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生活新报        2013/8/6 9: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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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文学潮流的发端，都曾是星星之火。当人们在越来越多地感叹生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童话都不敢这么编”时，现实已经越来越荒诞，而虚构却越来越平淡。此时，有人在这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中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非虚构”写作。即使“非虚构”写作此前早就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样式存在，但它真正火起来却是最近三年来的事。可以说，如今的“非虚构”写作已经像点燃的“星星之火”，虽无燎原之势，但也足以像火炬照亮文学界的一角，它要求作家置身生活现场，积极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是的，“非虚构”写作，不仅非虚构，而且写作。它在田间地头，也在时代现场；它来源于生活，却绝不伪饰生活；它关注大地上的实情，却绝不单纯记录书写……“非虚构”写作的这种独特姿态，就像一株在广阔天地里自由生长的野百合，为那些在书房里呆久了的迷茫作家提供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么，作家们，就从此刻开始，带着笔，走出书房，走向大地。

                    “非虚构”写作   贴着大地飞翔

自从《人民文学》在三年前开辟“非虚构”栏目，并相继发表了梁鸿的《梁庄》及《梁庄在中国》、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羊道》、郑小琼的《女工记》、乔叶的《盖楼记》及《拆楼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丁燕的《她在东莞》等作品，如今“非虚构”成为文学界与社会学、历史学界以及广大读者热议的话题。这些作品推出单行本之后，反响也非常强烈，甚至形成了独特的“非虚构”出版现象。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阿来也投身“非虚构”写作的潮流，写出了刊登在《人民文学》2013年第八期上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这篇“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

那么，“非虚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有哪些魅力能让众多作家趋之若鹜？它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本报就此采访了《人民文学》的主编施战军以及作家梁鸿、乔叶和丁燕。

                       “非虚构”：现实感和接地气

“非虚构”在外国早已有之，但在中国，是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它是由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在《人民文学》上开辟“非虚构”栏目而引发的。此前，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说，《人民文学》设置这个栏目是希望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吁请海内文豪’，对于这个世界建立起刚健有力的行动和认识意愿。”如今三年过去了，在《人民文学》的大力推动下，“非虚构”已成为中国文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

《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施战军说，他们发现大量来稿中的兴趣意绪相对有些狭窄，即便在并非虚构性的作品中，对社会、时代和人类的内心关切度也不够。“目前有些中国作家在创作方面缺乏现实感，写作自备一格之后常常发生与丹纳所言的”环境、种族、时代“三要素脱节的状况。‘非虚构’栏目的意向之一也是为了提示写作者‘现实感’的不可或缺。如今，《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下作品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今年第八期就发了一个阿来的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这部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现实非虚构’，这是阿来的‘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作家阿来为了写这部作品，长期深入康巴藏区，翻遍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史料，准确地重现了从清廷、民国政府到共和国新政权初期两百年对瞻对以及康巴地区统辖的历史状况。而这样的作品，对现实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作家关注现实，多写一些与现相关的作品，展现作家深入到现实中观察、体验、记述的行动能力，从中发现世道人心。这是设置‘非虚构’栏目的首要目的。”

目前，在中国文学界和新闻界流行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是否接地气”，其实，“非虚构”写作就是一种最接地气的写作。在施战军的眼里，“非虚构”写作本来就要从大地上获得力量，“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吸了地气的写作，大地散发出来的生命气息和‘非虚构’的写作意识是交融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从切身体验和真正感触出发，是作家‘情愿’的劳动，作家和大地构成了一种亲密的互文关系，二者同呼吸、相映照、共命运。”

《人民文学》设置“非虚构”栏目是想要检验中国作家对现实本身、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知情能力和行动能力，用更为热切的心敏锐感应和自觉观照“大地的实情”。

                       “非虚构”：要有更高的文学标准

其实，从一脉相承的角度来说，最接地气的“非虚构”写作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流派有着内在联系。施战军说，“非虚构”写作在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法上都属于现实主义。“过去的现实主义是用小说或者报告文学的方式来展现和关注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或塑造有重要影响的典型人物，以及历史巨变等，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作家们写了很多展现时代发展和重大变迁的作品。但是近些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笔触更多地落到了个人的日常悲欢甚至鸡毛蒜皮是事上，有的人写来写去没有现实感了，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偏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虚构’呼吁我们中国作家找到一种现实感，注重个人对时代的发现和体会，是作家从个人的真切体验出发，用个人的发现来真切地表达出和‘我的生活’相关联的‘我们的世相’。”

虽然“非虚构”已经引发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但施战军觉得，目前人们更多的兴趣似乎还局限在“非虚构”内容与社会学、史学研究的范畴相洽的那部分上。“事实上，‘非虚构’作为文学作品，更强调的是作品里的人性及其生态的发掘而不是事件本身，因为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困境和情感需求等意味性的东西，是文学所要表达的。‘非虚构’作品要从一个文学文本的角度，给读者留下面向永恒的思考和艺术魅力，并非逞一时之快。否则，就会成为社会新闻特写或社会事件特稿，这不是‘非虚构’要做的。‘非虚构’面对的是大地上实在的世情，不再做出妄自代言的架势，在呈现生活的美学倾向里展现作家对人、人性、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深沉关怀。”

谈及“非虚构”作品的艺术性，施战军强调说，“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我们对‘非虚构’更热切的希求是：人性意味、结构、语言等经典性文学要素，能够更自然从容地渗透在写作意识中。”本着这种理念，施战军说《人民文学》目前刊发的“非虚构”作品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他们对“非虚构”写作的预想，但还不够理想。“目前这些作品已经有了较大的反响，但它们的文学性还相对不足，还没有出现足以和《冷血》、《遗产》等世界名篇相提并论的‘非虚构’大作品。真正能够代表‘非虚构’文学标高的、更丰实、更入心因而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还在我们的期待中。”

传统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更注重比较重大的题材，也就相对忽视了生活中特别具体的、个别性的东西。但后来的这种日常生活性的写作又过于关注个人的小局域。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宽厚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联结着个人和大世界。这也就是“非虚构”需要展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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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非虚构”

梁鸿：真实不是“非虚构”的唯一品质

在“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两部“标杆式”的作品。其实，早在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之前，梁鸿就已经在做关于梁庄的调查。在梁鸿的眼里，“非虚构”属于个人观察社会的一个角度，是作家探索性地书写社会的一种方式。所以，梁鸿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主观的真实。

对于由自己的梁庄书写引发的“非虚构”写作潮流的兴起，梁鸿的态度非常理智。她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也很警惕。“文学联系现实，承担了它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的义务，但文学不可能纯粹就得承担这样的义务。当一种文学体裁变成一种写作风潮的时候，它会让作家变得浮躁起来。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不妨停下来思索一下。对于目前的‘非虚构’写作，我们得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表示欣慰，但一方面还得谨慎，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真理。因为文学是通往各个方向的。更不能因为‘非虚构’就把虚构的作品看得如何如何不好，虚构作品当中不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品吗？”

尽管是“非虚构”写作潮流里的领军人物，但梁鸿自己并不特别偏爱“非虚构”。“我对虚构和‘非虚构’都非常喜欢，我读过中外的很多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都是虚构的，并不会因为取材的原因而让某个作品显得伟大。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和作家的能力、作品本身紧密相关。就社会实践来说，虚构和‘非虚构’都可以完成，就看作家怎么来完成。”梁鸿觉得，真实并不是文学的唯一品质。“‘非虚构’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实，但是好的‘非虚构’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它真实。如果在生活叙事方面，如果没有广度和深度的话，同样也不是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只有真实的话并不是对‘非虚构’作品的最高评价，好的‘非虚构’作品必然在生活的广度、深度和丰富性上有深入挖掘。”

丁燕：写艺术的真实而非客观真实

在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中，诗人丁燕以《工厂女孩》闻名。丁燕说自己接触到“非虚构”写作是在2010年，她从新疆迁居到广东之后，才在写作实践中有了“非虚构”写作的内容。此前，一直以诗歌写作为主的丁燕曾读过《冷血》、《刽子手之歌》等“非虚构”经典著作。到了广东，丁燕发现广东的地域环境和新疆的差异性特别大，“新疆适合写作诗歌，而在广东，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写作出现了瓶颈。我觉得面对珠三角这幅现代化的工业图景，需要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所以，我写作的文体也发生了改变，我进行‘非虚构’写作是自发式的。”

在丁燕开始“非虚构”写作的最初，她以现实场景和人物为元素，借用短篇小说的结构，使用诗歌和评论语汇，进行一种类同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但又和传统报告文学有区别。“我希望在我的表达中能写出属于我个人的新意。”最后，丁燕的这种想法就实践在《她在东莞》这个系列文章的写作中，而《工厂女孩》这本书，是丁燕写的《她在东莞》系列中有关工厂女工的集结。

如今，“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得到了众多好评，丁燕认为这种好评来源于真实。同时，真实也是“非虚构”作品最大的魅力。“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非客观的真实。我觉得‘非虚构’作品一样是文学作品，同样会对作家在写作中提出很严苛的要求。比如说我写《工厂女孩》时，到工厂去，突然一下子，有许多细节涌现，为什么我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要体现出我这个作家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所理解的真实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浅薄的真实，而是作家所挑出的那个人物、那个事件是否具有典型意义。”

在丁燕看来，“非虚构”写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因为真实性的要求非常强烈，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陈述你所看到的那一切。”正因为有了这种独到的理解，丁燕觉得自己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发挥了自己的潜在优势——“我本身是学新闻的，采访是长项；我以前还从事过文学评论写作，这也是长项；多年的诗歌写作，让我对语言的要求非常苛刻；而且我是一个行动能力较强的作家。这一切的特点，在‘非虚构’这个文体中都得到了全面展示，故而相这个文体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我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写作快感。”

乔叶：有温度和色彩的“非虚构”

乔叶是在2010年接触到“非虚构”写作的，只是乔叶是通过《人民文学》举办的几次关于“非虚构”写作的会议才开始产生兴趣，进而开始了《拆楼记》和《盖楼记》的写作。关于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乔叶说自己没怎么构思，“确实是我姐姐家那个村子里有这么一回事，在确定要写作这个题材之后，我就对事件进展进行密切跟踪，一有风吹草动就回老家。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动因，首先是因为它就在那儿，不需要我去构思，事件本身的微妙性、复杂性和新闻事件式的热点性，对我产生的诱惑促使我到事件当中去看，去参与。”所以，在《拆楼记》和《盖楼记》中，作者乔叶本身就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场。“那种活生生的细节、很传奇、很真实的各种生活故事，必须得扑到生活中去体会和感受。”

乔叶的《拆楼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是作为“非虚构小说”发表的。对于“非虚构小说”这个有些悖论感觉的称谓，乔叶是不在乎的，她说：“我觉得这个称谓不是特别重要，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的作品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但是你在作品中看到了现实的真实感，难道还不够吗？就像我们做出一道好菜，难道还要去调查它有没有严格遵循某个菜系的烹调标准来做？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只要菜好吃就行。事实上，我经过了很严格的采访，如实记述了这件事情，是小说化的‘非虚构’。”在乔叶的眼里，文学作品就像社会生活的神经末梢，非常细微和敏感。“我要写的这种东西，需要小说的技法才能把我想要的这种效果表达出来，那就可以使用。‘非虚构’写作不是非得用社会学者那种田野调查式的、非常缜密的、客观的、冷静的方式来写作。像‘非虚构’经典作品——美国作家卡波特的《冷血》其实就是不太接受旧有的创作风格嘛！”

在乔叶看来，“非虚构”作品打动人心的力量就是那种具体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主要来源于现实，但和电视镜头的真实感、新闻记者笔下的真实感是不同的，这是作家特有的发现。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三观，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表达，他所看到的真实是带有自己的体温和色彩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客观地、零度地观察社会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当然，优秀的作家发现和表达社会生活的能力可能会更强，展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会更深、更广，也因此会让人们的阅读更有期待。”

                                                    (本报记者 王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