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长们卸任后的七彩人生》

    就像国外大学校长屡次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一样，国内高校校长也多有调任中央部委。比如，原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调任科技部部长，便是典型案例。万钢一出现就是个海归科学家，2004年，万钢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不到3年，已是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他，不久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这种“专家校长”从政，在法律、科教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尤为明显。

    这些高校校长，卸任后基本是先“就地”在高校所在地党政部门任职，后调任中央。比如，王忠民校长，41岁便由陕西“211高校”西北大学，转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3年后调任市委书记，一年后便来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直至副理事长。又比如，“学术明星”陈章良，他曾获得“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在担任5年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后，2007年离开北京，远赴广西，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去年，52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他们既是学者，也是官员”，这句话精炼地概括了这些大学校长们的真实社会身份，他们的这种双重身份特征不正是我国大学办学行政化的最好注解吗？！大学校长们卸任后，必须问自己两个问题：在大学校长这一光荣的职业生涯上，自己是否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教育家？如果一个大学校长缺乏教育思想，他领导下的那所大学还会有大学精神吗？至少，作为高校校长，必须为我国高等教育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才算没有白当大学校长这个职务。否则，卸任后再好听的“光环衔头”都将会让他们黯然失色，因为离开了教育管理实践成果，大学校长还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呢？

    这是高校校长们的第四种去向，显然，他们到了党政机关、军队、科协、政协等部门当官了，这种“转战地方继续入仕”的现象，说明在中国去行政化之难。在美国，很多高校校很卸任后，就回到教学科研岗位，这是很平常的事。包括总统卸任后，也是出书，讲演，授课，到处表现其赚钱的“真才实学”。为什么在我们中国，高校校长们卸任后除了做官，宁肯做个“二政府”也不会去干点读书人该做的事情呢？或许这就是：咱们国家的体制问题，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下不去。美国高校的校长卸任后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看起来挺平常的举动，但在中国就难了。

 

    这类校长是最令人民群众敬重的！我们所期待的大学校长，是有所作为的教育家而不是什么级别的官员，他们的终极身份不应该是官员而是教育家，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可能有足够的智慧担负起治理好大学的时代使命。比如，原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卸任后完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并荣获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再比如，原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李文海，卸任后醉心于学术研究，2012年出版了《清代官德丛谈》，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这些卸任校长，是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向人民群众证实了他们的治学真功夫。我们希望看到的卸任大学校长，应该是有能力向社会展示其教育改革实践成果的杰出教育家！！

CACH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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