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论服饰之一

张志春

古今所有思考服饰者，都会面临衣与人的关系问题。虽谈着装，都或多或少地回避了人体形态。虽偶有具体入微的着装感受，《周易》着眼于社会秩序天下安宁；孔孟侧重于伦理群体和谐，老庄视人为自然而超脱之人；墨韩视衣为简单的生理包装等等。而弥漫在生活层面的历代讲求人体形态的美却很难在神话、哲学等高级文化形态中表达，因而一直有不登大雅之堂的羞怯。而李渔则不回避，他思辩的触须直击“人身”，提出“衣以章身”的观点，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较为系统地论及装饰的具体性等等，则显得后来居上，青出于蓝，带有一定整合意味。

首先，衣以章身意味着人身提到了服饰境界的主体位置，且得到了形上层面的推崇与表达。李渔说：

“衣以章身”，请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智愚贤不肖之实备于躬，犹“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贫者服之益章其贫；贵者服之章其贵，贱者服之益章其贱。有德有行之贤者，与无品无才之不肖者，其为章身也亦然。

李渔这里所说的“身”，颇似文学创作中形神兼备的意象。身不只视为形体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智愚贤不肖”等品性积淀其中的意象。在李渔看来，穿着者的品性制约着整体形象的境界，引导并规定着服装对穿着者品性的彰显、强化和增益作用。他甚至觉得，不同的人穿同一衣亦能彰显各自的特点。如此立论虽嫌偏颇（因为它过分忽略了服装的扮饰作用）却有其独到的深刻性。这不仅在农耕文明村社格局里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来品评人物有其合理性，就是在人类的服饰文化史上，这一观点从某种角度上讲确也也揭示出服饰随人的神秘味与微妙性。

值得注意的是，李渔这一观点的展开中强调人的主体性。衣可改变人的视觉形象，却不能增益人的神彩情韵；可以在静态中焕然一新，却不能在动态中让人灵巧敏捷。有学者说得好，“李渔论及人体美，既论及形，也论及神；既论及相貌，也论及心灵；既论及可以看到的外在形体，也论及看不到的能体悟到的内在风韵。他认识到这两个方面虽然不同，却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不忽略形、相貌、外在体型，却更看重神、心灵、内在风韵；并且他认为正是在神、心灵、内在风韵起主导作用乃至主宰作用的前提下，形与神、相貌与心灵、外在体型与内在风韵相辅相成、融而为一，形成人体的审美魅力。”在衣人关系中，李渔认为人为主，衣为宾；人为帅，衣为兵；人为神，衣为形；当人与衣矛盾时，甚至不惜走极端，舍衣而就人：

倘有一大富长者于此，衣百结之衣，履踵决之履，一种丰腴气象，自能跃出衣履之外，不问而知为长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况罗绮而文绣者乎？丐夫菜佣窃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而得祸，以服能章贫，不必定为短褐，有时亦在长裾耳。

文饰之辨早就困扰过先秦诸子，似乎没有谁能一句喝断此中纠葛。李渔仍在二者冲突之时坚守以人为本，以质胜文，即以为人之气质大抵可以超越外在的妆饰。确是智者之思通古达今而给人以启迪。先述“一大富长者”的意象似将孟子所说浩然之气融注到服饰境界中来，说得亲切平朴而有深淳服人。再说“丐夫菜佣”意象让今日读者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已。想那唯一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意态，真越发彰显其贫窘也。因为一种款式是一种活态的行为模式，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具体化，一种心态，一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表情，而不是一个物件的外包装。

其次，衣以章身，意味着衣妆扮饰是人人必不可少的生活行为，是世代修练的美饰功课。李渔所说“予所谓修饰二字，无论妍媸美恶，均不可少。”即指这种扮饰修容不是个别的奢侈行为，而是普世的美化现象。李渔更进一步指出，它既不是瞬间改容的包装叠加，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劳作，亦不是说红便红说黑便黑的话语指派，而是一个有着相当难度的耗时相当漫长的修练过程。李渔说：

古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俗云：“三代为宦，着装吃饭。”古语今词，不谋而合，可见衣食之事难也。

因为衣与人身与人的气质有个磨合的过程。在人有着摸石头过河探索历练的过程；在衣有着质、色、图、款不断更新变化的适应过程。须知任何一人都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任何一款服装想达到适体都非一蹴而就而是世代层积的成果。“三代为宦，穿衣吃饭。”并非把人生的最高目标定位在衣食层面，而是说衣与食的境界象艺术创作“十年磨一戏”一样，是在温饱解决之后才有精益求精的余暇，才有不断提升的资本和知识储备，才有更高层面欣赏的意趣和不断拓宽的目光，才有美衣的体态与美食的口感。此与西谚“三年可出一个富翁，三代才出一个贵族”相同。这里的古语俗谚以及今日俗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云云，都在这一语境下才放射出深刻而崭新的光辉，而不是过去浅层的理解。服饰是一个文化层积的过程，是一个探索与创新的过程。它所展示的理想境界不可朝发夕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是的，衣食的境界不是温饱的物质填充式满足，而是美衣美食的艺术境界的追求与享受。

再次，衣以章身，则意味着扮饰的适度性，即恰到好处。李渔就这一命题细解为多层面多向度的表达，如与人相称，与貌相宜；讲求自然，讲求和谐等等，容后阐述。需要强调的是，李渔在解读历史上的顺口溜“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宫中皆全帛”时有着精彩的见解：

细腰非不可爱，高髻大袖非不美观，然至饿死，则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观，直与魑魅魍魉无别矣。此非好细腰、好高髻、大袖者之过，乃自为饿死、自为一尺、自为全帛者之过也。

与其同时代而稍后的卫泳在其《悦容编中》所说“妆不可缺，亦不可过，惟求相宜耳”道理相同。而李渔指斥时装潮中“只顾趋新，不求合理，只求变相，不顾失真”的极端偏颇倾向，底蕴丰沛，淋漓酣纵，读来回肠荡气。

第四，衣以章身，还在于衣人和谐相处，自在自然。在衣人之际，李渔创造了一个经典的比喻，以为衣人和谐与否，犹如人是否服水土一样。他觉得“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犹人身之附于其地。”有着漫长的彼此适应过程，如果仅仅把服装看作是外加的“文采彰明、雕镂粉藻”，以为可以瞬间改观，那么就难免出现“不服水土之患，宽者似窄，短者疑长，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项宜伸而领为之曲，物不随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为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惯，头与冠不相称也。”孔子曾就扮饰说过“文胜质则史” 一弊，后世的注疏演义者多跨越了圣人出发于文饰的原点，更多在形上玄思的精神层面徘徊。在漫长的中国服饰文化史上，真正将这一点延展到服饰的轮廓到细部，且再现为着装情景，还是李渔讲得深切而又透彻。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354-action-spacelist-type-blog-itemtypeid-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