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早上，帅第一个起床，自己下楼弹琴，把今天要回课的内容复习了一遍，见我们两个还没动静，上楼来一边把我们叫醒，一边笑嘻嘻地又脱了衣服钻进被窝，挤在爸爸妈妈中间，好开心地说。

他推着我要我陪他讲话，我瞌睡未醒地不想理他，百般纠缠下，我只能把昨晚刚听了一集的哈佛公正课老师举的案例拿来应付。“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有5个病人，他们分别要做心脏，肾脏，肝脏，胰腺，胃的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却至今没有合适的捐赠者，结果是这五个人都危在旦夕，随时面临死亡。这时候，医院来了一个健康的人做检查，请问医生能不能为了救这个五个人的性命，而牺牲那一个健康人的性命，但如果你不牺牲这个人的命，另外五个人就会死。”

帅很快就回答：“心脏病的那个人应该死得最快吧（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可不可以让他换出自己身上四个好的器官，给另外四个病人呢，这样就不用要另外那个人的命了，也能救四个人。”哇，我当时一听，瞌睡就醒了一半，这个答案和那节课上一个哈佛的男孩给出的答案很接近，那个学生说，可以让先死的那个捐器官。当时课堂上好多学生都为这个想法鼓掌了，我当时也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挺好的啊，没被老师给绕进去，真没想到帅也能这样考虑问题。爸爸在旁边听，也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个医生必须要征得别人同意，否则是不能替人做选择的，哪怕这个结果是让更多的人活了。我说，你这个说法课上好多学生也提到了，就是要强调过程的公平公正性。问我的意见，我说我是典型无为而治，无论我是医生还是病人，就是选择傻等，碰上有合适的捐赠，就做，没有，也认命，所以我不会把问题搞那么复杂。他们两个哈哈大笑，嫌我的答案最差劲。

这个课我刚看了一集，不知道后面老师会怎么讲，不过讨论这样的哲学题确实很能发现每个人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帅是个特别注意效用的孩子，希望产生最多人获益的结果，爸爸更关注过程的公正性，而我宿命论，认为只要大家都能遵守着合理的规则，结果就顺其自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