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磊

（本文刊于《新西湖》2012年8月刊，未经许可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6场盲选，2场导师抉择，1场导师对战，1场年度盛典，一季10期节目的“中国好声音”在7月13日迎来了首播收视率1.5%的良好开端，随后二、三集迅速拉高至2.77%和3.09%，以明显优势位居国内同时段节目收视榜首。这档标新立异的节目为何能在音乐类选秀面临困境的时候异军突起？是不是一种偶然？拂去表面的包装与感性，让我们走入它的真实背后。

版权方“宝典”决定现场细节

2012年8月5日，“中国好声音”位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的场景地完成了盲选的使命，被低调地拆除，一堂新景将落户黄浦江的东面。此次“中国好声音”引进荷兰“The Voice”版权，版权方提供了上百页的节目“宝典”，涵盖从灯光舞美到流程设计等大小环节，现场布置必须经过审核才能通过，哪里有多少根线，多少盏灯，差一个都不行。

“宝典”带来了节目“模式”，重要的是还带来了“细节”。盲选的演播现场是三面环绕的舞台，尺寸、材质均严格按照版权方提供的图纸和数据，在国内制作完成。背景是模仿《The Voice》美国版的黑色，场内所有工作人员统一穿着黑色的衣服。

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非导师的红色转椅莫属，直接由英版“The Voice”进口，红与黑的反差足够营造视觉感。这些椅子是如何转动的？节目组中国版权方项目经理李远说，一种办法是电视上所见的导师面前的按钮，另一种则是无线操控。导师按下按钮后不能反悔，通过按钮的方式无法将椅子再转回去，每当新学员登台，操作椅子转回都是利用无线。

为了保证所有稍纵即逝的情绪爆发点不被错过，“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介绍，录制现场共布有27个摄像机位。四位导师背对舞台时，四台摄像机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他们转过椅子，另一边还有四台摄像机正对他们，同时另两台摄像机以流动的形式随机抓取他们的表情和动作。每位学员上场的过程，也都有一台摄像机跟拍。摄像机三脚架全部用黑布包裹，保证画面干净，以免器材反光干扰观众的视觉。每天录制结束，基本会产生100多盘素材带，每期80分钟的节目来源于1000多分钟的素材。

“中国好声音”开播以来，声响效果一直受到后期加工的质疑。陆伟强调，演出现场摆放有三张调音台，一套音响设备耗资千万，奥运会开闭幕式音响总监金少刚为音效把关，零点乐队成员王笑东担任乐队总监，负责节目录音的是王菲专用录音师李军，国内顶级的团队为现场演唱加分不少。“选手们都是现场调音，节目并没有修音，因为歌声可能忽大忽小，我们后期唯一做的只是将音调整到同一水准上。”

除了舞台呈现，版权方规定在场地外专门有一个区域叫family room，体现家属的带动性，在录制中由主持人华少陪同着学员家属，扮演一个温暖但不抢眼的角色。无论学员成败，这里都是引导、释放情绪的第一场所。曾有一位失败的女学员刚走进来就痛哭，说的第一句话是：难道我真的唱得不好？而第四期学员金志文更在这里向女友求婚。情感的营造和表达，是“中国好声音”获取人心的一个地方。

有些时候，节目组会因地制宜对现场进行调整。比如，原版的光线和对比度照顾到西方人的肤色和发色，但东西方特点不同，严格按照“模式”要求，只会损害画面效果，于是国内执行时与国外专家协作调整了相关舞美元素。

这是“中国好声音”首次尝试运用精确的标准化流程进行现场操作，针对节目细节的引进和本土化过程，陆伟认为“好声音”在场景上已经基本模仿了原版的神韵，谈到什么时候能够创新，他说从未停止过这个念头。“国外不是一堆人开会搞头脑风暴，而是有严格的分工和流程。我们先把一整套先进的电视创意、制作模式学会之后，再来进行创新。英美电视行业发展了100多年，从‘达人秀’到‘好声音’我们用了3年，这需要一个过程。”

导师在包装中摸索节目模式

四位导师是“中国好声音”最具有号召力的看点，原版要求导师在身份、个性上互有差别，必须有两位一线大牌，其中最好有一位女性，“好声音”选的是那英，刘欢与她搭档。还要求有一位年轻人熟悉、能穿针引线掌控节奏的歌手，选择了身为资深音乐人的庾澄庆；第四位须是选秀歌手，与学员有亲切度和贴近感，“我们把选秀歌手的导师定位改了一下，变为音乐历程比较坎坷，平民出身，最终定了杨坤，他一路打拼才获得了现在的成绩。”陆伟说，“我们曾经考虑找音乐制作人担任导师，但版权方坚决拒绝。最后找到的这四位导师几乎从来不参加电视节目。”

“中国好声音”每周三到周五棚录三天，可剪辑出两期供播出的节目。艺人总监葛亮透露，录制期间，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四位导师，每天下午2点到达现场，先用45分钟时间核对节目流程，从3点开始一直录到晚上7点半，期间只有15分钟休息。随后是1个小时的晚饭时间和小型总结。8点半再次进场准备，从9点开始下半场节目录制，直到次日凌晨1点左右结束，最后再进行三个小时的总结会议，凌晨3点半左右才能离开。加上全天见缝插针地接受采访，4个人很难有休息时间。

导师们的一言一行始终受到广泛关注，连姚晨都忍不住发微博询问：“‘中国好声音’的几位评委老师，你们啥时候才换衣服啊？”陆伟解释，节目组对导师的着装风格有特意要求，因为节目是录播，后期会进行剪辑，哪个人在这集，哪个人在前在后，就像一部主题电视剧。比如第一期讲情感故事，第二期呈现小人物的奋斗史，而第三期则偏向介绍特别的声音。为避免观众误会，必须要求评委装束一致。据网络上热炒的消息，那英一身黑金色结合的衣服价值15万；刘欢则主动要求戴上帽子，好遮住花白色的头发。

与其说“中国好声音”是音乐选秀，不如说它更接近真人秀。电视播出与现场实际情景总会存在差距，杨坤以“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的口头禅赢来了“三十二郎”的称号，“其实前期录制时，杨坤只说了五六次，但全部剪进了一二期里，就让人印象很深刻。实际现场学员的淘汰率也没这么低，观众看到的场景是面对大部分选手导师都转过了座椅，这是我们把没选中的都剪掉了。”陆伟说。

编导对于节目设计同样有预期，但往往发展流程会有偏差。编导不能告诉导师学员们的故事，但会适当地引导。第一期节目徐海星上台前，编导给导师们递纸条，希望他们提问父母有没有来的问题，结果刘欢没问，倒是杨坤突然想起来提问，再经过那英的追探，徐海星才把设想中的话全部说出。“现场过程是不可控的，我们确实需要她在舞台上讲出这个故事，但只能自然地说出来，不然就是造假。”陆伟坦言，录失败的故事有很多，例如导师插话到另一个问题，或者问题没问到故事点上，四位导师对于自己的角色正在揣摩适应。

抛开导师的言语，节目中那英作势按钮，庾澄庆插科打诨的动作渲染也经常出现，有人指出导师的这些动作在模仿欧美版本，“我们只是告诉导师，在按钮转身时最好有自己的标志性动作和表情，几位导师也收看了很多美国、英国专场的视频，他们对如何呈现心理活动有自己的心得和想法。”葛亮说明，为了保证节目的公正性，四位导师的合同里明确注明了“主办方和导演组，不能在现场给出任何暗示，一切必须以好声音为导师评判标准”和“如果学员声音不好、如果出现博出位和博眼球的嫌疑，导师有权力直接走人拒绝节目录制，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事项。

这些并不是版权方“宝典”里记述的内容，四位很少在电视节目上露面的导师，和“中国好声音”同时摸索前行，可能有借鉴、指导和原创，他们被还原为普通人的颠覆出镜少不了作秀的质疑，但也聚起了深入人心的模式力量。

学员的声音之外有故事

与以往选秀选手上台时精心装扮不同，“中国好声音”几乎每个学员的舞台打扮都很朴素随性，来自农村的女孩黄鹤在台上赤脚唱歌，一个月前在另一档选秀里打扮性感的徐海星，这次是可爱的阿拉蕾造型。这都是节目组有意的安排。

“所有学员出场都有专门的形象设计，总的原则是，第一轮对学员的整体包装偏朴实，因为还有第二轮，通过盲选之后的舞台形象将有新的突破。年轻的学员在台上，和导师应有一种前辈与后生对话的感觉，这种交流肯定要符合歌曲形象以及他们的身份关系。”陆伟说。

第二期节目，江苏姑娘刘悦以一首《寂寞先生》登场。唱完她睁开眼，发现观众都站着为她鼓掌。随后她讲述了从事10年幕后的个人故事，在舞台上她流着泪感慨：“一切都太对了。”这是学员历经困难被认可的感受，但播出后众声哗然，刘悦被认出是参加过各类选秀的“专业户”。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邹宏宇、平安等学员身上。

略过学员的选秀身份，坎坷经历被突出，这和“中国好声音”宣传的只认声音会不会矛盾？陆伟指出，每名学员的满分是五分：三分声音，两分故事。“试音在挖掘故事之前，只要声音通过，学员就会被邀请上节目。讲故事并不影响导师的抉择，只有等导师选择完毕之后，才有机会了解背后的情感，但观众可能因此记住这个学员。不过两分的故事不强求人人都有。”

不可否认的是，对观众来说，真正关心的是能够听到好的声音。节目组以照顾国内观众“喜欢听故事”为出发点，将个人故事过多展开，希望遮掩选秀选手“炒冷饭”的评论，这样只会缩小音乐专业讨论的比重，增加煽情。“中国好声音”前两期播出后引发的学员身份的争议，原因也许就在于此。节目模式只是成功的要素之一，重要的是音乐文化的自由。每位学员因为各自或深或浅的故事站上舞台，无论结果，这个舞台需要的是真诚，需要的是理解。

在“中国好声音”的现场表演中，还存在一种趋势，不乏激情，也不乏改编。但节目现场键盘师刘卓却在微博上称，“我们到现在大概合作了一百五十个学员，自己把编曲做完整的只有六七个。剩下的除了原版，改编都是乐队的辛苦努力！”老歌新编有演唱的便利，新颖，能够自由发挥，歌唱者无形中经历了一次才能上的包装。但好声音需要独特的价值观，而不是投机和盲从。如果只为了强求改变，不从自身的才艺与情感出发，同样无法塑造属于自我的风格，更无法照亮所谓的音乐梦想。第三期袁娅维改编刘欢《弯弯的月亮》，第四期金志文改编女声《为爱痴狂》，观众被迅速地带入歌曲情境之中，这都是让经典再一次重生。这个时候，音乐的独立价值才得以体现。

“中国音乐界目前面临断层、萎靡不振的状况，我们正在做的是联手一线的流行音乐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为音乐新人保驾护航，我看成是一场运动，这与‘The Voice’英美版不太一样，也是他们不需要的。”总导演金磊的话或许将是“中国好声音”在崛起之后保持势头提升自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