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illiam Robson（1895-1980）,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itle: Griffith John of Hankow

书名：《杨格非，华中汉口教会的奠基者》1913？第1版

杨格非（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1831年－1912年）又译杨约翰、杨笃信，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中国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

1831年12月14日，杨格非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斯温西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家境比较贫穷。在8岁时被公理会教堂接纳为正式成员，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进行了第一次讲道，16岁就开始正式在教堂里定期讲道。随后进入威尔士的和英格兰学习神学。

1850年自学考入大学，后来学习神学。1853年，杨格非加入了最早来华的伦敦会。1855年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和一位传教士的女儿Jane Griffith结婚。他准备前往马达加斯加传教，但是伦敦会差会说服了他，前往中国传教。

1855年9月，新婚夫妇航海到达中国，先在上海附近活动。1857年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1860年8月到苏州会见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后又见干王洪仁玕，然后前往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1]。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内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向传教士开放。杨格非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传教士之一。1861年，他从上海出发，6月21日，来到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宅开展布道工作。此后直到1912年离开，汉口一直是他的工作基地。他在这里创办了学校、医院和训练中心。只是在1863年住在武昌，而1867年住在汉阳。

1862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郭修理自广东来汉，杨格非将金庭公店房屋以及汉正街一带让给循道会布道，自己去下游的花楼街购地，建造花楼总堂（后来迁往模范区，名格非堂，即今日黄石路口的荣光堂），创办仁济医院（汉口协和医院的前身）。1863年，在汉口夹街建造华中第一所教堂——首恩堂。1864年7月，在当时尚未列为商埠的武昌戈甲营建造了湖北省城的第一所教堂（崇真堂，2000年恢复使用），在附近的昙华林，也建造了一所仁济医院。不久，又先后在孝感，天门、皂市以及黄陂、汉阳等地建立教堂。他和他的同事在湖北省建立了至少100个传教站。被称为“街头布道家”。

杨格非以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旅行布道而知名，有时旅行距离远达3000英里以上。他是第一个进入湖北、湖南、四川3个省份的新教传教士。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写作和翻译。杨格非通过努力，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他雄辩的口才，使得他在中国人中深受欢迎，吸引了大批群众来听他的讲道。1876年，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传教散发，以补外国传教士运用汉语不便之弱点（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杨格非不仅多年担任圣教书会的负责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多产的小册子作者，写作了难以计数的广受欢迎的福音小册子。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曾经将新约和部分旧约翻译成一种以上的中国方言，又将新约、诗篇和箴言翻译成中文官话（浅文理译本），1885年出版。杨格非在训练和指导众多的中国传道人方面做得特别成功，他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1899年，他在汉口后花楼居巷（今交通巷）创办博学书院（英文校名：Griffith John College 杨格非学院，武汉市第四中学的前身）。

1905年在主日讲道时突然中风，偏瘫卧床。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由其女婿施伯珩等护送乘英轮离开汉口，1912年1月返回英国。这时杨格非已经在中国定居了55年，其间回国只有3次。

1889年，杨格非被选为英格兰与威尔士公理会全国协会主席，但他拒绝了这个荣誉，继续留在汉口，住在他所热爱的中国人中间。同年，出于对他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赏识，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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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年)，英国伦敦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是中国华中地区基督教事业的开创者。杨格非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家境比较贫穷，16岁就开始在教堂里讲道，1850年自学考入大学，后来学习神学，1855年被按立为牧师，同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上海学习中文，1856年开始单独传教。后来他到过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受到良好接待和传教的自由，多次到南京访问。1861年后，西方国家获得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的权利，杨格非就来到华中地区的汉口，成为到达该地最早的传教士之一。以后，他又到四川、陕西、湖南等省传教。他还建立了学校和许多传教据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传教思想上，他主张自下而上的传教方式，在中国努力从事这一事业达50年之久。1888年他被选为英国公理会全国总会主席。他撰写了很多传教作品，还翻译了圣经的一些内容。

杨格非 - 到中国传教

1896年，一个著名的传教士登上了庐山，顺着汉口峡南坡往下走，他相中了这里的一块地。对于他的到来，李德立必定欣喜若狂。因为他名声响亮，华中地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名人总是具有特别的号召力，李德立这个生意精自是深知。这个传教士的名字叫杨格非。

杨格非在他上庐山的前41年即1855年，就来到了中国。那一年，他24岁。他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个多月，从春天的5月走到秋天的9月。这一趟航程走得人精疲力尽。初踏中国土地时，他甚至还能感觉到脚下的晃动。这个身材矮小的英国人杨格非就是这样踏上了他漫漫的中国传教之旅。有时候，人选择自己的一生是很奇怪的，仿佛冥冥之中就有安排，有些事情就该他去做，比如杨格非。

武汉的基督教发轫日，是从杨格非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的那一刻算起。杨格非在这座城市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他才离开中国返回他的家乡英国，而这一年他已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汉口的教徒们对杨格非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他们在1931年12月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动工兴建一座在当时是最现代化的礼拜堂，这座礼拜堂的名字就叫作“格非堂”，以示饮水思源。格非堂的铭记中说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只是格非堂在1951年改名为“荣光堂”。

汉口这个地方堪称中国三大火炉之最。每临夏天，环绕在四周的湖泊白天将热气吸入，晚问却将热气放出。湿闷的夜晚，让人难以入睡，就算靠了上帝也解脱不了这份闷热的痛苦。为此，汉口的传教士大半都来庐山躲避这炎热难捱的日子。

1895年，杨格非的女婿施伯衍曾同李德立一起到庐山来勘察山地。施伯衍也是英国人，在汉口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作负责人。他的孩几遭夭折，幸亏到了庐山这个清凉的山区，才得以转危为安。或许与他的推荐有关，1896年，杨格非也上山来了。他买下了汉口峡3B的这块地皮，而他的女婿施伯衍则买下了汉口峡3A的地皮。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地皮上盖了一幢一层楼的别墅。两幢别墅式样大同小异，都是石砌而成，临河而立，有着敞开式的门廊，一派英国乡间别墅的风范，凝重，古朴，溶在大自然中，别有一番优雅。

1907年，杨格非在庐山写下了《中国的呼声》这本书。坐在汉口峡的这幢别墅的桌前，面对着河对岸的如画的风景，杨格非从容地写就了里面的文字。他一直都有着“写作能手”之称，他写过不少关于宗教的书，还将圣经译成中文。

1912年，81岁的杨格非终于回到他的祖国英国了。没过多久，他即与世长辞。1930年，他的汉口峡3B号别墅转给了上海基督教伦敦会，但这房子很快便在日本人占领庐山期间被毁掉。现在立在这里的房子，已非原状。因此我们只能说，这块地皮，杨格非曾经拥有过。

杨格非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1]

杨格非 - 布道与植堂

此乃身为宣教士首要工作。杨氏自幼口才出众，具讲道天赋，能深入浅出将主耶稣的救赎信息，娓娓动听地宣讲，让大众容易接受。他到汉口初时，并没有固定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传教士”。当信众日渐增多，亟需寻觅一固定场所作聚会之用，杨氏乃于1863年，在汉口大夹街太平巷，创办了华中地区第一间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又陆续在蔡家巷设立“恩光堂”，统一街兴建“救恩堂”，花楼街建立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华中一带的传教事宜。
杨格非在汉口站稳阵脚后，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此地乃湖广总督驻节所在，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氏清楚认识到，欲于长江中游顺利传教，进入武昌乃急不容缓之举。然而，当地政府对杨氏的建堂申请诸多阻挠，几经波折，且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协助下，事情始能略显端倪。终于在1864年7月，获准在武昌购地兴建“崇真堂”，标志着湖北甚至整个华中地区，正式向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全面开放。“崇真堂”座落在武昌戈甲营44号，是一间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物，可容纳200人做礼拜。该堂的兴建象征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自从1864年开堂迄今，超逾140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该堂虽然经历了难以胜数的自然灾害与人为摧残，竟然仍能屹立不倒，诚属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直至目前为止，崇真堂仍为当地基督徒重要活动场所。
武汉植堂事工告一段落后，杨氏遂于1868年联同亚烈伟力宣教士向四川推进。他们是最早抵达该省份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可惜传教事工进展缓慢，在十数年后的1881年，才开始建立第一间教堂。
继四川之后，杨氏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然而该省居民以反对基督教著称，宣教士根本难以立足。杨格非以他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开始不断尝试向湖南叩门，屡败屡试，绝不气馁。迨至1904年，杨氏在25年间，先后往湖南宣教凡11次之多。蒙神的保守带领，结果让他亲身体会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180度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让杨氏肯定地知道，湖南省宣教大门已经打开。

杨格非 - 翻译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乃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所根据的重要文献。为了让华人了解圣经真义，翻译成中文乃急不容缓的首要事工。按照历史记载，由19世纪初叶，从外国来华的宣教士如马礼逊等人，已开始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起初沿用古典文学之文言体栽，被称为“深文理译本”，其特色是文字工整，词句简洁，诵读起来声调铿锵，朗朗上口。最大缺点在于，有时为迁就文体，竟然牺牲原文所应表达之正确意义。举例来说，“深文理译本”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教导门徒祷告的主祷文作以下翻译：

我父在天 愿尔名圣 尔国临格
尔旨得成 在地若天 所需之粮
今日赐我 我免人负 求免我负
俾勿我试 拯我出恶 与国权荣
皆尔所有 爰及世世 诚心所愿
这类译本只适合满腹经纶的有学问人士阅读。一般未接受过高深教育的贩夫走卒，就会一窍不通，无形中岂不是将大部份人摈弃于福音门外吗?杨格非认为，欲广传福音首重普及，过份深奥的文字，殊非一般人易于接受。有见及此，他特别花费一段颇长时间，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将圣经重新翻译。1885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称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此乃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进展阶段。迨至1905年，杨氏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可惜只翻译到雅歌为止。嗣后在1920年左右再出现“和合译本”属于近乎白话文版本，一直沿用至今，广为华人教会采用。杨格非则未有参与该版本的翻译工作。

杨格非 - 呼吁停止鸦片贸易

杨格非伉俪于19世纪中叶抵达中国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极大屈辱，除割让香港，赔偿巨额军费外，还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商人仍旧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谋取暴利，国家财富饱受剥削不在话下，最惨烈者，国民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传教士始终认定，英国这种致命的鸦片贸易，存在非常不光彩的劣迹，促使中国人抵挡基督。有见及此，杨格非制定双管齐下策略以面对：
首先苦口婆心提醒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诸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多次透过传媒，义正辞严向英国政府上书，谏议停止将鸦片输往中国。因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产生强烈偏见。华人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达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毁灭性的毒品！杨氏发动在华英国传教士，利用和国内教会通信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众为禁鸦片之事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谏言，未能即时遏止英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福祉的勇敢言行，深受我们敬佩。
作为“华中宣教之父”的杨格非，他的丰功伟业并未因时空而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寿，汉口一间新教堂奠基，命名“格非堂”作为对他永久的怀念。1963乃杨氏离世后50多年，在他的家乡特兴建一座花园来纪念他在海外卓绝的成就，乡人都以当地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