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符号的动物——读卡西尔《人论》

借助于语言，人类构建了一个超出于其生存环境的符号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不再受制于环境的束缚。我们的种种文化形态，如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就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西方世界影响甚广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将他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专门编成一本厚达近千页的《卡西尔的哲学》，并在扉页上将其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

卡西尔1874年7月28日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布累斯劳即今日波兰的弗芬茨瓦夫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早年受业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首领海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以后很快成为与柯亨、那托普（Paul Natorp，1854—1924）齐名的马堡学派主将。1919年起，卡西尔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起任汉堡大学校长。在汉堡时期，卡西尔逐渐创立了他自己的所谓“文化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与马堡学派的立场已经相去甚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尔愤怒地声称“这是德国的末日”，遂于同年5月2日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离开德国，开始了他的12年流亡生活，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先赴英国，任教于牛津大学全灵学院。1935年9月，接受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哲学教授，在那里一直待了6年。1941年夏季，卡西尔赴美国，就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后又于1944年秋转赴纽约就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5年4月13日，卡西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回答学生提问时猝然而亡。终年71岁。

卡西尔一生著述多达120余种，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曾受到石里克、弗朗克等逻辑经验论者的高度评价；他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使他成为20世纪这一领域的重要前驱者之一，并受到现代西方各派语言哲学的普遍重视；而在美学方面，人们一般都把他看成是30年代以后西方兴起的所谓符号美学运动的“开路先锋”在美国，人们常常把他与苏珊·朗格合在一起称为“卡西尔－朗格的‘符号说’”。

卡西尔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站在哲学高度从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视角考察全部人类成就的人，卡西尔从人的劳作物质出发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走向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他着重于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建立了文化哲学体系，在他煌煌三大卷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详尽的阐发。而《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如他自己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正是他晚年到美国以后，在英、美哲学界人士的一再要求下，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该书是卡西尔著作中被译成外文文种最多、流传最广、影响甚大的一本。有人说：好书和女子一样，你不能一五十地说它的短长，而只有一种想与之亲近的冲动。对于《人论》这本书来说，这种冲动决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一种长久的萦怀。

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哲学的理论前提。任何哲学理论都以这个前提为其逻辑生长点。卡西尔看来，这个前提就是：哲学要关注、寻求、解答人本身的问题。即：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终极价值等问题。“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这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不可动摇的中心。”几千年来，人的问题是古老而又恒新的主题，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生物学分别承担了人的问题的阿基米德点，并各自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路线与方法。西方思想史上提出了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理论，但是对“人是什么”并没有做出一个根本性的解答，反而是陷入了“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掌握和组织各个学科已经积累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的事实，反而在一大堆材料中迷失了方向。要走出这个迷宫，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开拓新的观察人的视角。

卡西尔在总结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思想，以完成这个目标。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是以一种新原则去解答人的问题。这种新的原则就是从人的全部活动中，从人的劳作中去探讨人的本质。以往人们种种对人的探究都是从劳作的结果和特性上入手，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社会性的动物或政治的动物。但这并不是区分人和动物、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根本之所在。卡西尔认为真正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是人的符号功能和人的符号活动。人的特点就在于能以符号来解释、把握世界。因此，卡西尔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提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认为语言显然是起源于动物的吼叫。动物能用不同的呼叫来表自己的情感，这种能力在人类中就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相对于将语言归为神授之类的说法，达尔文的这一自然主义解释不啻为语言研究投下了一线希望的曙光。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语言可分为两大类：情感性语言和命题性语言。确实，人类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情感言所组成的，它也许是起源于动物的吼叫。但命题性语言，亦即对于一个客体的命名，却是人类所独有的，动物语言从来都没能跨入到这一步，也就说，动物只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它却无法从自身的主观感受中分离出一个客观实在，并赋予其中的象以特定的名称。在卡西尔看来，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性语言与情感性语言的区别，就构成了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

人与动物的这种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卡西尔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在他看来，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象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卡西尔认为，上述这种区别的秘密正是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出他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而动物却只能按照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行事，所以始终不知何为“理想”，何为“可能”。他以“数”的概念和“乌托邦”的概念为例，指出数学和伦理观念最有力地证明了人具有“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

卡西尔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给人下定义。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并非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毋宁说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印在文化的本性上的。因此，与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政治也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等，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人类文化诸形态的依次生成，是一部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也是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人论》一书的基本出发点：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该书的副标题——“人类文化哲学导引”——正是点明了这个出发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力图论证的一个基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在卡西尔看来，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因此，它们内在地相互联系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文化。归根结底，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的产品都是“文化产品”；所以，虽然这些活动都是各不相同的，虽然“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化为一个公分母，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并且服从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不可比较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不调和。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各自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显示了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如果‘人性’这个词指称着任何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指称着：尽管在它的各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创造人自己的历史，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因此，说到底，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尽管在不同的活动中具体的目标、具体的结果、具体的过程各不相同，但都必然地趋向于一个共同的总的目标、总的结果、总的过程——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了“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这就是人的唯一本性。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

根据这种人性观，自然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人的哲学，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科学哲学，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神话哲学，……一句话，人的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反过来，只有已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才足以真正展示人性的广度和深度，才是一种真正的、唯一的“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成为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

卡西尔强调，对于一种文化哲学或人类学哲学来说，最要紧的问题是：“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哲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抽象的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要研究具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本身。因为正是靠着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才既产生出了一切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只是以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才得以结合与统一为一体。由此可见，只有这种能动的“活动”，这种自觉的“创造过程”，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用卡西尔爱用的一个德文字来说，才是人类生活的“原始现象”。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原始现象、这些能动的创造活动，其本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活动？

卡西尔的回答是：这种现象就是“符号现象”，这种活动就是“符号活动”，亦即能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因为“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就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卡西尔的意思是说，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这样，符号活动功能就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这个中介物、媒介物，也因此，对各种“符号形式”——语言、神话、艺术、科学等等——的研究，也就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卡西尔把他的哲学叫做“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的这个“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就是把他的“哲学人类学”和他的“文化哲学”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卡西尔的全部哲学实际上可以化为一个基本的公式：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因此，在卡西尔那里，“人——符号——文化”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东西，而“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文化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同一个哲学。

在卡西尔眼里，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作为活动的主体他就是“符号活动”、“符号功能”，作为这种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同样，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而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则是符号。因为正是“符号功能”建立起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正是“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文化的世界；正是“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他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因此，“符号概念”成了卡西尔哲学的核心概念，“符号功能说”成为卡西尔哲学的方法论，而对各种“符号形式”的研究也就构成了卡西尔哲学的知识论。这是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它标志着在探索人性的问题上，人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无论是在人的哲学、文化哲学或历史哲学上，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借助于语言，人类构建了一个超出于其生存环境的符号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不再受制于环境的束缚。我们的种种文化形态，如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就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说，符号创造了一个脱离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

以科学为例，物理学中的不少原理，如惯性定律，就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实，这些都已是耳熟能详的例子。更重要的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出现还常常走在事实的前面，如数学中的虚数、非欧几何理论的诞生等。其实就在生物学这一貌似以经验为的学科中，同样存在这种理论超前的情况。就以基因理论的诞生来说，遗传学的教科书上都这样写道，那是孟德尔在修道院的花园里做豌豆杂交实验并对实验结果统计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但有关的科学史研究已经表明，早在杂交实验之前，孟德尔就已了呈颗粒状存在的遗传因子的设，那是来自于化学的启发，化学反应中的原子就是这样一种能独立存在的稳定单位。实验只是验证了这一设想而已。但这与其说这是一种验证，还不如说是孟德尔使得实验结果符合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突出了想要的结果而将不利的结果隐瞒了。但我们仍然要赞美孟德尔，因为遗传学的种子就萌发于他做杂交实的那片思想园地之中。

一个可能的想象世界同样存在于宗教之中。达尔文曾将宗教的起源归之于动物的崇拜理，他说，当一条狗仰面看着他的主人时，在这条狗的心目中，这位主人岂不就是他的上帝。然而，动物的这种依恋、崇拜感仅是被动的。惟有人，不仅有对神的恐惧、敬畏，更有对神的想象乃至“希望“，卡西尔认为，这一深刻的转变就体现在从原始禁忌向宗教的过渡，前者仅是一种消极的禁令，后者才是一种主动的体验。

符号的出现使得人类从现实世界走向可能（或虚拟的）世界。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一个最具魔力的虚拟世界恐怕就是网络世界了。如果我们曾为科学、术、神话之类的虚拟世界大唱赞歌的话，那么，由网络的虚拟所引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正在使代人面临着一个困惑尴尬的处境。这再次证明，对于所有的生物体来说，一种过度发达的能力就不再是进化而是特化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更大的适应范围，而后者也许会走入死胡同。总之，动物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它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人则生活在一个可能的世中，所以，他才会有科学、艺术、乌托邦。一言以蔽之，人是生活在希望之中。

过去与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转换，其间自不免有悲喜的存在。今日的繁华，转眼间成为明日的旧梦。在废墟与残骸之间，那一份思古幽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了。总说“历史沧桑”，这沧桑不免有悲凉的味道，然而沧桑中的历史，其本来的面目又是怎样？历史学家要做的，便是这样一种还原工作。其依据便是古人留下的文字、建筑、服饰、器皿等等。而这些都是人类的符号。当年创造符号的人已逝，而符号仍存。“历史学家不仅在各种书本，年鉴或传记中寻找他的文章内容，而且必须读解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考察一块帆布的颜色，大理石或青铜的雕刻，大教堂或庙宇，硬币或珠宝。”真正的历史学家并不把这些材料看作僵化的事实。在材料背后，是一个时期鲜活的历史。历史不仅有沧桑，同时也有其活力，这活力便需历史学家的努力来重建。还原历史并不是易事。在还原的过程中，能否再现历史的原生态而不致失真？

卡西尔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利用一切经验调查的方法，必须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且比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材料。但历史显然不是材料的堆积，历史的还原过程同时也是艺术创造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成为艺术家。“理想的重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乃是历史知识的第一步。”在对经验的观察中，历史学家还应有一种“诗人的精神”。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借助于历史，我们对人有了更多的了解。站在历史之上，我们不再觉得虚无。历史是一种依托，这依托同时还成为一种寄托。往古并不就成为过去，它还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在对“古”的比较中，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今”的意义。人类历史意识的产生使人更成其为人。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个具有鲜活个性的人，这些人的生命交织起来，活跃于我们的脑海中，成为一部交响曲，当那最激动人心的音符奏响时，我们将随之起舞，共同演奏生命的乐章。

在时空的二元汇合中，只有人会对那遥远的未来做出无数的猜测，并在这种猜测中对空间概念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在对过去与未来，此处与彼岸的思索中人类走着自己的路，留下了无数属于人类的创造，并在探求中走向新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