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民国仿古瓷

                                 高家炬

一、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来历

故事还要从一位收藏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英国人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说起，据洪作稼介绍，他已经从多方面查询和收集这位收藏家的生平资料，用以研究西方人对于中国陶瓷的鉴赏学和历史影响。

在他收集的资料中表明，大维德曾数次到中国寻宝，通过中国某银行购得大批清宫藏瓷，并在各地古玩行大量收购各种古董，这就是今天大维德中国艺术馆的馆藏基础。这次搜宝大行动让大维德更加热爱中国古瓷器，此后他结识了中国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当得知吴的手中有两只元代青花大瓶，他便欣然买了下来。这两只大瓶据吴赉熙所说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寺藏之物，不过琉璃厂的古董商们都拒绝收售。瓶子颈口的几行落款非常特别，这数行青料写就的“供养款”可不同于一般的青花纹饰，很可能是大瓶的订制者为向神明供奉的器物而签的款识。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在这5行62字的落款中，包括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至正十一年”，这是中国元代末期的一个年号，也正是这位至正皇帝，强大的王朝在他手中消耗殆尽

为什么古董商不肯收这两只大瓶呢，问题正出在落款上。“元无青花，此乃国史之定论也”。原来，传统的古董商怎么都不肯相信这种书写了“至正十一年”款识的大瓶真是元代之物。吴赉熙后将其带到英国，就这样两只大瓶也加入了大维德的收藏。

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见到了这批藏品，对于这位著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者来讲，远没有中国古董商的窠臼之绊，当他辨认出大瓶颈部的纪年款，立即兴奋地在一家名为《老家具》的杂志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文章标题就是《明以前的青花瓷》，不过文章并没有立即引起学术界或者收藏界的关注。

时光荏苒，1950年的时候，大维德将他的全部瓷器都捐赠给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因此成立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并且将这批稀世珍品陈设展出，这就是洪作稼多次观察“大维德瓶(云龙纹象耳瓶)”的地方。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拾起了霍布逊的发现，他还将这对大瓶与远在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中国青花瓷器进行类比，完成了两篇名为《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两本著作。因为大维德瓶上有“至正”年号，因此一些人就把这些青花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都称为“至正型元青花”，在以后数十年的研究中，人们都将这两只大维德瓶作为元青花的标准器。

以上文字是我找到的关于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最具可信度的介绍文本（撰文于汐）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文本，但都大同小异。从文本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英国人大维德爵士是一个中国古瓷器的收藏者，1929年前来中国淘宝，在购得一些清宫藏瓷及其他古玩后，结识了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吴赉熙将两只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的花瓶卖给了大维德。英国学者霍布逊在大维德那里见到了这两只花瓶，看到花瓶上有“至正十一年”字样就兴奋地写了一篇文章《明以前的青花瓷》，引起了收藏界的关注。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写了两本书《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使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的大维德花瓶被肯定为元朝瓷器。后来的人就把大维德花瓶当作了元青花的标准器。大维德花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见图1。

    图1    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大英博物馆藏

二、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辨伪

从前述我们知道：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也就是大维德花瓶（准确地说应该叫“张文进花瓶”）是英国人大维德爵士于1929年从旅英华侨吴贲熙处购买。既然是购买之物，之前又没有传承历史记录或考古出土记录，是否真是元朝至正十一年生产烧制的青花瓷器，就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不是吗？下面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1、大维德花瓶的瓶颈上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或者说铭文，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瓶子是元朝烧制的，这只是不懂景德镇瓷器生产历史的普通人的思路。懂得景德镇瓷器生产历史的人都知道：景德镇从明朝开始就生产仿古瓷，据李申盛介绍：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明代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有明一代制瓷业的最高峰，这时仿烧的宋汝、哥、龙泉等器，其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王世贞的《觚不觚录》中说到：“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由此明中后期做器纷纷仿写前朝题款，其中以仿宣德、成化最为流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更是登峰造极，雍正、乾隆皇帝多次命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烧历代名瓷，所仿的宋五大名窑以及明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唐英的直接管理和指导下，仅雍正朝后期，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另有创新品种十几。乾隆时又有更多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绝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造为皇宫御用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此时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如清乾隆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

逮至清末民初，赏玩古瓷所好者日众，瓷器买卖交易兴隆，由此市场需求所引，造假仿古能手辈出。可以说，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邢窑与宋五大名窑，乃至明德化白瓷及明清各朝代各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等等，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在用意上，明确是为了冒充真品，以图暴利，所以在做工上，更是处心积虑，“神似”追求境界，“形似”追求细节，古瓷赝品在这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真正“形神兼似”。

再看一看今天的景德镇，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你随处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写着历朝历代款识的瓷器。这些当今生产却写着前朝年款或以前的日期的瓷器被称着仿古瓷，是景德镇瓷器的一个门类。所以我们看到，在古玩市场，写有大元国至正某年的仿古瓷器遍地都是。见图2。如果认为这些瓷器是元朝生产的就太可笑了。因此，景德镇瓷器上的年款并不一定表示瓷器的生产时代或日期。

    图2    现代景德镇仿古瓷器

    2、景德镇生产仿古瓷瓷器，是为了迎合一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士的需求，生产量一般不是很大。景德镇大量生产的还是普通的实用瓷器。这些正常生产的普通实用瓷器，都有其时代特征。每个时代生产的瓷器其特征有所不同。这也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瓷器上的特征去判断瓷器的生产时代的依据之一。根据瓷器上的特征推断瓷器的生产时代也是较为科学的断代方法之一。

    3、大维德花瓶是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应该没有人质疑。那么大维德花瓶有些什么基本特征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基本特征是：A、花瓶。B、身高63.8厘米，直径22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17.5厘米。C、盘口，收腰颈，象耳，丰肩，盘足。D、主纹饰青花云龙纹，绘画技艺成熟高超。E、瓶颈处有“至正十一年”等文字。见图1。根据大维德花瓶的这些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做如下研究：

大维德花瓶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写有“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样的文字。见图3。这些文字是英国学者霍布逊、美国学者约翰·波普认定大维德花瓶是元朝至正十一年生产的基本依据，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依据。那么，这些文字传递出的是怎样的信息呢？它们是元朝人写的吗？元朝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语吗？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一句话“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写的是地名。我们查阅了许多元朝文本，都没有找到这样从州到社按顺序书写地名的文本。也就是说元朝人没有这样说话的习惯。

    图3    大维德花瓶上的字

元朝人介绍他人或自己，一般只说是某州人，某县人，或某县某乡人，某县某村人等等，如《至正直记》中就有“脱歡母王氏，廣德長樂村人”的语言记载。元朝人不会按行政级别顺序写地名。按行政级别顺序书写地名是在大清邮政成立以后的事，这样写便于邮政传递。至于在元朝的玉山县有没有“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这样的地名，我们没有资料可查，听说玉山县的县志上也没有记载。多半属于子虚乌有。第二句话“奉圣弟子张文进”是什么意思？“奉圣弟子”是什么人？奉圣弟子奉的是哪一个“圣” ？是佛？是道？还是儒？元朝有“奉圣弟子”一说吗？这些都是问题。就我们知道的常识而言，清朝以前信俸佛教的民众一般称为“居士”或“信士” ，如“东坡居士”、“信士弟子”等，并不叫“奉圣弟子” 。见图4。第三句话“喜舍香炉花瓶一付” 。这一句话的

    图4    同治云居寺香鼎 高安博物馆藏

问题更多。喜舍是佛教用语，是随喜功德的意思，用今天普通的话说就是高兴了就随便给一点的意思，张文进如果真是什么“奉圣弟子”就不会用“喜舍”这样的词，而是用“供俸”之类词语才符合弟子之规。“香炉花瓶一付”的说法在元朝是没有的。元承宋文化，元朝人的香炉是指熏香炉，不是指香鼎。而寺庙插香用的是香鼎而不是香炉。香炉与香鼎的最大区别是香炉有盖而香鼎无盖。将香鼎说成香炉是明朝宣德以后的事了。元朝人孔齐在《至正直记》中就有关于香鼎的记载。如“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所以元朝人是不会把香鼎说成香炉的。同样，在元朝的寺庙中是不用花瓶的，元朝的佛寺用的是净瓶而不是花瓶。图5就是九华山庙前出土的元青花净瓶一对，是真正的元朝寺庙用净瓶的元青花标准器。从图片上我们看到净瓶的底部写有一“倪”

    图5    元青花玉兔纹带座净瓶 青阳县博物馆藏

字，说明在元朝，供俸者是把自己的姓写在器物的底部而不是写在器物的颈部。第五句话“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也不符合元朝人的记年习惯。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上就有“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字样，《至正直记》中就有“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至正癸卯冬”、“至正戊戌夏”等记年用语。由此可见，元朝人的记年方式是皇帝年号与夏历记年混用的，不是只用皇帝年号记年。对比一下：元朝人的话语是“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记”而花瓶上写的却是“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良辰”二字更是可笑，“良辰”是哪一天？难道指的是“奈何天”？完全不符合记日规则。英国人霍布逊读不懂汉语，仅凭他能够认识的“至正十一年”几个字就断定瓶子是明朝以前的东西，只能说他对中国文化还不了解。最后一句“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更是不知所云。星源祖殿是什么殿？胡净一元帅是什么人？打供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理解。我们先猜测这可能是一句胡说八道的玩笑话，就是逗你玩，有没有其他意思供我们猜测，等会再说。

    通过以上我们对大维德花瓶上文字的初步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大维德花瓶上的文字不符合元朝人的语言习惯。文字表达出来的信息是混乱的，有随便乱写胡编乱造的意味，没有可信感。不仅如此，大维德花瓶的整体造型也不符合元朝景德镇瓷器生产状况。在出土的有考古记录的元朝瓷器中没有一件瓷器的造型像大维德花瓶，在景德镇元代瓷窑的考古挖掘及调查中也未发现过一片像大维德花瓶那么大的瓷器的瓷片，在博物馆的馆藏中也未有与大维德花瓶相似的元朝瓷器。因而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元朝的景德镇，根本就没有生产过像大维德花瓶那么大的瓷器。因为大维德花瓶有63.8厘米高，元朝的景德镇瓷器烧制技术还没有办法烧制如此高大精美的青花瓷。事实上景德镇最早烧制60厘米以上青花瓷的年代是明朝嘉靖时期，实物就是嘉靖青花大龙缸，高69.7厘米。见图6 要知道青花大龙缸是嘉靖皇帝集国家之力，用最优秀的窑工，打造专门的瓷窑，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才烧制成功的，可见烧制技术要求之高，绝非一般窑工及瓷窑能够烧制的。我们看到的大维德花瓶，其烧制技术要高于嘉靖青花大龙缸，因为大维德花瓶的瓷胎比嘉靖青花大龙缸薄得多，薄胎比厚胎更难烧制是烧瓷的常识。张文进是何方神仙能穿越历史在青花瓷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烧制明清两代都难以烧制的青花大花瓶？

 图6    嘉靖青花大龙缸 定陵博物馆藏

大维德花瓶的整体造型与唐宋元明清所有朝代的瓷器造型都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具体由七段不同造型连接而成。第一段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造型盘筒足。盘筒足就像一个矮圈筒上复盖了一只撇口盘，这样组合的瓶足前所未有，堪称创新。第二段造型是一个矮圈筒，一二段之间的连接处形成一个微凸圈。二三段之间也有这样一个连接圈。第三段是一个梅瓶的主体造型，只是挖去肩部内收以上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又接了一个复置的碗型墙圈作为瓶子的第四段。在碗型墙圈上接上了一个类似玉壶春瓶的肩颈口部分作为花瓶的颈部。只是这个颈部又被分作两段，我们视为花瓶的第五段和第六段，因为在这个收腰颈的腰间有一个微凸接圈。这种衔接凸起接圈也是大维德花瓶的一个特点。为了与足下的矮圈筒对应，大维德花瓶的制造者在第六段的撇口上接了一个矮圈筒，最终形成一个盘口。口上这个矮圈筒成为花瓶的第七段造型。这种集梅瓶玉壶春为一体外加盘口盘足的瓶子已经是大胆创举前无古人了，然而大维德花瓶的创造者觉得瓶子不够美观，于是在瓶颈上做了一对象头作为瓶子的耳朵并挂上了耳环，让瓶子看上去协调一些好看一些也更象古瓷一些。在瓶子烧成以后可能有人提醒，古瓷器都是虎首衔环，象头是不衔环的，于是就把耳环敲掉了。这对掉了耳环的大瓶子被英国人大维德爵士买去就成了大维德花瓶。

大维德花瓶的造型是一个拼凑组合起来的瓶型，这是毫无疑问的。元朝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瓷瓶还可以这么做。如此强大的想象力也是生活艰难的元朝工匠望尘莫及的。

图7    景德镇落马桥元末窑址出土青花瓷

    大维德花瓶是青花瓷瓶。我们知道青花瓷在元朝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景德镇古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的青花瓷都是很原始的，数量也没有非青花瓷多，见图7 在能够确定为元朝的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青花瓷也很少，这些在元朝的墓葬中出土的青花瓷都是古朴原始的，个头也很小。图8是至正十一年墓葬中出土，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双耳连座香鼎。这件元青花双耳连座香鼎，高10厘米，

图8    元青花双耳连座香鼎 九江博物馆藏

口径6.7厘米，腹径7.5厘米，底径6.6厘米，景德镇生产，十分古朴原始，是元朝青花瓷鼎的典型代表，是真正的至正型青花瓷。

元朝青花瓷处于初创阶段也有历史文献证明。元朝没有文献记录青花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最早提到青花瓷的文献是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格古要论》。书中提到“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说明在1388年前的读书人眼中青花瓷还微不足道，且俗甚。也说明那时的青花瓷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大维德花瓶是十分成熟的青花瓷，与至正十一年的出土青花双耳连座香鼎（今人称香炉）有着天壤之别，它们能配成“一付”吗？显然不能，单就个头而论它们放在一起就非常奇怪，差距太大，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图9    元朝花口瓶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大维德花瓶自记为“花瓶”。那么，真正元朝的花瓶是什么样子呢？图9就是一只重庆三峡博物馆收藏的元朝花瓶。这只花瓶也是景德镇生产的，与宋代景德镇生产的花瓶基本一样，都是花口瓶的样式。元朝的花瓶是达官贵人用来插花的瓶子，多放置在文房之内供主人客人观赏。元朝的花瓶是不会用作寺庙中的供器的，寺庙中的供器用的是净瓶。见图5 然而大维德花瓶上写明花瓶是“喜舍”给“星源祖殿”的，而能“喜舍”的只能是佛寺，其他宗教不用“喜舍”这样的词汇。所以“星源祖殿”也只能是佛寺中的一个殿堂。问题是古今中外所有佛寺中都不可能有“星源祖殿”存在，因为在佛教中没有星源祖这个人物。由此可见，大维德花瓶上的文字是非常荒诞不经的。

大维德花瓶不是元朝生产的瓷器，还有许多花瓶本身的证据可以证明。诸如龙纹的画风是仿明朝的，整体瓶形象民国的，青花钴料不是西亚的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分析对比了，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大维德花瓶绝不是元朝生产的瓷器了。那么，大维德花瓶是什么时候生产制作的呢？我们还得简单分析一下。

大维德花瓶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前面我们猜测这是一句玩笑话，只是逗你玩，因为“星源祖殿”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殿，“胡净一”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然而仔细想来也不尽然。既然是子虚乌有，可能就有所寄有所托。中国人常常把不能讲不好说的话寄托在乌有之乡供人猜测。“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句话有可能就是作者某些意思的暗示，不仅仅是玩笑话。因此我们可以作些猜测：“星源祖殿”会不会是星火燎原的租客佃户的意思？“胡净一”有没有胡作非为的競称第一的暗示？“元帅打供”是不是盼元帅打赏供养家人的含义？我们作这样猜测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维德花瓶的基本瓶形与清末民国流行的景德镇嫁妆瓶有些相似。见图10 我们知道任何一件艺术品的创作都是在创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艺术品是创作者在生活思想的指导下劳动的产物，在艺术品上我们一定能看到创作它的时代痕迹。大维德花瓶像嫁妆

瓶，说明大维德花瓶与嫁妆瓶的时代相关。图10图11是清朝晚期嫁妆瓶，图11瓷瓶上还有清末绘瓷名家任焕章画的花鸟图。从图片上看，这几只清朝晚期生产的嫁妆瓶瓶型比大维德花瓶要原始简单。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大维德花瓶的创作时间比任焕章款嫁妆瓶的生产时间要晚。比较一下图10图11和图1的瓶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几个瓶子的瓶型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

图10    晚清喜字嫁妆瓶 网友私人收藏

     图11    任焕章款嫁妆瓶 

 图10图11图12    清末嫁妆瓶与大维德花瓶对比图

我们再来看大维德花瓶上“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一句看似胡编滥造、莫名其妙的话语，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反映。如果“祖殿”是对“租佃”，“净”是对“競”或“尽”的假借，我们就可以把“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句话解读为：在租客佃户争取生存的革命星火燎原的时候，胡作非为的大小元帅也在竞争第一，乱世饥荒，有钱附庸风雅的元帅们买下我们的瓷瓶吧，就算是打点赏钱供我等糊口吧。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猜想。

大维德花瓶第一次出现的记录是1929年。毫无疑问大维德花瓶是1929年前烧制的。大维德花瓶的瓶型与清末民初流行的嫁妆瓶瓶型非常相似。通过与清末任焕章款嫁妆瓶的对比，大维德花瓶的瓶型要比任焕章款嫁妆瓶的瓶型稍复杂一点，因此我们认为大维德花瓶的烧制时间应该比任焕章款嫁妆瓶的烧制时间晚，于是我们初步确定大维德花瓶的烧制时间应该是1929年前的民国初年。在民国初年，正是军阀割据，元帅遍地，革命风起云涌，处处星火燎原，人民民不聊生，豪强胡作非为的年代，同时也是景德镇制瓷艺人为谋生大造仿古瓷的年代。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许之衡先生在《饮流斋说瓷》中记述“凡新仿之品 以光绪之朝为最多 若咸同间仿者 皆易於識别 蓋彼時一朝有一朝之面目 雖仿舊製亦不脱當時面目也 惟光绪則不然 襲歷朝之形式 無所不仿 且亦一一皆得近似 今於仿製中可分其沿革先後焉 初年所仿者以宋元及纯色釉等品为多 蓋當時清初物品不甚難得 而當朝士夫一二好古者 喜請宋元 藉供考訂 故宋元物仿者最多 中叶所仿殊属尋常 彩繪既不甚精 遂遯入仿明一派 蓋以明畫粗率易於藏拙也 自末葉以至近日 所仿至为進步 一由官窑良工四散 禁令廢驰 從前所不敢仿之贡品 今則無所不敢矣 一由近年西人輦金重購 業此者各自競争 美術因之進步 研料選工仿舊精者輒得八九 而五彩冒乾隆款者为尤多 以其易投時好也 至纯色釉冒明代暨康雍款者 亦極仿舊之能事 雜出其途 以相炫焉 前所云最精最難辨者 大率皆最近之品舆”。许之衡先生“所云最精最難辨者 大率皆最近之品”的仿古瓷就是指民国初年的仿古瓷。

通过以上分析，大维德花瓶上所有的构成要素所表现出来的信息都符合民国初年的历史背景。大维德花瓶是民国初年景德镇艺人烧制的仿古瓷，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琉璃厂的古董商们都拒绝收售”这对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的真正原因。旅英华侨吴赉熙回国淘宝，在买下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后发现不对，就编造一个“智化寺之物”的故事，把瓶子卖给了英国人大维德。

三、 一点遗憾

通过前面我们简单的分析，不难看出大维德花瓶是一对带有创新性质的仿古青花大瓷瓶。烧制时间就是在北京琉璃厂面世之前的民国初年，所以当时的琉璃厂古董商人们一眼就看出这对大瓷瓶是刚出炉的意造的仿古瓷器，不能当古董买卖，没有人愿意收售。就是这样一对意造品，蒙了一下不太懂行又发财心切的旅英华侨吴赉熙，聪明的吴赉熙很快醒悟，想办法把瓶子卖给了来华淘宝的大维德。大维德如获至宝，把瓶子运回了英国，成为大维德藏品。在不懂中国景德镇制瓷历史和文化的英国人霍布逊、美国人波普等人的大力宣传下，这对来自景德镇的民国初年烧制的仿古瓷变成了元朝青花瓷的代表作和标准器，受到西方社会的追捧。

外国人喜欢并研究中国的古代瓷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知识帮助外国人并同他们一起研究。当我们知道外国人可能不熟悉中国的历史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出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情况。大维德花瓶被西方社会认定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青花瓷器物，被视为元代青花研究的标准器，也被BBC和大英博物馆联合评选为代表世界历史的100件物品之一”就是西方人士对景德镇制瓷历史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误判。令人遗憾的是在大维德花瓶被西方人误判为元朝瓷器后，没有中国的学者出来纠正错误，以至于大维德花瓶被当作元青花的标准器后，误导了许多研究青花瓷的后学。在今天的中国，就有许多年青人以大维德花瓶为标准器学习元青花。如不加纠正，这些年青人以假为真，认真为假，扭曲中国的陶瓷文化是迟早的事。现在就有人拿一堆非元朝青花瓷作为依据，建立所谓的“元青花学”，这些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文化堕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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