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少年”成长土壤的结构分析

           ——  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访谈录(一）

钟红明（《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以下简称钟）与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作者，以下简称杨）对话：

    钟：也许是在2004年、2005年？我到茂名参加广东青年作家的笔会，然后到深圳见到你。当时谈到了许多作品构思，其中就说到要写一个年轻人的长篇，写到摇滚对他们的意味和感动，写到网络，写到他们的爱情。但当时你和他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2009年，当我读到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的时候，我才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构想，从呈现的主题和深度，到表达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杨：是2004年。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有所交代。那时候，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少年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主人公已经有了，他叫张冲。
    2009年5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经过5年点点滴滴的积累和准备，包括采访笔录，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关于这本书的文字。我发现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我想象里的那个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要写的，已不仅是那个少年张冲，我甚至认为，那些纠缠和埋伏在他青涩少年里的许多东西，比他更加重要，我有了许多的胡思乱想——我干脆把这本书后记里边的几段文字放在这里，算做给你的交代吧：
    ……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
    人民从来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祖国也是。我甚至在《辞海》里也查不到它。
    我们从来都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    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理所当然地掉了进去，无法脱逃，也不愿脱逃。
    我们做困兽斗，愈斗愈烈，愈斗愈惨，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
    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
    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
    所以用“献媚”。
    “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但我们是以爱的名义。
    也许，我们首先做了自己的奴才，然后才是别人的，公众的，秩序的。
    还要“惠及”我们的孩子。
    奴才的脾性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和我们生死相依么？
    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悬梁刺股……
    病态的努力加固着我们病态的文化。从幼儿园到中学，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对付的竟是他们难以对付的，不断加重的书包！
    我们是父母，是亲人，是教师，是国家公务员，是操持着各种职业的芸芸众生，人民的分子。
    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么？
 ……
    也许，就因为这样的许多胡思乱想作怪，我把这本小书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钟：你的上一部长篇《从两个蛋开始》，展示了符驮村自土改以来各时期的变化。以一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构成，来解剖和呈现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部独具目光的个人编年史。在我看来，你的《少年张冲六章》，也是以一个少年的成长，展示和剖析了家庭伦理、教育、环境情感的种种问题，对少年张冲成长的土壤的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透露的是你对中国当下社会的看法，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对吗？

    杨：这本书很容易被看成是一本写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小说。没错，小说直接面对和切入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但我已经说过了：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也说过：那些纠缠和埋伏在他青涩生命里的许多东西，比他更为重要。我说的就是他成长的土壤。除了土壤，还有空气。有分析，但未必全面；有看法，也许偏激。我能做到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钟：这部长篇分为六章，他爸他妈、两个老师、几个同学、姨夫一家、课文、他，把少年张冲写了六遍，六个视角，六个层面。在叙述上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
   
    杨：确定了要写的是什么之后，我要面对的就是寻找合适的结构和表现方式。我有过多种设计，比如从张冲的出生写起，一直跟着他，想变花样的话，就来点倒叙，插叙，跳跃之类的，直到他“犯事”。这样写可能便于阅读，也能省去写作过程中的许多技术上的麻烦，但也容易写成一本账簿式的纪事。这不是我想要的。更何况，我已确认，纠缠和埋伏在张冲青涩生命里的许多东西，包括我说的“苍老的根系”,也许比他更重要。那我就不能一直跟着他，对着他聚焦。打个比方吧：箭箭不离老虎屁股，固然可以证明你射得准，但也乏味。中箭的部位不同，老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要的，或者说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一只反应丰富的老虎。有几箭射不中也好，只要老虎有反应，甚至没反应，也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放弃了“一直跟着张冲”的理由。
    我不直接面对张冲了。我让他爸他妈，让老师，让同学，让亲戚去对付他。他们都是张冲无法躲开的。他们携带着我们的历史，也携带着我们的当下，直接参与了对张冲青涩生命的塑造。青涩生命里纠缠和埋伏着的那些东西，正是他们通过遗传，影响，强制，有意无意地注进去的，就像土壤和空气之于植物，甚至比土壤和空气还要有力。当我完成了他们和张冲的“遭遇”之后，张冲已经成长了五次，到我面对他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得简单了。这就是这本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里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在前五章里找到应和，或者说，前五章的每一个部分，都能跳过来，在第六章里和张冲重新“遭遇”。还有，我想让这一章像几枚钉子一样，把前边的几个相对独立的版块钉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想让它具有一种功能，使这个有机的整体成为可以让读者随意翻转组合的魔方。

    钟：你首先写了张冲的家庭，他爸张红旗他妈文兰。对张红旗来说，张冲的降生曾经如同蜜一样温暖，张冲就是他的将来。儿女有没有出息，许多眼睛看着呢。他天天念叨的是让张冲好好读书考大学，他还带一年级的张冲到成功范例陈大家里去感受人家儿子的出息。可是张冲偏偏不断偏离他期望的轨道，戴耳环、抽烟、上网吧，不好好学习。他把儿子吊在门框上，他把儿子拴在牛槽里，他踏过儿子……最后，当儿子成了少年犯之后，放电影的张红旗经常会陷入沉思，问他想啥呢？他就会说：“谁想整谁了就给他当儿子去。”问他这话是啥意思？他说：“无期徒刑么，你想去。”你用过一个小标题——“井”里的张红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父母对孩子寄托的期待，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希望孩子好，有出息，有个光明的前途。父母的期待和爱，为什么就变成了“井”？
   
    杨：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那就当然应该先从他爸他妈写起了。我没想很顺溜地完成这一章，我在其中拐了好几个弯。对叙述来说，我以为是必要的。我想给读者增加一点阅读上的障碍，但穿越障碍的难度应该控制在不把读者挡回去。我一直对顺溜的写作持有怀疑态度，也怀疑顺溜的阅读。过于顺溜的阅读很可能造成什么也留不下的后果。
    你传给我的一篇博文里有一句话：“我们活着似乎是为了证明父母，老师活着的意义。”是一位署名“范世子弟”的同学（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看了《少年张冲六章》以后写的。就顺着他的话说吧。如果父母要以孩子来证明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就有可能像张红旗一样掉进“井里”，因为孩子实在不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另一个独立的生命。你可以影响他，甚至也可以指点他，以你的经验和价值观“教育”他，但不能以你的意志“强制”他，迫使他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人。家庭和学校不是监狱，父母和老师不是狱卒。强制有可能遇到奋力的反抗，因为孩子也不是犯人。作为父母的我们，似乎少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把对孩子的强制误以为是“爱”，是为了孩子好。强制以至于施暴，也就成了爱的另一种方式。在我们这里，“打是亲，骂是爱”具有普适性。家庭专制是国家专制的民间基础。但家庭的强制又实在不能和国家的强制相提并论，不但不能相提并论，还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干预，因为孩子对家庭专制的反抗是合法的，受国家法律保护。咋办？死抱着“让孩子来证明我们活着的意义”不放，一旦期待落空，希望破灭，张红旗就掉进一口上不来的“井”里了，除了自虐还是自虐。自虐也是一种暴力，自己对自己施暴，直到生命终结。张红旗把这就叫做“无期徒刑”。

    钟：父与子的冲突，代沟，可以说是永恒的。在这部小说里，这种冲突终于演变成了势不两立。那块槌布石头做的桌子，成为强烈冲突的“纠结点”。在张红旗眼中，那石桌是儿子通向未来的起跑线。女儿梅梅看到那张为弟弟才设立的石桌，放弃了读书，她觉得自己不在父母的期待中。但张冲却仇恨那张石桌。你把它作为一个象征物吗？
   
    杨：是生命过程中和生命发生过碰撞的一样东西。这一样东西对生命的塑造起过作用。张冲和槌布石头一开始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他们的关系是在变化中完成的。槌布石头的遭遇和张冲有些近似。当张冲举起榔头砸断它的时候，张冲很像他爸张红旗，石头像张冲，甚至不如张冲。面对张冲的施暴，它没有足够的反抗力，所以，就永远呈V字型折断在四个砖头腿子之间了。它更像一个生命的记忆，是张红旗的，也是张冲的，也是张冲他妈文兰和他姐姐梅梅的。但它实在又只是一块普通的槌布石头。是象征物吗？我没想过。

    钟：我读这部小说，常常会惊叹你的概括之精准，将一些言辞赋予了出人意料的意义，比如 “储蓄”，饿肚子的时候储蓄食物，张红旗超越了他的父亲，把“储蓄”发扬光大，全方位的储蓄，储蓄钱财、情绪、精力、名声……每一种储蓄都在他的人生节坎上显现威力。这样的言辞还有不少，它们是怎样来到的？
   
    杨：就语言来说，我把准确表达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考虑所谓的生动。事实上，准确的表达，也往往是生动的表达，更有弹性和辐射力，尤其是汉语。
“储蓄”是从“养精蓄锐”来的，和计划生育有关。张红旗一定要文兰给他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计划生育的限制，他不能着急，必须憋着。他采用了“养精蓄锐”的战略战术。“养精蓄锐”是一个痛苦又激动的复杂过程：忍受当下的难受，为将来的结果激动。生孩子要养精蓄锐，养孩子需要积攒钱财，这就联想到了“储蓄”。这也是中国人经历生命的模式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它蹦出来了。我逮住它没放，并拉进了张红旗他爸，或者说，“储蓄”这个词也辐射到了张红旗他爸，他爸的胃。就这么，现代商业和经济行为中的语词和我们经历生命的模式发生了默契，异曲同工。

    钟：学校，是孩子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在孩子心目中，家庭里获得再多的肯定，都不及学校老师的一句肯定。对张冲来说，小学时代的两个老师，对他后来的人生走向，至关重要。张冲和男老师上官英文的对抗，可以说是惨烈的，被赶出教室，被抽，被嘴里塞上四五支烟坐在国旗下同时抽下去直到醉烟恶心……暴力体罚这样一种现象，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成为“权力”的一种演化。而张冲也从这位男老师这里清楚地下了决心，对抗。反抗一次是一次。是吗？

    杨：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一个看护自行车棚的人，也有“权力欲望”。我们更习惯以控制和施“暴”于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哪怕是在培育和传播文明的学校。想起来真有些不寒而栗。我们通向现代和文明的路遥远得让人绝望。知识化并不能解决人的现代化，掌握更多的知识，也不一定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噢，我好像走题了。对张冲来说，反抗首先是当下情绪的释放。自觉的理性的反抗是没有的，青涩的生命也不可能有理性的反抗。青涩生命的反抗往往是即时的、盲目的、扭曲的。

    钟：你给女老师李勤勤安排的是完全不同的面目。说起来，李勤勤和民办老师转公办的上官英文不同，她毕业于名牌大学，清高，对张冲开始的时候充满好感，做过很多尝试来将张冲拉回“正确”的轨道。李勤勤和张冲之间发生的一切，你用了一个词——“遭遇”。张冲屡屡让李勤勤感到崩溃。相对于男老师的暴力，这一个女老师，对张冲的决定性影响在哪里？

    杨：对张冲来说，李勤勤和张冲的父母，和体制，甚至和上官英文在本质上是异曲同工的。李勤勤是一个尽职尽责，且为自己的职业付出真情感的好老师，很善良，很愿意对学生好。但这个好老师也在一个“怪圈”之中。她对张冲的好，对张冲的付出显得很乏力。不是她不尽力，和张冲遇到的各种“力”相比，她的力在其中不成比例。她无法对张冲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反而，张冲对她的影响似乎更具冲击力。我已注意到，有人很喜欢看李勤勤和张冲的这一节。我不觉得奇怪，他们的“遭遇”中混杂着美好和无奈，希望和绝望，感动和疼痛，残酷的放弃和挣扎着的救赎，要比张冲和上官英文的“遇活”复杂得多。

    钟：当李勤勤找到张冲父亲希望他留级免得影响升学率，张冲的激烈反应，他的“威胁”，和老师对话的口吻，为什么是以男性、成熟的面目出现？
   
    杨：张冲早就想长成大人了，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长成大人。他以为，他长成大人就会改变他和父母，和老师之间的力量对比，获得平等和尊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以成人的姿态表现自己，让对方感到：我是成人了！李勤勤给了他表现的机会，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学可以不上，但尊严必须捍卫，所以他很激烈。初中三年级的他也接近成熟了，大半个男人了。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和许多中学生有过接触和交谈，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得多。张冲对李勤勤的这一次激烈的反应，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峙。他其实是喜欢这个女老师的，这也许是他要显得成熟的一个潜在原因。

    钟：每个老师其实或多或少，都把自己的人生问题，带进了学校，带进了和学生的关系中。李勤勤父亲，一个老教师自杀留下的遗书，写到了“有知识没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深刻而充满疼痛感的概括。你觉得这样的看法，会在多大范围中被认同？

    杨：这不是我非想不可的问题，也没法预测。能有多少认同算多少认同吧。不认同也没关系，不认同也是一种交流和碰撞。希望有交流和碰撞也是我要把小说发表出去的原因。不是有一种“对话”理论吗？对话一定要获得认同吗？在很多情形中，不认同也许比认同更有价值和意义。
 
    钟：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从家庭到学校，到老师，到社会，给他们的是什么？不是爱，是爱的名义。是鄙视，鄙弃。他们不服，不服就会对抗。”要善待学生，为什么你在小说中直接这样写？你的写作一向冷静，你不觉得此时作家的意图已经超过了小说的需要？

    杨：忍不住了嘛。守不住那个冷静了嘛。狗急了会跳墙，人急了也会喊叫的。我以为，小说艺术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埋”起来呢？埋得太深捂死了咋办？在合适的时候伸脖子舒口气，叫几声，不见得一定会违背小说艺术的精神，让我叫几声行呀不？我记得惠特曼有一句诗，大意是，音乐在需要的时候停止，在需要的时候上升。我喜欢这句诗表达的意思。
事实上，你摘录的这些话，也不尽是我的“直写”，是李勤勤的父亲，一位退休老教师，瘫痪在床几年的痛思。他把他的痛思，说给了同样是教师的女儿：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都应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我在我的笔记本上曾写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我们的孩子都真的成了龙，许多年以后，满中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龙的话，那该有多么恐怖。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只习惯于培养人中龙嘛。我们的父母为什么非要望子成龙呢？“望子成人”不行吗？我们在“龙崇拜”的路上走了几千年，走得很辛苦，依然心力不减，还是奴才嘛，好像从来都没想过拐个弯，往人行道上走。

    钟：在“几个同学”一章中，你写到了张冲的同学和朋友，看到你写张冲把所有课本装入蛇皮袋每天在校园背来背去让人忍俊不禁，你写到男孩子的打架和义气，他们萌动的情感，好学生和坏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写作之前，你是怎样来走近那些年轻孩子的心灵的？

    杨：我是从孩子过来的。我跟我的孩子也发生过对峙。但仅凭我的经验，是不能完成这部小说的。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也写到了，给你抄几段吧：
“我和一位叫甘毛的中学生有过一次随机性的交谈。他是我朋友的孩子，现在已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了。他的聪慧和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讲述他的几位喜欢摇滚音乐的同学。我从他的话语里“截”下了一些词句，把它们留在了我的笔记本里：英伦气质。无法躲藏的激动。想哭。不知为什么就哭了。愤怒的土壤。冲击力。重金属。生理作用。摇头晃脑完全兴奋起来。一个人关着灯，听得热泪盈眶抱头痛哭。
……
    随后，我读了一本关于中国摇滚音乐的书。
    我有意识地引诱我的朋友们讲述他们的孩子。
    一位叫洛荻的中学生的故事让我感慨唏嘘。她很善良，有含而不露的个性锋芒。她离开了中国的学校，在加拿大完成了她剩余的中学学业，现在英国读书。她和她曾经的故事变相地隐藏在了我的这本小书里。”
……
    “我约请我的弟弟杨卫国讲了许多我需要的故事。他很会讲。
还有袁富民老师。
我无法忘记我在乾县晨光中学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们交谈时的情景。张晨是这所中学的校长，他领我去的，在晚上熄灯以后。我把他“赶”了出去。我希望我能和已经躺进被窝里的学生们交谈地自由一些。他们给我讲他们的抽烟，他们的恋爱……”
    就是这么一尺一寸地走近他们的吧！我不敢说我“走进”了他们，是否走进了，要让他们来评判。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