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入世”与“出世”问题上的比较

一般认为，儒家因为关注社会人伦关系被认为是入世的，而道家由于偏向隐遁而被认为是出世的。其实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也表达过隐退的思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用之, 万物将自化” 则表达了老子对侯王应持有的治国之道的看法，老子也曾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形象。事实上，关于儒家与道家在入世与出世的问题上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即既不能简单地把儒家看成是入世的，也不能简单地把道家看成是出世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儒、道在入世与出世上的关系。本文将从目的、行动和对人、自然与社会的不同关注这三方面分别阐述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对“入世”与“出世”问题进行比较。

首先，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目的来看，两家的思想都是入世的。虽然儒家也讲过“无为”，但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无为”，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

春秋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社会等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原来身为下层贵族的士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庶民，而拥有一技之长的庶民则晋升到士的行列来；另一方面，周天子的权力不断下移，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竞相争霸，变王天为私田、变分封为郡县，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孔子这时提出的“克己复礼”、“正名”与仁爱的思想就是为了挽救周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奴隶社会里的等级秩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人伦，其思想是完全入世的。

此外，孟子主张“仁政”，注重民本与教化的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的礼乐思想，也无一不体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儒家的思想主要表达了一种协调社会关系以使之和谐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稳，是积极的、入世的。

而道家同样产生于乱世的背景下，从本质上说来，其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寻求一条解救动荡混乱的社会的道路。《道德经》所讲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即告诉君主统治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与途径，即使谈到了无为、隐逸，仍没有脱离政治空谈隐遁，而是为了达到安邦的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用之, 万物将自化”就是主张侯王应该以“无为” 治国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谈的仍是国家；“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老子·五十八章》）他反对“食税之多”（《老子·五十七章》)、“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更是直接谈论政事、关心民生问题。这些言论思想都体现了道家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关心国事，对人民充满了深深的关怀。道家虽然对人伦社会表现出超脱，但是其思想在根本上仍是关心人世、关心民生的。在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完全相同，即儒道两家都怀着一颗救世之心，儒道两家的思想都包含了政治哲学的内涵，保持着积极入世精神。

然而，即使同为怀着入世的目的，儒家与道家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儒家采取了直面社会、直击现实的积极行动；而道家则表现得比较消极出世，主要通过哲学表达其在乱世里的救国情怀。因此，在行动上，儒家依然是入世的，而道家则是出世的了。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二点——行动上的问题。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动乱，儒家直接投身于乱世之中，企图通过“人”这一群体的主观努力实现政治的和平。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克己复礼，恢复社会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政以德”。在社会人际关系上，则推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运》) ,则“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并且，儒家还鼓励人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学而优则仕”，为国家社稷的建设做贡献。由以上可知，儒家的思维空间完全是关乎社会人伦的，主张积极的的入世践行。

这种积极的入世践行观还表现在，即使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儒家并没能为官为政，可是他们却依旧不改入世情怀，对社会人生充满关怀。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更是毫不逊色，直接扬言“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毫无逃世退隐之意。他们把人生关怀视为己命，躬身践行于社会中，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爱民忧国的情怀，是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相比之下，道家则恰恰相反，道家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避世之法，这就深深地为他们打上了隐逸出世的烙印。“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胠箧》）构建了道家的理想王国，主张国家清静无为，相互之间互不叨扰，这实际上就是以消极避世应对乱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写的就是一个隐逸者的态度，因为道家认为人民只有保持着这种隐者式的封闭生活，不交往才可以杜绝纷争，天下才可以太平，企图通过出世的方法维护正常的秩序、社会的安稳。

再如，道家主张“绝仁弃义”（《老子·二十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这是说躲离政治纷争即无为，是实现社会平和的有效的治国之道。 “绝仁弃义”不仅仅是企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可以推行仁义的做法，“仁”、“义”代表的更广泛的一层意义是普遍的政治手腕，即“术”。“绝仁弃义”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应该怀着隐逸者那种心态去治理国家，而不是使用“术” ，然后天下能太平。而民众置身事外于政治的办法是“绝学”，不学习四书五经直接断绝了进入到政治生活的途径。人民不参与政治，君王不耍弄“术”， “ 塞其兑, 闭其门； 挫其锐, 解其纷；和其光, 同其尘。”(《老子·五十六章》)，这些都体现了道家追求一种隐者式的作风。

道家认为统治者的刻意“有为”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此，道家认为隐逸式的封闭社会才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平和，希望通过消极出世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

最后，在对待人、自然与社会的态度上，儒家更关注的是人以及现世社会，为入世思想；而道家则侧重于阐发宇宙自然，看上去似乎是出世的，但其哲学阐述最后又都落在了政治层面上，因而实际上也是入世的。

道家的思想充满了哲学意味，主要探讨了宇宙本原、福祸相依，柔可以克刚等哲学问题，但是这却是为阐明为政之道而发。例如，道家先阐明“道”是宇宙的本原，证明“道”的合法性，但继而转入用“道”治政治。“道生之, 德畜之, 长之育之, 亭之毒之, 养之覆之”(《老子·五十一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 章) ,意思就是“道”能生养万物，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再如，老子先阐明了有无、长短、音声、高下、先后、美丑、刚柔、静躁、荣辱、祸福、奇正等可以对立转化的哲理，尔后把这些哲理应用到政治上来，阐明 “无为”之治道。因此，道家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阐释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

再看儒家，儒家也谈到了宇宙，同样那也是为突显人的价值、宣扬人本位服务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尽心下》）“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孔子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及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在社会占重要地位的人这个角色是极其关怀的，重视人的现实实践意义。此外，儒家还肯定人的享乐追求和对欲望的追求，“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教诲学生的条件，就是让人送他一条干肉。

综合以上比较可知，道家思想和儒家都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但是，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阶层上——道家思想是世界观，站在哲学的高度去阐释一种理想的治国之道；而儒家思想则是方法论，直面社会现实，针对现实而提出一系列具有强烈务实思想的具体措施。因而，道家就显得出世，而儒家往往表现得更为入世。然而，即使儒家和道家分别表现出了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两种不同的态度与行动，但他们本质上却都是为了寻求一条治国安邦的有效途径，都体现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因而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是入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