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省文物局组织文物鉴定专家在长沙市博物馆鉴定征集文物工作中，对两枚元代军事官方印章的规格、重量和它独特的造型及文字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两枚印章均为铜质，造型古朴、端庄，正方形印面，扁方直柄，柄顶端均刻有一“上”字，印身有黄褐色包浆，铜质紧密，沉稳厚重。印文清晰流畅，线条均匀，转折生动自然，金石味十足。印章有自然使用痕迹，其中一枚右下角有擦伤。印背面文字均为錾刻，单刀直入，简单清晰，时代风格特征完全相符。两印大小稍有差异，器物比较完整，十分珍贵。

    其中一枚边长6.5厘米，印面中央微凸，中心厚1.45厘米，边厚1.3厘米，通高5.8厘米，重720.02克。印柄为典型的元代扁方形直柄，柄正面下宽3.3厘米，上宽2.8厘米，柄侧下宽1.4厘米，上宽1.1厘米，柄高4.5厘米。印面鋳朱文“管军上百户之印”，为巴思八文字体，印背分别錾刻汉字楷书3行，右一行“管军上百户之印”，左二行“中书礼部”“至大元年闰七月日”。另一枚为“管军下千户弹压印”，同样为“巴思八文”。除体形稍小外，字体笔法、外形及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其边长5.5厘米，印面中央亦微凸，中心厚1.3厘米，边厚1.2厘米，通高5.7厘米，重463克。柄正面下宽3厘米，上宽2.7厘米，柄侧面下宽1.2厘米，上宽0.6厘米。印背部右侧錾刻汉字“管军下千户弹压印”，楷书体，左侧刻有“延祐元年十二月日造”，楷书字体，有磨损。从文字上分析，这两枚铜印为元代军事部门所使用，据说是在相同的地域出土，它对研究元代湖南军队驻防，蒙古军队与地方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两枚印分别鋳刻于“至大元年七月”即公元1308年和“延佑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314年，两者之间相差6年零5个月。但是,这两枚铜印的形制特征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两枚大小不一的官印，为何官职大的印反而比官职小的印要小一点？同样，上世纪80年代在湖南南部资兴县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两枚元代官印，其形制和尺寸与前两枚印亦有相似之处。其中一枚资兴县出土的元代官印为“管军下百户之印”，边长为6.3厘米，通高6.6厘米，重746克，印背刻“管军下百户之印”和“从七品”“中书礼部造”，及“大德四年二月日”。大德四年为公元1300年，早于长沙市博物馆的两枚印8年和14年。另一枚也是“管军下百户之印”，其体形和尺寸也更大，通高6.8厘米，重900克，更早于长沙市博物馆的两枚印12年和18年。

    根据《元史·百官七》中有“诸路万户府”，下设有千户所和百户所。又百户所说：“上百户所百户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俱从六品,银牌；下百户所百户一员、从七品,银牌。”上述湖南资兴出土的“管军下百户之印”，其印背阴刻“从七品”3字，与《元史》记载相符合。承其关系推断，持长沙市博物馆这枚“管军上百户之印”之人，应官从六品。而持“管军下千户之印”之人，则应官从五品。从这4枚元代官印的大小和官衔的高低及时间的前后差异，可以推测元代初期，随着蒙古人对汉民族统治的逐步稳定，官职越高、时代越后，印章的体积和尺寸反而越做越小，体重也逐渐减轻了。

    虽然这两枚官印相距6年多时间，但印章文字风格接近，均为铸印阳文，背面錾刻文字生动有力，为我们深入研究元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