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素重孝道，《尔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孟子·万章下》曰：“孝子之至，莫大于亲。”《孝经》也言：“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影响之下，历史上正史、野史、稗乘等都留下了诸多有关孝子的故事，更有好事者如元代郭居敬编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流传于世，试图借孝子事迹达到惩创人心、教人以孝之目的。所以，吴敬梓编纂郭孝子寻父的故事当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理论上看，当与传统孝道伦理文化密不可分，而现实当中耳闻目睹的孝子事迹也为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换言之，郭孝子一事不仅有理论依据，当也有本事可考。据查朱一玄先生《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收录有孝子故事两则，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则考证出七八则。由于受天目山樵张文虎的影响，学者一般公认的郭孝子原型为李保泰《啬生文集·胡孝子寻亲记》之胡孝子。近来，刘洪强在其《儒林外史素材来源五则》中，经过勘别后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型世言》（又名《三刻怕案惊奇》，作者陆人龙）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中王原寻父的故事才是郭孝子真正本事，并指出其中四大相似之处：其一，郭孝子之父其实是王惠，王原父名王喜，其姓同；其二，王惠因为投降宁王成了钦犯，王喜因从军打了败仗逃跑成了罪犯；其三，王惠与王喜都做了和尚；其四，孝子找到父亲后，父亲都拒绝相认，如王惠说：“施主请起来，我是没有儿子的，你想认错了。”王喜说：“少年莫误认了人，我并没有这个儿子。”^[1]事实上，“王原说”并非新见，在李汉秋先生的考证中，曾经作为郭孝子的原型提到过，不过囿于材料的限制，李先生依据的则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8“王原万里寻父事”，体例使然，王原事记载过于简略，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所以，刘洪强认为，这则读后“让人不知所以然”的王原故事，作为郭孝子寻父之本事有些不足为据，“王原的事情当为明代事实，”^[1]其本事即《型世言》卷九所记故事。

愚以为，这一结论不误，不过李汉秋先生的观点也没有错。但都有些差强人意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之结论都不彻底。这是因为《阅微草堂笔记》所载王原故事也是事出有因，其因则是捏合旧闻，换言之，王原故事非纪昀独创，而是本于前代事实，所以李先生径直将《阅微草堂笔记》所载故事认定为“郭孝子寻父”之本事确有随意之嫌；刘文在前贤基础之上做进一步考证，得出郭孝子本事乃出于《型世言》，仍不免失之草率，因为既然王原事当明代实有，则应当追本溯源，本事之意即在于此。遗憾的是，二者都没有将问题根究下去，似是而非，只能说在逐步接近问题的实质。

按照刘文提供的线索，经查，《明史》第二十五册卷296有《王原传》，兹录如下：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贫役重逃去。原稍长，问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恸。乃设肆于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诸行旅。遇远方客至，则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踪迹。久之无所得。既娶妇月余，跪告母曰：“儿将寻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余载，存亡不可知。且若父亡耳，流落何所，谁知名者？无为父子相继作羁鬼，使我无依。”原痛哭曰：“幸有妇陪母，母无以儿为念，儿不得父不归也。”号泣辞母去，遍历山东南北，去来者数年。一日，渡海至田横岛，假寐神祠中，梦至一寺，当午，饮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惊觉。原告之梦，请占之。老父曰：“若何为者？”曰：“寻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脍也。求诸南方，父子其会乎？”原喜，谢去，而南踰洺、漳，至辉县带山，有寺曰梦觉，原心动。天雨雪，寒甚，卧寺门外。及曙，一僧启门出，骇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寻父而来。”曰：“识之乎？”曰：“不识也。”引入禅堂，怜而予之粥。珣方执爨灶下，僧素知为文安人，谓之曰：“若同里有少年来寻父者，若倘识其人。”珣出见原，皆不相识，问其父姓名，则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恸哭，寺僧莫不感动。珣曰：“归告汝母，我无颜复归故乡矣。”原曰：“父不归，儿有死耳。”牵衣哭不止。寺僧力劝之，父子相持归，夫妻子母复聚。^[2]

经过比较可知，《王原传》与《型世言》卷九大体相同，略有不同者，王原之父名字略有变化，即改喜为珣。考《明史》定稿于清雍正13年，即1735年，刊行于乾隆4年，即1739年，这也就是说，《明史·王原传》也当取材于前人，据笔者查证，关于王原的记载不少，相关著述有李贽《续藏书》卷24、《文安县志》卷9、《国朝献徵录》卷112、何乔远《名山藏》卷98、明末周清原《西湖二集》卷31、天然痴叟《石点头》卷3等。按照体例进行分类，近于史者有《续藏书》、《文安县志》、《国朝献徵录》、《名山藏》等，后二种与《型世言》类焉，皆为小说家言。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所以说，先有了王原其人其事，才有了以之为题材的作品，因此，王原事当在其他几部中来考察。从时间上来看，李贽生当1527～1602，《续藏书》初刻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文安县志》卷九《王孝子传》作者署名纪常，纪常，按《文安县志》载，其曾于嘉靖壬午中举，即1522年，丁末即1547年官至河南右辖，（按：《文安县志译注》壬午：1462年；丁末：1487年，误。）寻转左，当时间不长，后因疾而退，所以其撰写王原生平当在嘉靖丁末前后；《国朝献徵录》明焦竑(1540～1620)撰，约于万历中叶编成；何乔远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即1558年，卒于崇祯四年即1631年，《名山藏》大约作于其在家闲居的三十年当中。可见，如按照记述王原寻父事时间的先后做一个排序，应该纪常撰写的《王孝子传》在先，其次则是李贽《续藏书》、焦竑《国朝献徵录》、何乔远《名山藏》等。可以说《明史》之《王原传》即取自明代人的著述，而明代诸如李贽等人的记载则很有可能本于纪常的《王孝子传》。而事实上，纪常也有这个便利，其一，他与王原同乡，都是文安人，其二，在文安县，也不乏有人为王孝子树碑立传，据《文安县志》载，弘治12年，即1499年，就有当时的教谕吾嵩作过一篇《孝子王原传》，惜不传，但纪常有可能读过，因为二者时间相距不远，此外，在当地还有王原遗迹存留，“文安县鼓楼街，为孝子王原立孝行坊”，“其墓在城西北孝公庄”（《文安县志》卷三）。这些不但为纪常撰写提供了方便，也保证了其所记是原始可信的。为便于一目了然，不妨也将纪文引录如下：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贫寠，苦于里役，谋于妻子张氏曰：“吾单弱不能支门户，今躬耕田数十亩，其值不能办一岁之差。使地去差存，吾与汝俱不免为饥殍，吾将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纺绩，庶可以存活。别后勿想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张氏抚茕茕以居。      

原幼多病，及长问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病，不能顾我母子，弃家避差，今已迄二十年矣！”泪如雨下。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余，一日，跪其母曰：“吾将去，寻吾父以归。”母曰：“勿。妻与夫，子与父，悲喜离合，其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寻可得乎？”原仰天而号曰：“人而无父，何以为人？”泣与母别。

初去涿境，转而东行，将遍齐鲁之郊者數年。滨于田橫岛，时日已西沉，飓风甚急，止宿于岔路口土神祠。夜梦古剎寺，日近午，见廊僧煮饭，就乞食之，与一盂，曰：“此莎米饭也，味苦，为汝浇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如來！真个来；去好，去好，还须去！”忽惊，祠門轧然有声，一丈人携杖而入，问原奚自，原以实对，丈人曰：“鹤鸣于天，其子随其影以周旋，今形影不相属，而卒以相合，不敢许尔。”原语以夜梦，曰：“吉梦也。人非瓠瓜，焉能系于一隅？梦日当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调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当于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趋临清县而上，渡淇水，昼行夜祷。逾月入辉县，县带山有古寺，名曰“梦觉”、曰“悯报”。 原雪夜造梦觉寺，寢于门下。天將曙，一苾蒭出，见而骇之，问曰：“少年何处人？何以至此？”原噤噤曰：“文安人，寻父而来。”曰：“识其面乎？”曰：“不识也。”引至禅堂，主持哀而食之粥，珣方与禅僧供晨炊。主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问曰：“汝识此少年否？”曰：“不识也 。”曰：“同桑梓，曷叙寒温？”珣曰：“汝父为谁？”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觉唏嘘。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无归家意，曰：“抛弃妻子二十余年矣。有何顏而见汝母，不免为辉山下孤魂。”原以头触地牵珣衣望住持，哀而大号。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主持号法林，诗僧也。口占七言以赠之曰：“丰干岂是好饶舌，我佛如来非偶尔。昔日曾闻吕尚之，明时罕见王君于。借留衣钵种前缘，但笑颜生鞭不起。归家日诵《法华经》，苦恼众生今如此。”援纸笔并述其始末以付原。珣年已六十有四，归而团聚。

原生男六人，孙男十有五，曾孙男二十有二，俱业耕读。有司嘉其行，例以寿官，远近乡闾极口盛传以为孝感之余庆。予为之传，非阿王氏面私之，孝心纯笃如原者不可以不传也。且父子之感，天人之应，云日之祥，雷霆之击，语其常不语其变，即原之获有足征矣。（《文安县志》卷三）^[3]

我们不难发现，纪常《王孝子传》与《明史王原传》何其相似乃尔。考察此后的相关著述，言辞略有不同，细节稍有侧重，如何乔远《名山藏》等就缺少对法林诗僧身份的交代，也多不载其诗，但基本情节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在这些有关王原事迹的记载中，当有一个“祖本”，关于这一“祖本”如从王原故事流传的脉略看是非常清楚的，其脉略是：文安县孝子事迹→当地文人的记载→纪常→李贽→焦竑→何乔远→清代王鸿绪、张廷玉等人编纂的《明史》。因为纪常之前的记载失传，所以纪常之文也就为后人所重。也许因为孝子故事颇为文人青睐，流传过程中，渐有好事者当做了小说题材，以致明末清初又有类似小说出现。

一个可能的事实，《明史》修纂在当时乃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修修停停，在官修史书中堪称历时最长者，据统计，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其中原因多多，但并不等于说当朝统治者并不重视，史载，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很多著名的文人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龄、万斯同等参与其中。可以说，《明史》的纂修不仅是朝廷大事，在文人生活中也当影响不小。钱钟书云：“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 金和《儒林外史跋》有言：“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4] 除此，吴敬梓又素有史汉之才，(《卧闲草堂本回评》第1回)而《儒林外史》的定稿，经学者考证大约定稿于乾隆14年，即1749年，与《明史》的刊行时距10年之久，吴敬梓完全有可能也有兴趣阅读这部关乎前代的史书的，何况《儒林外史》故事设置就是借径明代。郭孝子寻父情节很有可能首先是由阅读《明史·王原传》生发的，或基于启发而创作的，但《明史》本自于前人记述，方志当然为其搜罗在内，因此，愚以为，郭孝子寻父事依然要追溯到《文安县志》中有关孝子王原的故事，纪常《王孝子传》作为郭孝子寻父故事之本事当是合理的。

需要补充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如果此前无有类似者大可作为后世同类作品的原型，但如果该作品乃源自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那么还应该以资料可信者所载为准方可。而至于王原故事，正如前辨，兹不待言，如从当时情况看，刘洪强断定《型世言》为吴敬梓所本也缺乏合理性，因为《型世言》刊行于明代崇祯五年，即1632年，据学者考证：“《型世言》一书，流传稀少，大概问世10年后，已难见该书。”^[5]吴敬梓能否见到该书，事实上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吴敬梓放着流行于世的《明史》不读，却偏偏去寻找在当时似乎名不见经传且很难寻找的这样一部小说来看，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说，无论是《型世言》抑或是《阅微草堂笔记》成为作者结构郭孝子寻亲的本事总给人一种“有欠允当”的感觉。是以，撰写此文以辨之。

参考文献：

[1]刘洪强.儒林外史素材来源五则[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4).

[2]张廷玉等.明史[M].中华书局,1977.

[3]民国陈祯修 李兰增等纂.文安县志译注[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4]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5]陆人龙.三刻拍案惊奇[M].华夏出版社,2008.

                                  发表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