收到了留用通知，回复者是高璟老师，她放弃午休坚持看稿，不可谓不敬业。高璟老师在留用通知里先是令我受宠若惊的一番美言，想来她应该属于性情中人，后来通过网络和微信阅读到她更多的文字后得以确认。邮件后面提到了要推荐《旗煊》，语气多少流露出一丝忐忑，可想而知，她对《旗煊》的感情是复杂的，爱它的怪，却又担心它会死于自己的怪。不久之后，我收到了高老师发来的刊发通知，她的欣喜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如此兼具慧眼与态度、又厚爱作者的文学编辑实属珍罕。后来我又投了一个更怪的短篇给她，引发了她对当下主流文坛的感叹，并鼓励我坚持自己的风格和道路，此言令长期走在黑暗隧道里的我看到了出口的光点，大大坚定了我的信心。

回到《旗煊》的文本。构思之前，我暗暗思忖，要写一部以人物撑起的小说。《旗煊》里的女主角是有原型的，是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女孩，我并未跟她说过话，但对她跟邻座陌生朋友聊天的一番话印象深刻，部分对话被我写进了小说开头的车厢场景里。她说：我常年漂泊在外，讨厌自己的家乡话，因此苦练普通话，练到没人能听出我的来源，我就向不同人编造不同的故乡。她代表了一群神秘的人，处于世界之内、社会之外，这群人生活得自由、豁达、精彩、浩荡。这群人既是现实存在的，又是虚无缥缈的，完全符合我对小说虚实相生的追求：以实为质地（实才可信动人），露一个虚的出口（虚才精彩绵长）。在《旗煊》里，我设置女主角到了最后不知死了还是逃离了，男主角也不知道女主角究竟是否曾真实存在于他的生活里，这又是一种虚。除了开头的车厢场景，后面全部情节都是虚构的产物，里面融入了我生活的点点滴滴，邂逅原型女孩那一幕就像一个点，延伸出一条没有尽头的射线。

《旗煊》换个名字或许可以叫做：自由与情感。女主角之所以有这样的生活，完全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后来因了情感的影响（一是对男主角的爱；二是在陈村受到卢炳森与孙婆婆的爱情触动），尝试回归正常生活，嫁给男主角，但最后还是受不了世俗生活对自由的约束，选择了离开。主体脉络就是自由与情感的博弈，最终自由赢了。青年评论家李德南曾提到一个观点，大体意思是：当下的世界文学都沐浴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光辉下，如果哲学潮流一直不出现变革与更新，文学的思想境界就将一直停留在当下这个层面，他呼吁新的哲学思想带动文学走向下一个时代。其实，我在内心一直酝酿着一部哲学的著作，在我看来，它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对存在主义是有反思和突破的，我期待通过五到十年的时间进一步思考成熟，把它付诸笔端，并切实作用于我热爱的小说创作。在《旗煊》里，我更多探讨的不是存在的困境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问题。女主角虽然不是完全的妓女，但也经常以肉体谋生。到了最后，女主角在婚宴上当众拒绝了男主角，使男主角又羞又怒，男主角精神反扑，向女主角施暴。这就涉及一个关系学的问题，女主角认为男主角之所以会施暴，完全出于对她不洁身份的蔑视：他认为不管如何对她，早已习惯男女关系的她都不会因此而去死。因此，她要死给他看。爱为什么会产生恨，就是因为情感并不能完全密合两个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情感是从每个个体人身上由内而外生发的，它止于别人的身体。女主角为什么渴望自由，正是因为她深刻地认识到，情感的射线是有尽头的，一旦强化了关系，个体的独立性便自然削弱，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便不复为完整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