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审美特质之比较
　　

 

                 隐藏的圆舞曲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人们的喜爱。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它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但是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中西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别。在此，我就其中的浪漫主义审美特质做些比较。中国诗偏重主观，西方诗偏重客观。归根结底，史诗在中国的不发达，跟中华民族很早就作为大一统国家，对王权秩序、现实伦常、诗歌教化的重视有关。就抒情诗来说，西方抒情诗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比如萨福的《夜》：“月已没，七星已落，已是子夜时分，时光逝又逝，我仍独卧。”完全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而中国的抒情诗始终强调个人价值蕴含于社会价值之中，个人乃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命运与群体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中国传统诗人在抒发“小我”的情感时，又非常强调将“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们便以李白为代表与西方诗人的创作进行个比较。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西方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讲究的是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李白是一个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是一种中西方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都具有的意识。而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却多是理性的表现个人的情感和理想，在对现实和理想的比较之中有更多细节上的体现。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这就是上文中所提到过的李白和中西方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意识——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
　　同样的中西方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也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他们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这也正是中西方所有的浪漫主义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永恒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这两天，穿梭于地铁中的人们总会被眼前远渡重洋而来的英国诗歌所吸引，尽管乍看来有几分新鲜，但细细品味却又感觉有几分似曾相识。此次入选的诗人布莱克和华兹华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在中国都拥有着不少诗迷，尤其是许多年轻人都会摘其诗句作为个人的座右铭。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早在中国诗歌繁盛时期的唐朝，布莱克、华兹华斯就与杜甫、白居易“结缘”。《达·芬奇密码》的翻译，著名文学翻译朱振武为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缘由。
　　以下的例子也将同时说明中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相通之处。
　　一、自然情怀：布莱克与杜甫。威廉·布莱克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画家，因此他的诗歌总是会令人产生强烈的画面感，自然山水、花鸟鱼虫尽收笔下。以此次入选的《天真的预示》为例，沙粒和花朵，世界和天堂……充满诗意，且又令人遐想。“布莱克的风格和中国的杜甫极为相似，杜甫善于白描，情景交融，相通之处不言而喻。”他举例说，“杜甫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与布莱克笔下‘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的表现手法是相同的。”
　　二、通俗易懂：华兹华斯与白居易。《水仙》“山间谷中，百云飘浮。我如白云，独自遨游。忽见水仙，黄花清幽。湖边树下，摆舞不休。犹似银河，闪耀繁星。水仙连绵，一望无垠。千万花朵，入眼清新。迎风摇摆，活泼欢欣。”这不仅是华兹华斯的名作，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华兹华斯在英国诗坛具有很高的名望，但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其作品格调不高，通俗易懂，有时甚至简单到会让人觉得它根本就不是诗，但也正因为这样，喜欢读他诗歌的人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水仙》里基本上就是在罗列一些自然景象，百云和白云、银河和繁星……这首诗很容易翻译，版本也很多，都是能让人一眼就看懂的。白居易的《咏草》其意境就和《水仙》有几分相似，‘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浅显易懂”。
　　三、现代女诗人：詹米与舒婷。英国诗歌的发展和中国本来就有许多巧合，英国18世纪的浪漫主义风潮就像我们唐朝的诗歌兴盛，在那个时代，不仅在英国很少出现女性诗人，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选入《全唐诗集》的也只不过二十几位，而到了现当代，中外文坛都开始相继出现女性作家的身影，凯瑟琳就属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蓝色的船》，委婉细腻，将女性诗人的情怀一展无遗，而其朦胧而又传统的语境与中国当代女诗人舒婷有惊人的相似，而舒婷的代表作《双桅船》与这首《蓝色的船》也都拥有相通的意境——“桅杆上升起的灯，如我们心灵的诗语”，恰似“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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