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新西湖》2013年8月刊，未经许可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文/汤葛月人 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朱玺的画风和他的人一样，自然清新，却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他笑着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以绘画谋生，不必迎合市场的口味，因此可以画得更任性一些，事实上，朱玺并不太在意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口味不同，咸淡各有人爱。”他也从来不擅长为创作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纯粹是兴趣使然，想画就画，画不出了就先晾一下，“就和做梦一样。”我问他，为什么要做梦？他想了一下，回答说：“取悦自己。”

 

 

 

人物简介：

朱玺，1983年，生于上海。2012年，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硕士。现生活、工作于杭州。近年来的创作主题都围绕着现实生存与战争题材。他的作品多是装置与绘画，同时也会涉及到摄影、影像作品。一直以来，朱玺总是试图在对支离破碎的日常物体和图像经验的萦绕之下，通过一种诗性般的语言复苏某种记忆和生活的内涵，并重新叩问现实。

 

 

叩问现实 

 

 

2011年，正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读研究生的朱玺在澳门举办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个展《征服者之歌》。起先，他对这个展览一直没有特别的想法，直到他作为交流生，去了一次欧洲。在罗马的街头，朱玺注意到了广场上的四块石碑，它展示了罗马从古至今四个时期的四块版图——从鼎盛时期占领亚非欧大陆的大片区域到最后变成在地图上仅剩的一个点，这让朱玺为之震撼。“罗马人很有气魄，他们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无论是作为悲伤还是骄傲。”他由此引发了“战争”和“时间”的思考：“任何战争的结果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征服与不断地被征服之中，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展览的主题逐渐清晰起来，之后，朱玺把“战争”的主题引申为了“征服”，他认为，和战争的目的一样，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也带有两面性，就像哥伦布寻找新大陆，一方面带来了地理上的大发现，而另一方面，残酷的殖民者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血腥的杀戮，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朱玺并不想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这个的主题，在他看来，一个艺术家一旦站在了政治的立场上，就很难做到以客观的态度去解释问题。曾经一个日本的策展人在某次艺术展览活动上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的艺术家满嘴政治？朱玺的理解有两点：一是北京的地域特性赋予了这个地标独特的政治属性，二是一部分艺术家为了迎合国外买家的市场，乐于嘲讽政治，宣扬民主。

 

 

朱玺坦言，自己不会用“倒挂的天安门”这种直白以及粗暴的方式去谈论政治，他更希望去表现政治背后的一些东西，以便能够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解构现实。《征服者之歌》的个人展览正是表明了朱玺这种中立的态度，就像他在展厅前言中写到“它不是哀歌，也不是赞歌，它只是一种记录。”

 

 

同名作品是画在一本上个世纪70年代褪色空白的五线谱上，并以空间的装置形态加以展示。在展览现场，有几只象征和平的白鸽，停在琴谱上，整个画面出奇得干净，有一股明亮的压抑感。这当中也带着朱玺的一个质问：他在欧洲的街头行走，看到满大街的鸽子，它们在地上奔跑，一点不畏惧行人，相反，它们与人相处得很融洽。“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地人把鸽子当做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不会去吃鸽子，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吃鸽子，也许只有中国人才会去吃。”这又再次回归到展览的主题上来：“征服，要强调的不是其目的和结果，并非占领、杀戮、扩张、个人目的的满足，而是起点。那个民主、自由、探索、挣扎和勇气或者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战争。”

 

 

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艺术家，朱玺亲历了经济与物质的快速成长期，也目睹并体验了社会整体膨胀的生活需求——无秩序广告的蔓延，混乱的交通标志、高分贝的建筑轰鸣，我们仿佛置身于滚滚硝烟之中。他的作品因此透露出许多对现实的叩问，“生存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或许不是主要的问题，但城市的急速发展却在不断逼迫人们的前进，这个时代特有的危机感让我们在发展面前无所适从，甚至被严重拖垮。”多年来，朱玺试图在这些熟悉得已经渐忘的现实中重组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常物体和图像经验，以复苏某种记忆和生活的内涵。

 

 

在造币厂

 

 

朱玺出生于上海，从小就展露出了绘画的天赋。他的母亲是上海造币厂的老员工，一心想让儿子将来成为造币厂的设计师，高考那年，朱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让这条路发展得更加顺理成章，在毕业前夕，当同学们都在迷茫今后的出路时，只有他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回老家上海，去造币厂上班。

 

 

一系列的面试选拔后，朱玺如愿进了上海造币厂，但阴差阳错，他并没有被安排到设计师的岗位，取而代之的是车间工人。“这就像进了一条流水线，”朱玺说，“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块原材料，等待被筛选和加工。”

 

 

在这条流水线上，没有特别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并不是很费力，只是当这个动作重复了上百遍乃至上千遍的时候，除了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酸痛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厌倦和疲惫。

 

 

一开始，朱玺被分配到的工作有点类似组装，他需要把制作好的钱币统一放到盒子里。做了一段时间后，他转为一名研磨工人，研磨是一种加工工艺，工人们需要通过特别设计的造币模具对半成品进行加工，这里面的技术要求是，每一枚出模的新钱币都必须保持镜面一般的光滑。

 

 

在造币厂，完全按照军事化的管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车间里的人有靠着衣服来区分——普通的工人都是穿蓝色卡其布的厂服，而只有领导、行政人员以及设计师才被允许穿西装打领带。作为国企，福利和待遇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在朱玺的印象里，食堂的菜肴永远是最丰盛的，吃完正餐后，还配有相应的甜品和新鲜水果。到了月末如果餐费有结余，那么食堂开出的菜单上就再也看不到一丁点蔬菜了，“一溜的荤菜”，他打趣地说，“你可以凑合着把青椒虾皮当做是蔬菜吧。”

 

 

尽管是这样，这份工作并没有让朱玺感到快乐。他厌烦日复一日的机械作业，以及各种各样的业务和思想培训，就连车间里闲暇时间的交谈也完全提不起他的兴趣，因为话题大多只局限在你女朋友怎样，儿子如何，是否买房等家长里短的琐碎事里。而更大的困扰是，作为一名艺术专业院校毕业生，他却不能成为这里的设计师。“虽然硬币的设计有很多原则上的制约，但至少，这和专业相关，也是个相对能发挥创造力的活。”

 

 

一年后，朱玺毅然辞掉了这份很多人羡慕的国企工作，转而考取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艺术的道路上尽管没有稳定的收入，但至少对他而言，这样的人生充满着绝对的自由和振奋人心的挑战。

 

 

创意至上

 

 

朱玺的画干净、纯粹，风格有些类似于插画，在创作中，他偏向于诗性的表达。在他工作室的一侧，放着一张巨幅画作《流星》，画面的前景是一个正在从天空中坠落的宇航员，周围有三只奋力营救的乌鸦，而渐行渐远的，则是这个密集而喧嚣的城市。“我想展现的是一种孤胆英雄的感觉，城市越喧闹，宇航员的坠落就越显得悲凉。” 

 

 

飞翔是朱玺的艺术创作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的一个情结。在绘画作品《蒲公英城市》里，他让每幢房子都飞了起来，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看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一天天地在减少，房屋越来越多，如果有一天，房屋已经到了无地可造的程度，那我们该怎么做？我想到了用这种浪漫的方式——让它们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飞走。”

 

 

老实说，朱玺的画作大多是具象的表达，为此他有些自嘲说：“我的画要是看不懂那也比较难了。”其实晦涩与浅显，在他看来，都是艺术家情感的产物，和人的性格一样，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有些人内敛，有些人外放。只要创作的初衷是认真的，那么就应该是好作品，而他更倾向于一种随性，不会故弄玄虚。

 

 

至于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朱玺并不太在意：“口味不同，咸淡各有人爱。”事实上，他觉得每一个人对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有时候说得太透，并不是一件好事。“人的思维本身对外来的引导就有抵触的情绪，所以你只要告诉观展的那个人，这是个铁，那个是辣椒，就足够了。”

 

 

问起创作的由头，朱玺回答说是兴趣使然，他也总是不愿意去揣测其他艺术家创作的由头，“总觉得是把他嚼过的东西再细细品读一遍，也不管他当时的吃相是否可人。最可怕的是还得顺着他的牙印嚼。所以我也不愿意告诉别人我的牙印的位置，省得联想起他们舌头在我嘴里鼓弄的场景。”

 

 

比起“艺术家”的称谓，朱玺更愿意做一个“设计师”。“国内的很多艺术家没有太多的创意，只是技法上的重复，比如他们可以把一只苹果画得非常像，但如果要再往外延伸一点，就做不到了，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有些人的创作里，鲜红的花变成了紫色。我喜欢有想象力的人，相比之下，设计师的思辨能力会更多一些，他们往往用最简单的作品来表达最复杂的想法。”

 

 

每个领域的创作者都会思索怎样形成自己的风格，朱玺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随着岁数和阅历的增长，他的思路也逐渐明朗起来——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剔除掉，只剩下两三样做精，就像武术一样，不需要会太多，杀伤力强的两三招便足以制敌于死地。

 

 

在交谈中，我注意到，面对一些质疑的提问，朱玺的回答里总带有一句“问题不是很大”，我问他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自信？他并没有否认，“就像我常常和自己的学生说，临摹一幅画，并不是要看你画得有多像，而应该把落脚点放在那些不像的地方，因为这些，才是你本身的特点，有时候，缺点即优点，当所有的缺点都成为优点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好自卑的？”

 

 

Q&A

 

 

新西湖：有人说你的作品小清新，你怎么看？

朱玺：小清新是坏事吗？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新西湖：创作哪个作品最让你感到纠结？

朱玺：没有让我很纠结的作品。如果画不下去那就就先晾一下，事实上怎么画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新西湖：有被贴上80后艺术家的标签吗？

朱玺：我认为，1981到1985是个分水岭，80年前出生的艺术家可能更加苦大仇深一点，85后的创作会比较没心没肺一些。其实在艺术这方面，80后的概念早已经不再被炒作了，因为90后已经出来了。那些所谓的领军人物，更多的是在知名度上，而不是风格上。

 

 

新西湖：有什么让中国装置艺术反思的地方？

朱玺：现在看到很多装置艺术都过于粗浅，比如把画放在地上就说是装置，什么样的行为都号称是行为艺术。

 

 

新西湖：你是理想主义者吗？

朱玺：有理想，但不偏执。

 

 

新西湖：有不自信的时候吗？

朱玺：看到别人做的真的比自己好的时候，那就要更加努力画自己的画呗。

 

 

新西湖：什么事想重来一次？

朱玺：就目前来看，基本上都比较顺利，能够按照最理想的状态来走，一定要挑刺的话，可能来得稍微晚了一点。

 

 

新西湖：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焦虑，你心中的黑洞是什么？

朱玺：我在生活中是个过于开朗的人，所以并没有太多的焦虑影响到我的创作上，更多的焦虑来自社会身份上吧，年龄的增大等等。

 

 

新西湖：你未来的创作方向和计划？

朱玺：没有计划，比较随性。我那时候想每天都画一张小画，后来也没有坚持下来，创作是一种兴趣使然，想画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