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牧师遗孀夫人，魏茵加滕（Weingarten）18号”——于是我在瑙姆堡念着这个城市的姓名地址。“尼采？哦，就是那个疯了的教授，”我的宾馆老板说，“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他正和他妈妈一起散步。一位语文学家把他指给我看。不然的话我会对他一无所知。这里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他。”
    市场上一条窄窄的街道，街边是一排小小的、低矮的、简朴的房子。“牧师的家？”“一直往前走然后左转，转角处的那所房子就是，”一个小男孩说。那是一幢有一个红瓦屋顶粉刷得雪白的两层建筑。在它对面，一堵爬满蔓藤的半坍塌的老墙，老城墙，将街上的喧扰封在门外。在房子右边，是院子，二楼窗户旁边是一个木制走廊，前面也由野生葡萄藤所掩映。从这些窗户里，白色窗帘后面，猛然间一阵嘈杂声传了出来……高声暴烈的讲话。房门紧闭，我按下青铜门铃……一下，两下，三下。最后，一位老太太从楼上往下看了看。过了一会儿，她，尼采的母亲，为我打开了房门。“只要你乐意，”她说，将我带到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我得再去看看我的儿子，他今天太不安静了。”然后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她就开始讲述……温和地，亲切地，简单明了而又谦逊适度，充满了慈母般的仁爱和慈母般的伤痛，但却坚定刚强，只是偶尔，她的眼睛里会闪烁着泪花。
    “不会有更大的希望了。最起码吧，只要他还活着。四年来他没吃过一粒药，那样对他有好处。不过我让他坚持节食。清晨一大早是牛奶拌蜂蜜，他喜欢吃那个；第二顿早餐是有助于消化的蓝莓。中午是一些汤和肉，下午喝一大杯柠檬水，而到了晚上就喝酸奶。有时候医生还会来，但是他什么方子也不给开。他根本没有护士。我的女佣人阿尔文妮（Alwine），她有一颗忠诚的心，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她已经跟了我十五年了，她尽其所能地为我儿子做事情。她也总是安慰我。昨天晚上，他那么大声地喊叫，我非常害怕。‘啊呀，牧师太太’，她说，‘那还不算坏，今晚我会陪着他的。’——我希望上帝会让它快快过去。我不能把他放在耶拿的诊所里。那时候我到那里去看他，实验性地带着他一起去散步。第一天我们在一起呆了九个小时，他和我们一块去饭店吃饭，而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是你想冒险的话，那就永远带着他吧，’教授暴躁地说。好吧，我就把他带在身边了。
    “这所房子租出去过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了。它与残破不全的生活轨迹保持了一段距离，并且这里的空气很好；不幸的是，他看不到门外的绿色植物，他眼睛太近视了才看不到。一位贵妇人从康斯坦斯（Constance）写信给我；我不认识她，她写信只是说她是我儿子忠诚的仰慕者。这样的爱对一个人有益，不过我还是谢绝了。以前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在附近大量地散步，也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走，早上和下午总是要走三四个小时。然而，他的腿逐渐变得沉重。我就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如今他不再愿下楼了；当我们下楼的时候，我总是给他念一首诗；他听着诗就不会注意到楼梯了。当然了，他理解不了那首诗。我添加了长廊以便他能一直享受到新鲜的空气。他走出房门，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到了晚上他坐在那里沉沉睡去，直到十一点钟我把他带到床上去。他的意识几乎完全熄灭了。他还认识我和阿尔文妮，另外就不知道任何人了，我承认根本没人来看他，也不应该有人来看他。现在他时常提起汉尼拔（Hannibal）和莫尔特克（Moltke）以及从前的普鲁士将军——冷不防会冒出叔本华的名字。他从不提他自己的书。‘妈妈，’他对我说，‘我不是个傻瓜。’‘是的，我的儿子，’我对他说，‘你不傻，如今你的书震惊了整个世界。’‘不，妈妈，我就是个傻瓜。’阿尔文妮告诉我，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嘟囔着，‘妈妈，妈妈！’甚至当我领他到长廊时，他都会说：‘长廊在哪里？’我必须得领他过去，因为他近视，看不到。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一般会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于是我就给他大声读些东西，其间他又睡着了。上帝知道，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完结了；我们甚至得帮他穿衣脱衣。昨天晚上已经一点半了，我们给他穿上衣服，因为他大叫大嚷；之后，早上的时候我们又让他躺到床上。我睡在他的隔壁房间里，开着门，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及时赶到。一个名叫奥拉•汉森（Ola Hanson）的瑞典作家曾写道，他的病是遗传的。那不是真的，而在我的反对之下，他撤回了他的论断。他的书还有其他错误，那必定会对我造成伤害。我能想象得到他得到这个材料的源头。有些人用这样的事情来找乐子。然而，我亲爱的丈夫确实死于大脑软化。只不过原因是他跌倒在一个石砌台阶上，碰伤了他的头，那是我儿子出生之后很久才发生的事情。到如今所有的一切都被认为是遗传了。他工作太刻苦了。甚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放假了，他从舒尔普弗塔回到家里。他整天整天地读书。‘亲爱的儿子，’我对他说，‘放假是为了让你休息的。’然后他就说：‘亲爱的妈妈，人们休息并尽情享受，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休息，而我也有我的方式。’而后来，他每星期做六场长长的演讲，一直是靠他的记忆；他不能念手稿；他眼睛视力不够好，没法那样做。六场演讲的时间就像十二场布道那样长，我敢肯定。对此他只是加以嘲笑，说我是典型的牧师老婆，总是要回到布道上来。所以他患上了失眠症，开始服药。他使用了已被发明出来的所有安眠药，教授们如是说。他的更坏的一个做法是服用三氯乙醛。事实上，就是那种药杀了他。
    “还是在罗马的时候他对我女儿说：‘你知道，对我来说，如今有时候事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于它们真正所是的样子了。我也相信我知道答案。我想对你说，我需要三氯乙醛。’——‘我亲爱的，亲爱的弗里兹，’我女儿说，‘哦，别那样做，我求求你。’根本没用。在其他方面，他是如此节俭。他生活得像个圣徒。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而且他很善良。在巴塞尔他居住的那家人告诉我：‘像你儿子这样的好人再也找不到了。’我还记得我自己从巴塞尔听到的一个故事。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未来的传教士，后者还得通过一门考试。为此他必须得学习希伯来语，但是他太穷了，没钱请一个老师。我儿子免费教他。夏天酷热难奈，经常都是摄氏40度的高温。‘亲爱的儿子，’当天气太热的时候，我对他说，‘今天就不去教了吧。’‘妈妈，’他回答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尽了他的力。所有人都聚集在他身边。他是从我亲爱的丈夫那里继承了那一点。他也是那样行事的。当他离开教区的时候，教区居民们都对我说：‘噢，牧师太太，我们现在不再关心谁来了，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另外一个像你丈夫那样的牧师。’‘妈妈，’我亲爱的儿子有时会说，‘穷人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快告诉我！我就想那样生活。’——‘亲爱的儿子，’我回答说，‘那种生活不适合你，他们大量地喝咖啡。’因为他不喜欢咖啡。
    “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他绝不会成为神学家。最近我与一位家俱商交谈，他曾在公立学校里当过老师——他的监护人说他在公立学校里学得最多，并且学到了一生中最有用的东西。现在，这位家俱商讲道，弗里兹曾经如何大声地朗读这首诗，即‘无论何人都得让亲爱的上帝统治’，以这样一种充满感情的表达方式，直到今天他还能记起。之后一位理发师给我讲了同样的事。迄今他所有的相识都还很爱他，对我来说，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欣喜的事。最近，大教堂的牧师前来看望我。没有人像弗里兹那样，如此真诚、如此虔敬、如此衷心地袖手旁观（folded his hands）。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小牧师。
    “后来，当他的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他对我说：‘妈妈，别去读它，那不会给你任何快乐。’他也对我开小小的玩笑。他微笑着说了一首小诗，是这样开始的：‘牧师遗孀盯着我……’那时他还很快乐，很幸福。他和他妹妹相处得很好。那是一个聪明女人。她嫁给了新德意志的创建者伯恩哈德•弗斯特（Bernhard Förster），如果你知道这个名字的话。她就要来我这里了。‘亲爱的妈妈，’她写信对我说，‘我不能在国外生活更长时间了。我必须回国。’那么她就将再次见到他了。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的最新照片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新版里。我总是去亲吻这张照片上他那宽阔的前额。只要他还活着，至少他的血肉之躯活着就好。就我这方面来看，那可能太专横了，但是我认为他最好由我，他的妈妈来照顾。我向上帝祈祷。我六十八岁了，而他是我的好儿子……”
    那条道路再次引领着我经过这所房子。在那条长廊上躬腰屈背坐着一个人，头低垂下来，可能在打嗑睡。面色苍白，连成一片的头发，苏格拉底一般的宽大前额，眼镜架在尖尖突出的鼻子上，一部强势的、蓬松的大胡子，下巴，就我所能看到的，尖刻而巨大，面颊深陷，带着给人印象深刻的容貌特征。他的脸上一派和平。他睡着了。一辆四轮马车隆隆驶过。它可能不会唤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