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秋，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鎏金银冠，冠整体呈高筒形，通高28. 4厘米（上饰凤鸟高10. 3厘米），筒径19. 2厘米，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分为圆顶的瓜皮型帽，由锤揲而成的约半厘米的竖片将鎏金银丝构成的网纹分成四部分。帽顶部为伞形，但显略平，主体是圆内的摩羯纹，圆外为宝珠火焰纹，再向外是吉祥云纹。中间有孔是用来插帽顶的凤鸟的。鸟尾巴高高翘起，展翅欲飞，双足踩在莲花座上。外部分由四片组成，正面一片高于其他三片，上边中间为尖顶，两边为菱花形。正中錾刻火焰宝珠，两侧为两只长尾上翘、展翅欲飞的凤鸟。再向两侧为开光（开光上的纹饰也为连珠纹），并将图案分为内外两区，外区图案为两朵变形云纹，两侧金片纹样相同，纹饰分成三部分，上部为凤鸟，中间为折枝菊花，下部为团菊花纹。后面一片主图案为拱门形，内为火焰宝珠纹，边缘为连珠纹。据云，该银冠出土于内蒙赤峰一带。征集时，有关同志对鎏金银冠的时代存在一些分歧，有认为是金代的器物。笔者查阅了资料，产生了一些看法，现不揣冒昧，就鎏金银冠的时代和反映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不足之处，望学界同人予以批评指正。

一、关于鎏金银冠的时代

 以鎏金银冠或鎏金铜冠随葬的习俗，以辽代契丹贵族为最盛，而且大部分都出土于赤峰一带。我们进行了统计。

鎏金银冠计有：

1986年6月到8月，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哲里木盟奈曼旗发掘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墓内出土有银冠二。一为鎏金银冠：用银丝连缀10片镂雕鎏金薄片银制成。前面两片，左右两侧各三组六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成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像，并錾刻云朵、凤凰。前面上片錾刻凤凰。后面两片均刻双凤、云朵。冠前面缀21件镂雕凤凰、花卉纹饰的圆形鎏金银牌、一件宝珠形鎏金银牌和两件立雕金银凤凰。口径18厘米，高31.4厘米。另一为高翅鎏金银冠：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冠顶圆形，两旁各有一立翅。冠正面及立翅上均立镂雕的凤鸟，周围衬以云纹。口径19.5厘米，高26厘米，立翅高30厘米。清理时鎏金银冠旁有一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朵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1]

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一件二龙戏珠鎏金银冠。鎏金银冠银胎，模制，再经錾花、表面鎏金，呈直筒状，顶部高耸，如五峰起伏。正中为火焰状摩尼宝珠，坐落于弯曲而立的三株卷草之上。两侧二龙相对，昂首翘尾，神态栩栩如生。双龙与宝珠间各绘云纹，对称分布，盘绕流转。冠面空处满錾繁茂的卷草纹与忍冬纹，虚实相间，主次分明，雕刻非常精细、考究。[2]

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一银冠。1972年11月，朝阳县二十家子公社何家窝铺村前窗户村的辽墓出土一银冠。残高20厘米，周长62厘米，径19.4厘米。冠正面悬一火焰宝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3]

内蒙古库伦旗5号辽墓出土一鎏金铜凤冠。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墓出土鎏金铜冠件。[4]一件为女冠，口径21，通高23，立翅高29厘米。底缘为宽2.5厘米的边带，錾刻卷叶纹；边带上接等距离竖四条立带和冠叶相连。固定相接的冠叶，并相交于冠顶立端，组成冠体，冠顶圆形。，顶花及冠上的饰花脱落；冠两侧各有一立翅，底边插入冠口的边带内。冠通体饰镂空缠枝牡丹花，十分精致。另一件为男冠，口径20. 6、高32厘米，用铜丝连缀8片镂空鎏金铜片制成，前后两面各两片，上端合在一起。6片冠叶底端插入冠口的边带中。出土时以散乱，楼雕的冠饰脱落。冠的叶片边缘做成如意云朵形，内镂菱形底纹；正面下片錾刻一龙，两边有云朵；后面下片錾刻两凤。

从上所列举辽冠有其共同的几个特点：首先这些冠在随葬时有男女之分，一般来说高翅的均为女冠。其次在工艺上有相同之处，或为镂刻银片、铜片直接制成，或为用银丝缀合镂刻的银片、铜片制成。第三点，在纹饰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吉祥云朵纹被广泛地用来装饰边框。在冠上装饰立体的凤鸟或宗教人物造像。宝珠火焰纹常常被作为某一部分的主图案等。本文介绍的这件鎏金银冠，尽管和其他的银冠和铜冠有不同之处，但是其他的银冠实际上无论是在工艺上还是造型上也都是有所区别的，而这一点正反映了辽代用冠作为冥器随葬的普遍性。而无论是在辽之前的唐、五代，还是在辽之后的金、元时期，这种银冠都是很少见的，因此，笔者认为，该鎏金银冠的时代为辽代。

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库伦一带地处呼伦贝尔草原的边缘地带，是契丹民族的早期驻牧地，其大致范围为：今巫闾山以北，位于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南北南北，这里原为宇文鲜卑的活动中心。契丹诸帝及皇室贵族的墓葬都选择在这一带。

二、鎏金银冠和近年发现的辽墓之间的关系

自90年代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一带屡有辽墓被盗和发现。1993年和1996年，内蒙古文物部门分别对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西南12. 5公里处的宝山村附近的被盗过的1号和2号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地位于宝山（又名老头山）主峰的阳坡，这里是一处辽代的茔地，在五十年代这里已被视为一处围有茔墙、规模壮观的契丹大型墓地。1号墓壁画中有天赞二年（923）题记，墓主身着丝织物残片上有清晰的网络印痕，据其锈迹可知是银丝编织。从局部编缀的结构看，网孔呈六边形，排列均匀。用银丝网络覆裹尸体也为契丹高级贵族的葬俗，因此，内蒙古考古文物考古部门的同志认为：“很可能一号墓银丝网络与面具是共存的，但在盗扰中幸免于难。”根据1号墓题记，墓主人名勤德，死时年14岁，系“大少君”的次子。以“大少君”年龄推估当与辽太祖阿保机相差不多，因此按其称谓、年龄及墓地规格看，墓地不排除是阿保机嫡亲的墓地，甚至先茔的可能。“大少君”可能是阿保机之前的另一契丹首领钦德可汗的嫡长子。2号墓接近墓地的中心，墓主系成年女性，很可能是“大少君”的夫人之一。[5]1992年7月，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苏木苏木朝克山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被盗，发掘报告指出：“由于盗扰，数百件（套）随葬品的位置均被移动，对马具和丝织品的损坏尤为严重，虽经清理和追缴，部分文物仍有遗缺。”墓主人耶律羽之生与唐大顺元年（890），同辽太祖阿保机同出一脉，属堂兄弟。耶律羽之终前亦兼东京太傅。[6]耶律羽之墓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金银器（下面我们还要进行详细的介绍）。

遗憾的是上述两座墓主人规格达到了用银冠，但墓中的随葬品中均没有银冠。我们不排除甘博收藏的鎏金银冠出自上述墓地或其中一座墓葬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赤峰一带其他辽代贵族的墓葬中的随葬品，但是只有等到新的发掘报告发表或新的情况有介绍后，我们才能作出判断。

三、从鎏金银冠看契丹文化与河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与河西大长岭唐墓出土的有相似之处，举例来说如耶译羽之墓出土鎏金银花银把杯：敞口呈七边形，平沿，腹作七面，腹底弧圆接喇叭形圈足。口沿一侧有椭圆花式指垫，表面模铸卷草，下带制鋬。口沿、圈足、器腹均以连珠纹作边或框，上腹錾刻双鸟衔花纹。鎏金錾花银盘，口沿立折，呈五曲形，内平沿，腹壁斜垂，内底平缓圈足外张。内沿錾刻牡丹，腹壁饰宝相莲瓣纹，盘底中心双凤飞舞，周围为连枝花纹。圈足錾宝相莲瓣纹一周，口径15. 9、腹径12. 4、底径10. 3、高3. 5，鎏金錾花银罐，圆唇外卷，领肩部出棱，圆腹，平底。通体錾花纹，主体纹饰为八幅孝子故事图，颈、腹部各四腹周围饰以花卉图案。与之相似的这类把杯在关中唐墓和大长岭唐墓均有出土，为六面或八面。大长岭唐墓的在表面浮雕龙。[7]再比如鎏金錾花银罐，孙机先生称之为折肩罐，分为两型。[8]在中国境内出土的有肃南大长岭唐墓、赤峰克什腾旗二八辽代墓地、内蒙古奈林稿木头营子（只存上半部分），其中与肃南唐墓出土的一件与苏联考古学家发掘的阿尔泰和乌尔苏尔河沿岸的突厥大墓的库赖第4地点1号墓的金罐形制接近，但是鋬的形制不同于库赖1号墓的，却与奈林辽墓的一件相近。二八墓地的一件与米奴辛斯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尼塞河上游的科内比2号墓的一件无鋬的形制相近。奈林的一件与科内比2号墓的一件有鋬表面錾花的形制相进。器身满布缠枝卷草，在颈部和腹部以枝蔓簇结成两排类似“开光”的莲瓣形，莲瓣之内填以凤衔绶带，上面的凤鸟形象呆板，头大腿短，不类唐风。长岭唐墓出土的三足折叠鎏金菱花口铜盘、银匜，鎏金铜杯与耶律羽之墓的鎏金錾花银盘、银匜、鎏金银花银把杯，在造型上均有相似之处,器形形状也有相似之处。对于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文物，笔者曾撰文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其时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期，为内迁河西的原突厥统治下的回鹘等四部众从漠北携带来的物品。在文中，我们还就辽代墓葬习俗受到阿尔泰地区古代墓葬的影响发表了看法，比如，辽代墓葬中铜丝网络或腹面的习俗，我们认为很可能就受到了阿尔泰地区古代墓葬的影响。[9]以下我们根据史料记载，就契丹文化受突厥化文化的影响再谈些看法。早在6世纪时，契丹就与突厥发生了关系，北齐天宝六年（555），突厥木杆可汗强盛，西破口厌达，东走契丹，漠北诸族尽为役属[10]隋及有唐一代，契丹各部与中原王朝有臣服关系，大业元年（605），隋将韦云起督率突厥部落尽败契丹之“不服王命者”者，获其男女4万口及牲畜畜产甚众。唐武德年间（618～626），突厥势力复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1]唐一代由于胡风之盛，契丹又臣服于唐，所以突厥文化很可能也对其产生了影响，突厥、回鹘、室韦、奚、契丹、同罗、高丽及汉人杂处的现象在契丹的归化州中已是较普遍的现象了。正如唐人姚如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相同，何得不相亲胡？”。五代时期辽太祖统一漠北的的步伐加快，天赞三年（924）辽太祖兵锋直指阿尔泰山，基本征服了漠南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到辽太祖时，漠北的土拉河、鄂尔浑河、色楞格河，克鲁伦河已尽在契丹的势力控制下。[12]天显六年（931）春正月甲子，西南边将以慕化辖嘎斯国人来。在这一时期，辽与河西地区的来往趋向频繁。天显十二年（937）冬十月庚辰朔，里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贺。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刺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薄里骨皮室胡无里使其国（回鹘）。[13]甘州、沙州回鹘及归义军政权曾奉辽为宗主，与辽保持密切的往来，辽朝设“互市”于高昌，设立了回图务。会同三年（940）正月，回鹘使乞观诸国使朝见礼，从之。五月庚辰，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使诸使观之。[14]开泰八年（1019）正月，奉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早在7世纪早期，突厥与契丹以及河西地区已有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契丹文化受突厥的影响有直接的方面，如草原道上的直接交往。但是通过河西地区原为突厥统治下的回鹘等的间接影响也是需要重视的。

四、关于宝珠火焰纹

对鎏金银冠上的宝珠火焰纹，杨富学、杜斗城先生曾进行过研究。[15]他们认为是“摩尼宝珠”，既可能是“七宝”之一的“珠宝”，同时也可为佛法的代表。所谓“七宝”，《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有载，经中称转轮王有七宝：一者金轮宝，二者白象宝，三者甘马宝，四者神珠宝，五者玉女宝，六者居士宝，七者主兵宝。[16]宝珠在冠前部居中，左右两侧二龙护卫，实是“护法思想”的具体表现。这里的龙应是真龙天子的化身。佩带这类冠的人，很可能就是辽朝皇帝或太子之类的显贵人物。从这个角度去说，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银冠的规格是比较高的，是辽代皇室的物品，因此在当时可以说是代表了最高的工艺和制作水平。

五、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该银冠的意义

1、填布了馆藏文物的一项空白

甘肃省博物馆的藏品，在时代的分布上呈现出汉唐丰富，而宋以后薄弱的不足之处。以馆藏的宋金文物来说，主要有瓷器、陶俑和少量的写经、铜镜、印章。宋、辽、金、西夏统治时期的甘肃，河西走廊属西夏的辖地，而东南部则为宋辖，临夏盆地为金。而宋、金、西夏都有紧密关系，在文化上有共同点。金代有纪年的仿木雕砖室墓在临夏、兰州、静宁均有出土。庆阳和兰州保存有金代有纪年的钟。会宁、陇西等地有宋城和宋墓发现。辽代遗留在甘肃的文物，据笔者所知只有正宁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绿釉盘口瓶。因此，这件文物可以说不仅填补了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空白，而且填补了甘肃省馆藏文物的一项空白。

2、为“丝绸之路展”增加了一件珍品

辽王朝作为雄踞北方的王朝，通过横贯漠北的草原道，使东北亚地区与中亚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但是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对此却少有反映。尽管有部分五代、西夏时期的佛教文物，如榆林窟出土的彩绘木塔、西夏写经等，但只能反映在佛教领域中西文化的交融，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最高艺术成就的“重器”却显得少了。鎏金银冠的入藏，在某种意义上使唐与元这两个甘肃馆藏品中间的相对厚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件可连接的珍品，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