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青年如今已渐成这个转型时代的“牺牲品”。从福建南平的杀童案开始，针对小学生的暴力有如瘟疫般蔓延，广东的湛江、雷州，陕西南郑，江苏泰兴都陆续爆发针对小学与幼儿园的暴力袭击，血案连连，让人惨不忍睹；而同时，近期连续发生青年自杀的悲剧，也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有数据称中国的自杀率已经达到了每10万人中20人的水平，当然因为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数据公布，对自杀的感知多来自新闻事件。当今的中国社会，杀戮他人与自我放弃有如传染细菌一般，弥散在空气当中，让人可以轻易地嗅到其中的暴戾与绝望。

　　这到底怎么了？在媒体铺天盖地去报道这些惨剧时，惨剧却又接连地紧随其后，有如魔咒一般，步步紧随，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出来质疑，南京大学的杜骏飞教授在《财经》上撰文，认为媒体应该要注意审慎的精神，平衡报道，防止新闻报道引发连锁的暴力模仿事件。客观而论，杜教授对媒体事件与暴力案件之间的关系持有十分谨慎的看法，但是他却用整篇文章论述了一个核心论点，那就是媒体上所报道的暴力事件，如不加以限制，就可能会引发暴力的模仿，导致惨剧的连锁效应。杜骏飞教授也在其文章中说到：“阐释自杀现象的“维特效应”理论是否可以在针对校园的连环凶案中得到验证？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尚未证明后继的凶手阅读了先前的媒介案例。”也就是说，校园凶杀案或者青年自杀连锁发生，媒体的报道并非是一个确定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从新闻媒体的领域来看，这种强调媒体伦理与责任的说法的确无可非议，确也应引起媒体同仁的反思与警醒，但是拉开视野来看，我们却容易在这篇文章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媒体已经成为各种暴力和自杀惨剧的助推者，惨剧本身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种“视角转移”的魔法的确让人惊讶，媒体报道新闻，这是媒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职能所在，其基本功能当然是让信息公开，让交流得以可能。如今媒体对这些戕害儿童与青年决绝弃世展开大篇幅的报道，当然是在履行上述这些基本职能，其目的与初衷也是在于引起政府与社会的警醒：为何发生这些惨剧？哪些是个人自身原因，哪些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部分责任？

　　因此，检讨这些公共暴力或不幸事件，其实是要反省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症候，而媒体只是一个信息平台，它自身有其职能所在，但也有其能力的局限。换句话说，这世上种种的不幸，假如我们都充耳不听，视而不见，是否灾难就不复存在？人们就能幸福安康？

　　退一步而言，杜教授要求所谓审慎的报道，从执行上有两种方法：一是严禁报道；二则是选择性报道，并且回避惨剧的细节，只作事实性陈述。但是任何一位从事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都马上明了，这在实践中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假如严禁报道，那是掩耳盗铃；假如选择性报道或回避细节，那是对新闻专业本身要求的违背，因为对事件的充分陈述是新闻报道的根本要求。

　　进一步来说，杜教授所引用的暴力事件与新闻媒体报道之间的关联，我们姑且对此肯定，但是却不能就认为媒体是这些惨剧的导演与最大助推者，却遗忘了这些惨剧的根源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这个社会所忽视，最终展现出来的这一幕幕惨象，是人心长期被扭曲后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对这个社会的仇恨的彻底宣泄。

　　残杀儿童并不是仇恨这些具体的弱小生命，而是在报复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轻生也并非是模仿生命的那轻盈一跃，而是他人的那一跃，引发了绝望的某种共鸣感。

　　这些情绪一直存在，而且不断累积，有如干柴，随时可以点燃，我们固然自作聪明，认为找到了原因所在，但是却回避了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根本原因歧视与我们日常生活呼吸、工作须臾未曾远离，那种种的不公待遇、压抑的工作、社会的歧视以及绝望的前途，都是活生生的体验，并非书斋的“棋盘推演”，只有深入到这种种惨剧背后的细节与体验，我们才可能了解，那些人到底为何走上这条不归路。

　　自然，媒体也有伦理与教化的职责所在，但是这种职能不是指派、也非行政命令，而是某种行业的自律与规则，而且媒体自然也应受到社会的监督与法律的约束，但是这种种的约束与限制，都应是从政府、社会、公众所形成的互动中得以实现，社会强调教化的重要性，政府则要以秩序作为最高目标，公众需要知情权与信息自由流动。这几项要求要看政府、社会、公众几方面责任与权利的平衡，出事就找“软柿子捏”，就来批评媒体，却不敢直视问题的本质，套用杜教授的话，这种“专业化分析”也与暴力事件存在关系，蝴蝶效应嘛！

　　媒体的确应该批评，但是批评的原因不在于杜教授所引用的一大堆“分析报告”，因为这些的确是原因，但却不一定是当下这些惨案的直接原因，如果一项事件背后有多重原因的话，杀童案与自杀事件的此起彼伏背后的原因种种，最为深层与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都一直未有触碰，我们永远是在“批评的脂肪上瘙痒”，似乎挠对了地方，其实根本就未得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