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分配不公

昨天与部分朋友交流中国革命与改革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的5年或10年，中国将面临着一场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由领导集团主导的社会改革正在进行。何谓改革呢？就是由执政者来主导的改良。但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革命的因素也在成长。何谓革命呢？就是由非统治者来主导的，由民间的、社会的力量来主导的一个行为，是由民众、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所造成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它是不可预计的。但是会对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势产生极为大的影响。昨晚交流会上有长沙一些比较大的投资者在现场，所以我就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因为你手上有大量的财富了，所以你是希望这个社会稳定一些的。反过来那些没有恒产的人就没有恒心。比如说在这次中日矛盾中，湖南的有些大的商场很快就被抢、被砸，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这是谁去做的？我相信，那些家里有很多财富、有身份、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全世界。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交易，失去的锁链，获得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谁都愿意去做这种事。所以，未来这个社会他会有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去变动，也是我们这些做股票投资的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我昨天讲过的主旨，也就是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改革究竟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有人有一些具体的看法。当然，真正要怎么去改革，应该去问国家领导人。我当然也会说要怎么样改革，但是这个我们说了不算，要由他们（指国家领导集团）说了才算。但是，我们也能从逻辑、从社会分析去看这个社会的改革应该怎样进行。通过改革来避免革命的发生，因为革命是流血、是暴力。革命像洪流一样去摧毁这个所有的社会财富。一切有良知的人，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是反对革命的，不希望革命出现。希望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良性的、有序的、通过变革的方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达到这个社会的转型。    

接下来，我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对改革的一些看法。现在有人讲，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特别“惶恐”。何谓惶恐？就是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给人一种紧迫感。我们这个社会的惶恐他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精英害怕革命；统治者为什么采取那么多的措施来维稳呢？他是担心有一种力量来突然爆发行成一种革命。举例说，目前在城市中的农民工2.5个亿，分布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还有学生、未就业的及失业的人口5千万，这两个群体加起来3个亿。这3个亿的人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确定性。而且他们的财富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些人对这个社会的预期和诉求是有很强烈的愿望的。但是当前这个社会的现状，无论是投资性的收益，还是工资性的收益都处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希望都很渺茫。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的腐败，社会的阶层开始固化。所谓固化，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大家知道，以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考上的农村的小孩子是很多的。因为只农村小孩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考上。但是这些年来，考上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农村来的小孩非常的少。因为教育慢慢地不公平。另外，当官的人的孩子当上了官，成为了“官二代”；富商的孩子继续做富商成为了“富二代”；演员名流的孩子还是演员名流仍是演员名流，仍在上流社会。这年头，就把基层、底层、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给占据了。所以就形成了“社会阶层固化”。这些社会阶层固化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是是缺失信心的。所以从当局来讲，从执政精英来讲他们是害怕革命的，害怕陈胜、吴广式的暴力起义，其实前段时间的反日游行活动就是一场预演。在全国很多城市发生了“打、砸、抢”的事件。

    第二，商业精英害怕清算。民间的经济经营者的害怕，刚才所讲的是执政者的害怕。经营者的害怕，就是富人害怕劫财。由于现在还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一个合法的制度来拥有财富，并而且让你的子女能够合法的继承这个财富，让你的下一代子女还法的继承财富，让你世世代代传下去。 现在看来，重庆事件以后给大家一个警示：就是说这种集权政治，他可以让你一夜之间破产。大家知道，现在揭露出来，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这个事情，很多所谓的打黑，实际上是一个侵占行为，是一种对财富的侵占行为。整个重庆的打黑活动中收下的财富，没收了几千亿人民币以上，重庆所有案例的判决，最后都是一句话，“没收全部财产”。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拥有1千万、5千万、1个亿或10个亿统统都是“没收全部财产”这一句。这个就给人看到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即你的财富是没一个很稳定的法律来保障的。

    第三，知识精英害怕社会的法西斯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进民退”的情况下，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改革是为了打破垄断，打破国有，但实际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国有的垄断却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看最近，北京的雾霾，空气质量非常差，包括我到长沙见到这个地方也是雾蒙蒙的一种天气，飞机两分钟后要降落了，还看不见地面的一个情况。这个所反映的就是中国的油品问题。我们所用的油品是一种高含硫的油。这种油，由于油品质量极差，通过汽车发动机的燃烧排出的尾气，PM2.5值非常高。只要空气中的水份比较多，雾气比较大，湿度比较高，这种烟尘就与汽车排出的PM2.5行成一种低空的雾霾，这种雾霾对人体的伤害是极大的。因为PM2.5它可直接进入肺泡，直接导致肺癌发生，北京最近10年来肺癌的发生率真增长36%，成为第一杀手。但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这两桶油你拿它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油卖得跟美国一样贵，但是油品质量却是极差的。奥运会期间为什么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么好呢？这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首先，首钢搬走了；然后，山西、内蒙、河北的所有的工厂全部停工。在这些前提条件下，还把北京汽车所用的油改为精炼油。就是大庆油田提供精炼油，通过再一次的提炼，来降低油中的含硫量。所以我们国家体制的确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即政治精英害怕革命，经济精英害怕侵占，知识精英害怕这个国家向一个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一个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发展。所有社会精英有他们的忧虑，那解决这些忧虑怎么办呢？靠改革，所以李克强上台后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我们要认真地去理解李克强讲的这些话。我们现在最大的红利是什么，是改革！你必须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什么，就是要面对这些社会矛盾，同时必须采取措施。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靠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拉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靠三个轮子：第一是投资，第二个是出口，第三个是消费。现在我们这三个轮子同时都出现问题。

我们的出口由于欧洲国家主权债务的危机，由于美国的财政干预，所以西方对中国的商品需求在大幅缩减。我们国家最高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出口拉动占整个GDP的76%，也就是说100块钱的GDP国民收入中有 76块是靠出口拉动的，这个在全球应该是居第二位，最高的是德国，占了80%。这就意味着若减少生产，国家就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是一个产能过剩的国家，钢产量是9亿吨。我们国家根本是用不了那么多钢材的。我们的服装产量、玩具的产量、钟表的产量、轻工业产品都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

第二个，投资出现了问题；这个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第三个，消费拉动出了问题。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统计。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一个世纪的56%降到现在的37% ，这个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一直在下降，为什么下降呢？很简单，就像我们现在在坐的人都最有家有口过日子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去消费，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是不安定的，老人说是为了养老，再往下是为了孩子读书，再往下就是为了看病，再往下年轻人为了买房。但是，在西方这些现代国家，所有这个看病也好，医疗也好，养老也好、所有福利都政府财政帮他们解决了。欧洲人很简单，上半年赚了5千欧，他下半年就去旅游了，去度假去了。到明年再想办法赚7千欧，再到哪个地方度假去了，去滑雪去了，去游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用担心，他老了以后会有什么问题，他也不担心他病了以后会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国家都给他解决了。一个好的医疗制度、一个好的福利制度，一个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使人用心、放心去消费。但是，现在中国不行。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钱全拿去消费。我们要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投到股市再赚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稳定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想要发展，我们就要去解决这个经济上的这三个轮子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就要扩大国内消费，就要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我们的医疗制度必须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要改革，我们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改革。现在财政一年收10万亿的税，还有9万亿的税外收入，一共19万亿，占了GDP的将近30%，但是这个钱并没有用来老百姓的身上。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依然是今天压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三座大山。所以表面上看来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问题，改革才是核心。

再举例说这个社会现在不稳定的问题，也是要改革。社会为什么不稳定呢，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官员的腐败，第二个是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因为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所以这个社会就出现了很多情绪，抱怨的情绪。而且这种贫富的差别的扩大，并不是因为那些富人，他特别地勤劳，不是因为他起五更、睡半夜。真正起五更、睡半夜的是那些穷人。他富也不是因为他搞科技发明，比如说像袁隆平这样的，搞杂交水稻，把产量搞上去，给中国人民造福。让全球的水稻产值翻了几倍。况且，袁隆平也不过一次奖励500万元。但是，你看拉出来的这些贪官，开始是几百万，后来是几千万，后来是几个亿，现在是几十个亿。他这个钱是哪得来的呢，是劳动得来的吗？是勤奋得来的吗？不是！是智慧得来的吗？也不是！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钱权交易得来的，是金钱和权利交易得来的，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得来的。

讲一个你们湖南的例子，在北京一下子把某某银行的那个行长给抓了。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行长是个极为低调的人。他作为这么多年某某银行的总行长，外界就没人知道他，从来不上媒体，也不上报纸的，突然一下就被抓了，被爆光了。但又为什么被抓了呢？是因为他跟一个湖南的案子有关。湖南高速公路要修一段从上海到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过湖南的大概有500公里，这500公里就是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按国家规定，湖南自有资本金必须占50%，但是湖南的高速公路没这么多钱。他们通过关系就找到邮政银行。邮政银行说，我贷给你30个亿，这30个亿可以长期作为你的湖南高速公路的资本金来使用。前提条件就是，要给百分之几的回扣。30个亿的百分之几的回扣这个数字就大得不得了。大概是1亿5千万。1亿5千万除给了1500万的现金以外，剩下的就把湖南某段到某段的高速公路，多少公里，这一节所需要的沙、石、水泥、沥青、钢筋全部由陶行长的一个亲戚来供给，折算1亿3千5百万的收入，再加那个1500万，总共1.5亿。单从这个例子来说，是因为这个陶行长特别勤奋，特别聪明，还是他了科技发明？都不是，仅仅是国为他掌握了贷款——国家资源这个权利。他就可以把这个权利转化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其实这个30亿，对于他这个邮政局银长总行来讲是笔很小的数字，但即便是这个很小的一个数字。他就可以为他的亲戚、为他的朋友谋取1亿5千万的红利。你说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你真正在那个地方，起五更、睡半夜有几个人这一辈子能够赚到1亿5千万呢？你是不可能赚到的。所以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就在于劳动者、勤奋的人、正派的人，你不能获得财富。而他们这些有权势的人，这些权贵，他可以通过一个交易换来巨大的财富。你说，一个公民，你会对这种财富表示很满意吗？你肯定不满意。

所以，社会不稳定，它就必须要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你必须约束这个官员的行为。你要约束这种权钱交易发生的几率。怎么约束呢？那就是政府必须全面地退出市场，把经济行为交给市场，而把权利和金钱交易的行为，彻底从市场中退出。

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一方面，这个社会改革成为最大的红利。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改革。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些改革是哪些改革呢？政治层面我们就不讲了，这不是我们所能讨论的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刚才讲社会矛盾的突出，主要是官员腐败和社会分富差距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要解决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重点就来讲下，如何来解决这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人说，我们社会贫富差距太大，那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个社会贫富差别的拉大，在社会学里面有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这个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认的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数。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基尼指数是0.31。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比较公平的状态。我们有些过来人，经历过文革的人就知道那文革以前有没有腐败呢？有，但是绝对比没有现这么严重，这么腐败、这么猖獗。所以，总体上来讲，当时的那个社会是相对平均的社会。到2000年时候，这个数字到了多少呢，基尼系数到了多少呢？到了0.417。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警戒线是0.4，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这个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了。那么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0.46，它的情况在进一步的恶化。到了2006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是0.496，就接近0.5，你想，0.4就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现在已经接近0.5。那么在今年，就是2012年的时候，西南财经大学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到了0.61。所以我们国家基尼系数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大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后面还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先富的要带动后富，这是第二段话，他下面还有，他说，假如一部分人富起来后不能带动其它人实现共同富裕，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就失败了！说明，小平同志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最近，就当年跟王歧山一起改革的，就军师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向了歧途，他所说的走向歧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回忆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那段话。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并没有带动社会其它成员实现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而这种贫富加剧的的原因是什么了，我们可以理解为四个倾斜。

 第一是财富的分配向政府倾斜，民间是很少的。假如把整个社会的财富比作一个蛋糕。那么怎么来切这个蛋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是切蛋糕的最后拿蛋糕。怎么切蛋糕都可以，但是有一条，切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蛋糕。由于切蛋糕的人最后拿，所以相对来讲，从制度上层面上保证了分配这个蛋糕相对来讲切得比较均衡。但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占有太多的资源，政府是切蛋糕的人，同时又是第一个拿蛋糕的人。你看，我们的游戏规则就出了问题。既然你要第一个拿蛋糕，同时你又切蛋糕，你这个蛋糕肯定分不均匀。

经济学家陈胜武，曾经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就是乾隆年间，清朝，大清政府，户部全年一年，（当时的财政部叫户部）户部一年收七千万两。什么概念？就是大概在全国劳动人口中200万人口就可以给政府提供7千万两白银。政府当时的预算只要两百万人口就可以把这个政府养活。我们今天什么概念？我之前说，预算内的收入10万亿，税收以外的土地、罚款，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加起来9万亿，19万亿什么概念呢？相当于5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就从康乾盛世，中国人口1个亿人，也就需要200多万人口的样子能把这个政府、中央政府养活。我们现在需要5亿人口来养活这个政府。这是因为我们政府他拿了太多的钱财。最近几年，我们都在密切的关注，每到10月份、11月份以后政府的预算花不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了11月份，12月份还有3万多亿没有花出去。他必须赶快把这个钱花出去。我们中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如果你今年的预算如果不用完的话，那下一年就等额扣减。所以这样一种体制，就迫使任何一个单位都想方设法把钱花出去。我们经常听到有个规定就叫防止年底突击花钱，这个话完全是一个没有用的一句话，因为你的制度就规定了他要年终突击花钱。2012年的12月，我们突击花出去3万5千亿。3万5千亿是什么概念？是2006年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政府的钱已经多得没地方花了。反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政府拿钱出来去解决一下老百姓的医疗问题呢，去解决一下教育的问题呢，去解决一下养老的问题目呢？去支持一下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呢，没有，这个不在他们的预算范围。

我昨天说，我沿着中国周边走访了几十个国家，真正一个国家看病要自己拿钱的，基本上是没有，我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看病是要自己花钱的，都是免费的。我到台湾去，导游小姐说，他的爸爸得了癌症在医院住了两个月，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到了结账时只要300台币。300台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到100元人民币，就是一些零星的费用，其它都是政府买单。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这个女孩到医院去生孩子，她的丈夫也可以陪着同住在医院里面，而且每天可以跟她一起去吃饭，提供牛奶、面包各种各样的营养食品。最后小孩生完了，一切的费用，到结账时是几块美金。因为她在这儿生小孩的费用以及她老公在那儿的陪护费全是国家承担的。再说，澳大利亚，我先强调一下，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医疗制度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民族的国家，如果你是一中国人，你去人家那里看病，你可能担心医生跟你讲的英文你听不的。那么很简单，你给国家办的语言中心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明天几点钟，在哪个州，请哪个医生看病，需派个翻译去。那政府办的国家语言中心就会无偿的派一个人在那个时间之内给你去做翻译，一分钱都不收。澳大利亚不仅是医疗不要钱，就是跟医疗相关的这个配套服务也不要钱。在澳大利亚如果生一个孩子，每个月会给你800澳币，什么奶粉钱，童车钱、奶瓶费、卫生纸费、纸尿裤费什么东西，这些全给你解决了。钱从哪儿来呢，从国家税收中来。所以，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句话税收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每一次征税，他其实是为着某一项福利去征税。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就说这么多的财政收入，为什么不坐下来，认真解决一下老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人都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生不起病。我们不仅是医疗费用高，而且还得想办法给医生送红包。给医生送红包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要托熟人找关系，还要靠面子。总之，我们在民间与政府这个蛋糕的切法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上就是太多的财富倾向于政府。

第二个在资本与劳动的分配过程中，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的收入减少。这个情况是大家所看到的。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资本传递、资本因素，因为是一股一票制。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这个年终的分配方案都是由董事会来决定。为什么我们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弊端呢？就是因为上市公司从来不分红。上市公司永远在赚钱，上市公司永远不分红。这种不分红，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它在滥用他的权利。因为首先这种决定权都是董事会，董事会是资本最大构成方。

    第三个就是在国企和民企的这个分配当中，利益向国企倾斜。而民企和中小企业是很少的。这个都有一些数据能说明问题。

    第四个就是在城乡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财富的分配向城市倾斜，而农村是很少的。大家知道，前段时间贵州省毕节市冻死5个小孩在垃圾箱里。我最近几年来一直是在贵州威林地区做公益事业，威林就是在毕节市。我对那儿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十八大以后，胡锦涛在这个事件后去视查，到贵州遵义去了一趟。胡锦涛这次去，贵州政府官员上上下下都很重视，非常之紧张。他们怕什么呢？就是怕胡的车子经过在那儿还是看到流浪的儿童。所以贵州省就通过他的公安部门派了大量的人在街上收集流浪儿。几十辆车去收集流浪儿，在街上看到一个就抓一个流浪儿童就往车上放，这项活动花费了贵州省地方财政收入行政费用中的5%，地方政府不惜重金，就是胡的车队再看到那些流浪儿，因为在路上的到处都是失学儿童。

我们所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给贵州山区苗族的小朋友提供教育。这些年来教育部在推行一个政策叫“撤校并点”。在农村生育下降后，学校生源不足，就撤回了一些校区，并到一个相对发达的地方来。这个政策有极大的问题。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叫石门坎，小孩从五点起床，烤两个土豆，爬山两三个小时到学校去。中午就吃烤的土豆，下午放学再爬两三个小时回家，条件极为艰苦。北京电视台曾经派一组摄影记者去现场跟了这些小孩，想给城里的小孩宣传一下，山区苗族小孩的这种求学的艰辛。男记者扛了一个摄相机，气喘嘘嘘，完全上气不接下气，女主持人爬了一个山头以后盘坐在山下，完全走不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到任何一个学校，就意味着这个学校的儿童要失学。他本来就要爬两三个小时才能上学，现在要爬5个小时，他怎么能去上学呢？这种教育的不公平，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真是无以复加。

我们所做的另一个项目就是给小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他们那个地方，小孩都没吃过饭，小学生，一个个瘦瘦小小的，刚开始，他们一餐就吃三大碗白米饭，他们觉得非常好吃，因为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我前面说到，他们就吃烤土豆。我们所资助的200个小孩，其中180个是五、六年级的，其它的是一至四年级的。一天也就600元，每个人3元。这600块钱看起来是很少的，但是买米、买鱼、买肉、买菜其实能买一大堆。也就是说你给他三块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在那个地方，我能感受到这个城乡的差距。我回到北京后，我的很多朋友就要我把他们的小孩带到那儿去体验一下。我问他原因，他们说，孩子的生活条件太好了，养尊处优的，还不好好学习。他的这个提议启发了我，所以我今年夏天就做一个双向夏令营，把苗族的小朋友带到北京去，让他们看一下北京；然后把北京、上海的小朋友弄到石门坎去过一个夏天，让他们看一看农村、这种贫瘠山区，少数民族的民众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就是几个破锅、破碗，那棉被简直脏得不行。条件极为艰苦，这种艰苦体现的就是城乡的差距。曾经有志愿者到那儿去，第一下就忍不住上吐下泄，第二下从那苗族小朋友的盆子里舀了水刷了个牙就哇哇大吐，这条件真的是极为艰苦。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常看到剩下的饭菜。我每次开会，看到我们这个剩下的整条鱼都没吃的时候，那些包子馒头被倒掉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痛，我想这些苗族的小朋友要能吃上这些东西就好了。但在城里就倒掉了，尤其是一些会议的时候，如果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见怪不怪了。大家都这样，但看到贵州山区，农村山区人的生活后，你就知道了，农乡差别真的太大了。

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提高效率，现在效率是上去了，公平却失去了。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家最痛恨的就是极少数的人控制这个财富。而大多数的财富的来源不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不是他们的聪明智慧，更不是科技发明所得。而是依赖政策，依赖政治给他们的权利所得。这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一种状况肯定是要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再把这个制度沿袭下来。不是我们今天才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年是2013年，七年的时间）收入分配改革的制度箭在弦上；2007年的时候国务院组织发改委和财政部门开了个会；2008年的时候在政协委员会上，就开始把这个议题提得非常之重； 2009年已经把方案提交国务院；2010年的时候发改委说今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制度改革；到了2011年的时候温家宝再一次信誓旦旦地说：“今年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出台”；到2012年的时候，温家宝说：“今年还剩下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的任期内我最重要的任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现在2012年又过去了，到了2013年，这个方案还没有出台。据说是在2013年的两会，就是今年的3月5号这个期间要出台。但是会不会出台，会不会再次胎死腹中，现在还不知道。可见得，像这么一项改革制度的出台是有多难，7年时间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触动利益集团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改革的最大悖论就是，推动改革的人是要改革者去革自己的命。正所谓壮士断腕，你要先砍下自己的胳膊，你看谁愿意拿刀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改革这么之难呢？因为龚断资本和利益集团一直在阻挠这个事情的进行。好比，我刚才在前面讲过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这个利益的切割方面，国有龚断集团就占居太多。还有我讲过的油的问题，中国石油、中国电信这些都是垄断企业，还有银行。你们中做生意的人应该跟银行打交道最多。全世界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银行家是能躺在家里睡大觉赚大钱的。所以买银行股，我说你真的看对了。为什么呢？你到台湾去看一下，台湾整个全岛所有金融企业，保险、证券、信托、银行、信用机构的利润加起来没有国内一个招商银行多。别人在那个地方是怎么做呢，1.5的利息把存款吸收进来，贷出去是1.55，相差0.05，而且这个还要竞争。就像证券公司之间一样，你万四，我就万三，就互相杀得鲜血淋淋。我们中国他告诉你，你的定期存款是3.5，并且已经定了贷款是6，存贷之间利差是一倍。你要真去找他贷款他还要上浮30%-40%，我不说你送红包的钱。我前面说过，你找那个陶行长，你借调30个亿，他就拿了1亿5千万走了吧。对不对？那都是融资成本啊。你普通的企业去贷款，他至少给你上浮30%以上，国家上调一个点，银行多收1万亿。所以，这就是垄断的收益。所以台湾的银行家是非常瞧不起大陆的银行家的，他们说傻瓜蛋，二百五都是可以当银行的行长，政府把存贷利差都给你定好。我不是做银行的，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调侃：你这哪是银行，跟当铺差不多，我跟你借100元，要拿150块钱做抵押，这不是当铺是什么？这算什么信用，完全是抵押嘛，我把房子抵押给你，房子值100万，你还只贷70万。现在的银行真的是大幅地在退化，就是因为垄断，你能开银行吗？你不能，银行是国家资源。他这牌照是国家给的，牌照就能换钱。所以，他这个利益集团在这个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整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由几个子项目组成的：首先是我们财税制度改革的问题，我前段时间还在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演讲，你没解决养老的问题，你们在那吃啊、喝啊，茅台酒啊，大鱼大肉，老百姓在那里受苦，所以首先是财政税收的改革。

这个改革是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解决公平的问，要让财富流给民间，要常富于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要注重公平，就是要把财政支出的重点要放给教育、医疗、养老、保健这些民间的基本福利。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一个转向的问题。我刚说的这个公共医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要从建设性财政转向提供公共福利的财政。长沙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武汉市一年支出4000多亿，都是建设性的。所以支出是非常大，政府还是吃不饱的，因为他要搞政绩工程，要搞这样那样的面子工程。哪有时间去顾及老百姓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的问题的一个重点就是整个方向性要发生变化。就财政从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就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支撑。

第二个就是土地政策要改革。大家知道朱榕基他一生精明，他在任的时候为了控制地方扰乱金融，肆意扩大信贷，把很多地方的银行给管住了。包括提高央行的地位，然后把央行跟当地政府脱离开来，比如说湖南的人民银行跟湖南政府没有关系，我记得当时是他把湖南的管辖划到湖北的区行来管了。他当时成立九大区行，而且当时九大区银行的行长都是副部级，就是你这个区行行长的地位比湖北省政府的地位都要高。政府想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去搞你自己的私货，是做不到的。朱榕基非常聪明，他非常聪明，但是百密一疏 ，他管住了信贷，但是没管住土地。结果逼出了一个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都是靠卖地来扩大财政收益。卖地卖到什么程度呢？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土地财政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60%以上。你想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那么这个钱卖了之后，谁来支配呢？前些年基本上是地方政府支配，因为当时中央还没有觉醒，他还不知道你地方搞了什么名堂。等他睡醒以后他提了几个要求，第一，10%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另外10%要用于环建。这个环建就叫廉租房或者其它，就是解决老百姓安居的问题。比如说卖了100亿，拿出10个亿去建廉租房。除了这个20%，剩余的80%全由地方政府支配，地方政府就拿这个到信贷去做抵押。所以朱榕基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到现在全部被冲垮。朱榕基表面上非常风光，认为他这套体系已经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在信货上的分权问题。首先财政分权，然后信贷分权。结果没想到，中国人最大的聪明智慧在于：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这个下有对策的土地财政，把我们的信贷全部给冲垮了。你看现在所有银行放出去的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土地的抵押。朱榕基现在是深感无力回天，他没有办法。当他执政到四年半的时候，他看出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构建一个新的体系，去防止这个土地财政的问题。土地不仅是当地政府的扩张，土地财政更是造成不公平的最大的源泉。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联合起来，政府万把块钱把地从农民那里买来，然后搞一个3000一平、4000一平，500万一亩卖给开发商。然后政府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来，说你这个开发商房价这么高，根本就是你这个房产商心太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真正推高房价的是谁？政府推高了地价，开发商推高了房价。所以这个土地制度，是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存在一个既定的利益集团，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利益集团，当然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归纳一下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投资者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这个社会当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革命和改革在赛跑。我们这些投资者，这些有恒产的人都希望这个社会是个良性的，一个在政府主导下一个良性的社会转型。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未来的社会变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也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从当前现实的状况来看，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而所谓的改革就是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这个公平的问题，而当前解决公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是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他下面有很多的内容。如果不解决这些既得利益的问题，不解决这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制度是很难推进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地制度的改革， 包括打破国有垄断企业，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