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用理念构建生活？

　　今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刊发了青年批评家梁鸿的非虚构类作品《梁庄》。在作者重返家乡的“行走”中，一个曾在记忆中的乡村被生动、鲜活地表现了出来，而重新认识，重返现场后，身为评论家的梁鸿在试图将“真实的乡村”呈现时，竟然发现自己所准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理念知识都用不上，“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觉得就很满意了。”在讨论现场，面对同行的疑问：在文本背后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作为支撑时，她这样说。而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某些启示，就像李云雷所说的：这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也是评论家以创作的形式参与批评的建构。而这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怎么来认识现在的时代？文学与生活如何建立一种有机联系？
　　梁鸿的“梁庄”无疑给一切想象的乡村描写以冲击，它显得格外真实，尽管这种真实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黄平把《梁庄》作为一种特殊的论文进行解读，用“实践性对学术生产的拯救”来肯定梁鸿这种田野调查的方式及其所达到的效果：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退缩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我们每天在学院里生产大量论文，这些论文的意义在哪儿？梁鸿的实践性是对学术生产拯救，在一种非常朴素的田野生活中，可能找到了作为学术的意义。
　　他同时表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看到的只是一个茫然的回乡人在熟悉的土地上陌生地行走。”他认为，梁鸿在历史面前多少退后了一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人道主义，在此立场上将结构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怎么生产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形式，这个形式背后必然是理念性的，而不是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如果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哀悼，文学的力量太弱了。”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所谓的真实本身，哪怕这种真实是另外一种乌托邦而已。
　　李丹梦则认为，《梁庄》所呈现的乡村的“软弱”单线条化，应该更复杂，更有层次性，这才是“文学的角度”。
　　对于此种说法，周立民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李丹梦和黄平所认为的缺点恰恰是他看重的长处：长期以来大家好像都在遭受一种文学迷幻剂的侵蚀，我们总要求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文学结构，或者被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制造出来的文学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我们对作品都有一个标准。但我之所以看中《梁庄》，就在于它可以成为这种文学标准的对立面，梁鸿把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撤掉了，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我们为什么总要讨论是理念大于生活还是生活大于理念？我们为什么总是试图把握对这个世界的话语权？至少我没有那个野心。梁鸿试图与世界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关系，她传达出来，而我们也感受到了。
　　刘志荣也表示，1980年代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理念的作用，这让我们有时过分自信。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活生生的生活会被遮蔽。千万不要着急得出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种清晰有可能是非常虚妄的，或者会引导我们远离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对于大家的争论，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