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家国”，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家”其实也一样。王家作为一个大家族，随着家族繁衍兴衰，分家也在所难免。我家在民国时期分家，具体时间我不了解，大概在我母亲嫁过来并且生了第一个男丁后。

我家分到了位于城郊东南的王塘村60亩土地，距离汝南城六里多，其中包括王家的祖坟地。种老坟地的人家负责看坟添土，收获的粮食不用向主家交租，每年只在清明和农历10月一摆几桌酒席，招待去上坟的主人就可以了，俗称“吃祭食”。

我们姊妹随母亲上坟时坐车去过几次王塘，运生的父亲写地契包下了我家这块祖坟地，他们父子到汝南办事，都来家里吃住。因为年龄小，不操心家里这些事，印象并不深，也因为王塘有六十亩土地，佃户还有好几家呢。

父亲是有远见的人，1949年初没到新中国建国，汝南即解放了，成立了新政府。那时土改还没影，父亲便把地契和自愿捐献土地的书信一并交给政府了，得到政府表扬，在划成分时划为“开明地主”，土改时父母得以避免到乡下被批斗。

没有了土地，父亲也没有了工作机会，家庭经济失去来源陷入困顿中。1950年麦收前，运生大哥进城来家里看望我父母。看到家里的困难情况后对父母说：“如不嫌弃几个妹妹可以到乡里去拾麦子，一麦季下来可以拾几十斤麦子，吃住在我家里，什么都不要带，买个草帽就行了”。

运生哥走了三天，二嫂带着五姐和我去王塘去捡麦子，帮助家里度过难关。那时候都是用镰刀割麦子。还有用一种农具叫“网刀”，割麦子速度快，但掉的麦子也比较多。运 生大哥用网刀割麦，让我们跟着他捡麦子，捡的就多一些。

每天天不亮都下地了，二嫂出闺前也是大家小姐，我们小姐妹更不用说，都是第一次体会种地人的辛苦。收割麦子的几天，家里人都把饭送到地里吃。中间还送“小饭儿”，是用大麦面蒸的花卷儿、糖包，有时还煮几个鸡蛋。割麦子是重体力活，一天干下来非常累人，体力消耗很大，只三顿饭是顶不住的。

收麦子时最怕下雨，要趁天晴赶着快点收完入仓。中午大太阳正毒时也不能停，直到响午饭送来才在路边的大树下趁吃饭功夫歇一会儿。大块地边上一般都有水井，吃罢饭打一桶井拔凉水喝一碗就算喝汤了。这样连干六七天把麦子收割完。

每天割下来的麦子要拉到打麦场上摊平晒着。割完麦子后开始打场，有牲口的家套牲口，没牲口人拉石磙，满场转圈碾麦子脱粒，最后还要扬场——用大木头铣把碾出来拢在一起的麦子铲起来撒向空中，靠风的自然动力把麦粒和麦皮儿分开，晒到干透，把麦子装进口袋运回家入仓，麦收才算完成。

运生大哥把二嫂、五姐和我三人捡的麦穗也拉到场里一块儿这样打好，竟然得到80多斤小麦。麦子装进口袋里，他又用车子帮我们送到家。这年麦收季节的相处，让我对运生大哥为人忠厚留下很深印象，他在困难时期对我们一家的帮助让家人都很感动，母亲留他吃了中饭，一家人把他送出大门口，看着他走很远我们才回来。

1950年下半年，二嫂要到信阳参加教师培训班。那时候有文化的人很少，二嫂是开封女师毕业，解放前做过我们学校的校长，才有这个重新参加工作的机会。学习期间没有工资，家里几口人生活依然很困难。那时家里还有一盘磨、一头小驴儿，母亲就想着可以磨面卖面作为营生。但她一个人是不行的，两个孩子上学家里也供不起了，就提出来我和五姐辍学一人在家里帮忙。我自告奋勇说自己的身体比五姐好，我留家里磨面卖面，五姐已经初三快毕业了，让她先上完学吧。这样我休学在家，帮助母亲磨面卖面。我们不到街上卖面，而是给两个点心铺子供应面。每天下午把磨好的面送到铺子里就可以了，给人家送面是我这个13岁小姑娘的任务。  

寒假五姐考上了河南护士学校，家的负担才相应有所减轻。父母担心耽误我学业，1951年开春我得以重回学校上学，家里面不磨了，把一盘石磨和驴儿都卖了。家庭生活仅依靠母亲的女红度日。母亲的针线活好，给小孩缝花帽、做花鞋，给成年人做的鞋都很精致，做好后成品放提篮里由父亲到街上卖。母亲做变蛋也很拿手，鸡蛋变好后摊在院子里晾干，也是父亲提篮到街上去卖。两位老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我复学不到一个月，淮阳师范学校来汝南招生，因为师范管吃管住，不用交学费，我就去考这个学校，很顺利地考上了。离开家经过三天徒步走到淮阳，我本来身体很好，但在学校不服水土，经常生病，嘴烂牙疼没办法吃饭，只好休学回家了。

因解放前汝南重教育，学校多，所以初解放来汝南招生的部门也就多。1951年5月，中南军区卫生学校去汝南招生，我又考上了，去武汉上学，毕业后分配工作，直到1953年才有探亲假，得以回家看望家人，帮母亲干些家务活。闲谈中母亲说起了运生大哥，我们走后的两年里他每次进城都来家看望，给父母送点儿时令青菜，冬天送干储菜，是位很重情义的人。这让我对运生大哥的为人处世更加敬佩。

此后的政治运动越来越紧，接连不断，再没听到运生大哥消息了。1966年父亲患前列腺肥大排尿困难，只能去医院去导尿缓解疼痛。弟弟写信说明情况，我和五姐当时都在不同的地区医院工作，但因政治运动既请不了假回家探望，也不能把老父接来看病。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请下假送葬，心中非常难过。

父亲丧事过后，弟弟又来信说明经过，我才知道命运多舛的父亲，走后竟无安葬之地。万般无奈之际，还是运生大哥听说后连夜进城，趁黑夜把父亲拉出城，埋到自家的自留地里了。这让我更加感激运生大哥，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疯狂年代，甘愿冒风险拦下这桩大事，让我可怜的老父亲得以入土为安。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母亲故去后埋的地方要开发，通知迁坟，我们兄妹在公墓买了墓地为父母合葬。弟弟和侄子去王塘找到运生大哥，他领着到了埋葬父亲那块地。但因当年是夜间深埋，不敢留坟头，已经找不到具体位置了，挖几处都没能找到父亲骨殖，只好在大概位置那里取土用红布包了带回，权作为父亲迁坟安葬。迁坟仪式上我家当时还在的老辈人，告诫在老家居住的晚辈人，要永远记住运生这位有情有义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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