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朱安的无奈和悲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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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朱安的无奈和悲哀(下)
于是,一九二六年,鲁迅离开北京后,每月都会按时给母亲和朱安寄一百元生活费,朱安另有零用钱十元。一九三二年底,朱安身体不适,零用钱增加至十五元。朱安对别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鲁迅对朱安的娘家人也是尽力给予帮助的。得知朱安的弟弟去世的消息,第二天鲁迅便由银行汇去一百元表示慰问。听朱安说起弟弟去世后,家里生活出现困难,鲁迅便给绍兴朱宅寄去了八十元,一个月后又寄去五十元。除此之外,鲁迅还帮助朱氏子弟找工作。一九三四年,朱安给鲁迅去信,想把一个侄子招至北京寓所,向鲁迅徵求意见。鲁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言可铭之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拟招致京寓,一面觅事,问男意见如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以上乞转告为祷。”
鲁迅的痛苦和无奈,朱安是不可能理解。拒绝进学堂的朱安,唯一的爱好只是托着铜锅的水烟袋咕咕噜噜抽上一阵。他们无法交流,自然也无交流,只是相待如客。鲁瑞曾对小同乡俞芳说:“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在西三条北屋的台阶上,天真的俞芳曾与朱安有过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聊天。俞芳说没想到鲁迅和许广平会结婚,朱安说自己早想到了。“为什么?”俞芳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朱安道。“那你以后怎么办?”俞芳的这一问,让一向沉默寡言的朱安情绪有些激动,对俞芳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隻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孤独而封闭的朱安向这个相处多年的小姑娘倾吐压抑在心中许多的苦闷,大约也只有这一次。但她至死大约也没明白,虽然,她病了鲁迅会带她到医院请日本大夫诊治,每次买回点心也会让她先挑选,但何以被青年们称着大先生,对青年满怀热情的丈夫,对她却始终是冷漠的。
这悲哀的婚姻让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让他们的性格也变得复杂。与朱安接触过的人,多觉得“初与她接触时,因她少言寡语,更极少说笑,让人摸不透她的脾气,从而觉得难以接近。接触久了则会发现她很随和。”
与朱安在一起的日子,鲁迅也总是显得颇为阴郁。周建人说大哥刚从日本回国后在绍兴的那段时间“对人似乎很冷淡,从不笑脸相迎,问寒问暖……他对事情似乎也不关心,从不去道听途说,但他却在观察和思考。”那时,鲁迅正鼓励没有学歷的周建人自学生物,因此时常陪他一起到绍兴附近的山野採撷植物标本,一到自然之中,鲁迅似乎又像变了一个人,“到了野外,就都兴高采烈,说说笑笑,跑跑跳跳,彷彿回到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鲁迅和朱安的无奈和悲哀,既是他们两人的,更是时代的。它让鲁迅和朱安一生未能从其中解脱,朱安变成一隻困死在墙上的蜗牛,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但他的逃离也让他的内心充满无奈、歉疚和悲哀。
其实,寄居上海十年,鲁迅似乎一直不甘终老于上海,他时常想回到北京,甚至将收藏的许多书寄回北京。他离开北京和无法回到北京的原因都有许多,但有一个无法向人述说的原因应该是逃离与朱安的婚姻吧。
附注:本文发表于2016年8月8日《大公报》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808/3354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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