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Adjecta est tabula chronologica sinicae monarchiae ab hujus exordio ad haec usque temp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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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最早译本

　　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即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书中附有一段简短的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致谢词，感谢国王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该书的编者之一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同行者中还有刚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1684年，柏应理带着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自然，这一恰当的表示增加了国王对此事的重视。

　　路易十四对中国人的来访极有兴趣，甚至还让皇太子和太子妃一同来参加会见，并要求客人表演用筷子进膳的方法；当时，食物都被放置在金制的盘子中。国王还饶有兴趣地看了沈福宗的汉字书法，听他用中文念主祷文。作为回报，国王下令打开新近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中国客人尽情地欣赏。中国来客磕头致谢，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再三劝阻。这就是路易十四《论语》最早译本资助的由来。

　　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署的编译者是柏应理和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ndtricht)和鲁日满(De Rougemont)这三位耶稣会会士，但是该书的出版事实上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此一个世纪之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利玛窦发现，中国的人才培养开始于所谓的《四书》，其中包括《论语》。如果耶稣会传教士不掌握它们，将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做皈依的工作。于是，利玛窦开始将其粗略地翻译成了拉丁文。随后，至少有17个耶稣会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其中有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他们都通晓汉语和拉丁语。

　　不幸的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有争议。论战与日俱增。包括编译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典翻译以后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背；教会中的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耶稣会会士们正在放弃他们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但徒劳无功。

（本博主注：罗氏藏书：183#）

其它早期译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争论，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没有立即被译成其它欧洲文字，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算作《论语》和其它儒家著作译文的有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8年)（本博主注：罗氏藏书：186#）和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到来的500年前，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1691年)（本博主注：followed by editions in 1706 & 1780）。但是，这两本书事实上都不是孔子论述的翻译，它们只是拉丁文版本的概要。尽管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较简要。它们表现为80条短小的“箴言”。
 
　　除了1687年的完整拉丁文版本，要想了解《论语》的精妙之处，只有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的订阅者了。在该月刊1687年12月这一期上，刊登了新教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的一篇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评，长达68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对该书的内容作了细致的概括，并在评论的最后附上了他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论语》中16段译文，还注意涵盖十卷中的各卷，附上拉丁文的译文[5]。勒克莱尔对《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广泛而丰富的思想以及关于孔子生平的信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仍持以保留态度，认为耶稣会会士编纂者们模糊了孔子论述本身和在同一段落中出现的评注。使勒克莱尔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勒克莱尔的分析似乎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影响。继《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的一个歪曲缩短的版本（1724年）以后，孔子的论述被变形为类似于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作品的一种模拟文。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重新回来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译著被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知，并由他介绍给了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19世纪初的版本都是不完全的。它们或者由于编纂者们对汉语知识的不足而被曲解，或者由于他们的宗教目的而混淆。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W.H. Medhurst)于1840年完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于《论语》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
 
　　直到1861年，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出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它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的，并附以中文原文，以及根据两千年来的大量中文注释而写的解说。理雅各还首次使用了"Analects"这个词来作为《论语》英译本的书名，他认为这样可以言简意赅地表示出这本书实际上是“讨论和评论的选段”。
 
　　这部学术巨著得以出版，是在约瑟夫•查顿(Joseph Jardine)的帮助下才实现的。查顿是英国在华最有影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这一贸易公司的成员，其公司以鸦片生意以及常规的茶叶和丝绸贸易而著称。正如理雅各在引言中模仿查顿的口气所写的那样，“我们在中国挣钱，我们应当乐于支持任何有利于我们挣钱的事情”。

    拉默特·勒瓦耶（Fran觭ois de la Mothe le Vayer, 1588-1672）是最早宣扬儒家学说的法国学者，他从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何高济等人的中译本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读到了有关孔子和他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介绍，对这位中国贤哲的由衷崇敬油然而生。在出版于1641 年的《异教徒的德行》（La vertu des payens）中，他将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箴言称为中国道德的精髓。

    1687 年在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此书是多名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兼译作，扉页上写着中文书名《西文四书直解》，全书由献辞、导言、孔子传记和《大学》、《中庸》、《论语》（缺《孟子》）的译文组成，堪称17 世纪欧洲介绍中国儒家学说最完备的著作。如果说，此前知道孔子的法国人屈指可数，《中国贤哲孔子》问世后，情况大不相同，许多法国人通过此书对孔子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萌发了深入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的愿望。以《中国贤哲孔子》拉丁文版为底本，法国人西蒙·富歇（Simon Foucher）和让·德拉布吕纳(Jean de la Brune) 在1688 年分别出版了法文版的《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 和《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

    孔子及其学说从此在法国引起广泛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引人注目，多位思想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并称颂孔子的道德哲学，其中包括狄德罗、孟德斯鸠、伏尔泰。作为18 世纪对中国最为倾心的法国人，伏尔泰在《风俗论》、《哲学辞典》等著作中，至少四次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它称之为不渝的法则，堪与牛顿阐发的地心引力法则相比。法国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与他们所看重的自然法联系在一起，认为道德黄金律就是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狄德罗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自然法”条目中，把不愿尊奉黄金律的人，称作不讲公道和利欲熏心的人，他写道：“不讲公道和利欲熏心的人，把自己不愿受到的对待加诸他人。”道德黄金律被视为以最精炼的语言浓缩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其否定式是道德的底线，其肯定式则是道德底线的升华。所以，与肯定式相比，实践道德黄金律的肯定式，难度要大一些。也就是说，不施害于人比施惠于人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