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三大祭乐『六变』『八变』『九变』探究—刘歆王莽伪造《周礼》探实

一、前言

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章里有一段文字：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祼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征，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其中谈到了，有六种乐，此即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里所称的所谓『六代之乐』，各以演奏歌至所祀目的时，『一变』『二变』『三变』『四变』『五变』『六变』，各有作用，到『六变』时，即是可以『致象物及天神』；而在谈到以下的冬日至，在地上的圜丘乐舞，『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而夏日至在泽中的方丘乐舞，『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而宗庙之中乐舞，『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凡是适当的宫调之下的某种乐舞，当六变时降天神，当八变时礼人鬼，当九变时出地示。这《周礼》里面搞了东周战国时代以来至西汉年间阴阳术数大行后，天地鬼以乐舞的阴阳通感之说，究竟来源为何？而究竟对于《周礼》的真伪竟有如许大的重要性，以下即来申论之。

其时，吾人从《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里谈乐舞『六变』和天有关，『八变』和人有关，『九变』和地有关。原来，它本不是这样的。

二、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早先，在东周战国时代阴阳五行说始兴以后，直到西汉，甚至到了西汉末年，刘歆佐王莽时，所写的钟律书里，其阴阳五行传承说法，都是『九』与天道有关，『八』与地理有关，『六』与人道有关。

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的《管子‧五行》篇里有一段文字，就讲出了当时阴阳五行说法里，『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昔者黄帝得送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而且托『黄帝』为言，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三、战国时代『九』的比喻

不少战国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九』的传奇。如《墨子‧三辩》里墨子所说的：『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九招》。』如屈原在《天问》里所指出的，『启棘宾商，《九辨》《九歌》』，而屈原自已也写有《九歌》《九章》。战国时的《尚书‧益稷》指出：『箫韶九成』。像是屈原《天问》里引巫言的传说巫者启降神，于是天赐了《九辨》及《九歌》，把这些古乐都加上了『九』字，乃是阴阳五行说起后，『天道以九制』的影响下，当时人所认为，在阴阳五行说之下，凡是和实为巫话的古神话历史有关的天赐的音乐，都以『九』为代号，因此，像屈原明明白白就写下了夏启此位古巫向天求得了天乐《九辨》《九歌》，《尚书‧益稷》指出的『箫韶九成』，也是巫者夔的『《箫韶》九成』，竟会导至『凤皇来仪』的巫言巫语了，也就是，所谓的巫帝尧时乐巫夔的『《箫韶》九成』，也是传说中的巫乐，因而也是九变（九变）。像是掌里宗祝的屈原，也是古巫史祝卜之遗，所以他的从事于创作，仍不脱当日阴阳五行的『天道以九制』，也模傲写了《九歌》《九章》，返察其取名的本心，也是有心效古巫的巫歌。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里就指出：『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亦有『九招』崇九，一见即知歌的内容颂天有关了，而其『六列』『六列』之乐，一见即知和颂人道有关了。
像是《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又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传说，亦见其用『八』为数，乃是本质属于祭地示之歌，与农作有关的收成的乐舞。而且屈原的《九歌》内实有十歌，也不难索解，不是有什么伪篇或加错了歌，如《国荡》就有学者主张要删掉，以凑足有九歌之数，实不必也。屈原的《九歌》有十歌也不妨其《九歌》的取名，因为『九』是指天乐或巫乐的本质而已。

中国古代，一如世界各民族，都有经历一个巫觋时期，明载在《国语‧楚语下》观射父回答楚昭王的问题时指出：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因此，到了战国时代，阴阳五行说起后，关于以『九』系于『天道』也在时人及其文献里透露了出来，屈原亦不免于此。

四、刘歆依『九』与『六』，到反其道用『六』取代『九』建《周礼》架构

东汉班固在《汉书‧律历志》里指出，他是把刘歆的论钟律的内容删节后，而成了其《汉书‧律历志》一文：『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着于篇。』

而刘歆在其钟律理论（后人称其着《钟律书》），收于《汉书‧律历志》即其《钟律书》内即有其《钟律书》内容在内。其中讲到了『三统』，即是一禀于战国末年阴阳五行说，如《管子‧五行》里，而以『天统』为九，以『地统』为六，以『人统』为八，即《管子‧五行》的『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施于其三统三正的主张，而予以立其历数主张，后创出了『三统历』的历法，为中国初次完整的一套历法。他指出：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

但是由于《周礼》的架构，取法乎六，即徐复观在《周官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页14所指出的:『是人道以六制的系统，此实为周官所承之系统』而取《管子‧五行》『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一如《周礼‧天官冢宰‧小宰》：

『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

刘歆及王莽理想国的《周礼》天下，是个完全法象天道的阴阳国，其设了六相：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法象自然的天、地、春、夏、秋、冬。又各有属官六十，共三百六十，加上此六相，计三百六十六人，法象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凡是《周礼》里的一切，都尽量去凑成『六』。

就拿《春官宗伯》而言，里面的『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舞…。六乐』『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等，数一数都有六，但其实全都是并凑当日现成，如果不足，就自我创造无中生有，并非史实，而如杨荫浏（1899－1984）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里，却未辨明史料真伪，一概照抄，认为是西周的『六代之乐』、六种小舞等等，皆非是音乐史真相了。此已另文剖析了。而《周礼》里其它的以『六』为数的各种官职，官掌等等，徐复观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1）一书举列不少例子，琳琅不胜收，皆是刘歆及王莽为了信奉『六』的迷信下瞎并活凑下的伪物伪制，可信度及真实度疑点重重。

即如刘歆及王莽于伪造《周礼》时，就中于秘府（国家图书馆）里取到了不少今日已逸的周代官制的旧籍，其中包括了河间献王的《河间周制》等今佚古籍内的官制及官掌的内容，及以河间献王及其门客合谋共伪的《周官》，拿来当成伪造《周礼》的底本。

所以如果今人光是从官名官制入手，改从西周金文里去找到了四分之一的《周礼》内的官名有存于于金文里，而成《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刘雨、张亚初：中华书局，1986）一书，实也不足为《周礼》的真实度加一分，也无法证明《周礼》因此即是真正西周的作品。

此实辨伪的入门基础，任何像是刘歆之流的大有才者，伪造《周礼》既然名称叫做周代的礼法，基本造伪知识之下，也不会凭空把所有周代官名都自创，徒留后人来辨伪的话靶，而会从当时尚存的记载西周官制的古籍有所取资。而在几千年以来，中国书籍的多逢劫难之下，传统古籍多数丧亡，而今人只能从金文里找西周官制资料。但在刘歆当时却非此种情况，他身处国家图书馆之中，内中有各种涉及西周官制数据在手，都可以参考而取资伪造《周礼》里的官制，而除此以外，另外四分之三的官名，乃都自创伪官名及伪职掌。后人若不查，而竟因之大言因为《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之出，则认为因此《周礼》果为西周封建时代的官制官职史料，而大力促销此一充满阴阳术数天道思想的伪《周礼》，如同大谈怪力乱神解释成神道受命帝国的东汉郑玄之流，把《周礼》涂脂抹粉成真实西周史料，就是误用考古发掘材料的显例而反而使伪书害学术下去。

五、『六』之迷信出头的端倪

从天道的九，到六凌驾于九，也是有端倪的。前述的《管子‧五行》虽谈『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但也指出了：『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送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于是就架构起了：

天道：送尤

地利：廪者

春：土师奢龙

夏：司徒祝融

秋：司马大封

冬：李（后土）

于是一见，《管子‧五行》所架构起的天、地、春、夏、秋、冬，正是刘歆及王莽伪造《周礼》的六官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取资的源头。也是『六』的迷信的出头的源头。

而另一源头，即是刘歆及王莽取来伪造《周礼》的河间献王的《周官》及其其他著作，其中一部是河间献王刘德的《乐元语》，今此书已佚，但有佚文，在其佚文里，有《周礼‧大司乐》里的所谓『六乐』的所出，其实是河间献王刘德在《乐元语》里的说法:『受命而六乐，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引）。

河间献王所献的《周官》依史料所见，至多只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及匡衡上奏里的言论，约为今本《周礼‧大司乐》架构的原始型态，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及《汉书‧郊祀志》：成帝初，『衡言：…。臣闻郊紫坛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峵，其器陶匏。』和本文开头所引的今《周礼‧大司乐》的文字，一比较，自见不同处，此亦于笔者〈《周礼‧大司乐》章系西汉末年刘歆王莽主导伪造考辨〉另文已分析过了。亦可见刘歆及王莽根据河间献王伪造的《周官》为底本时，『六』已初见苗头了。

六、『六变』及『九变』的倒转，以六变配天，九变配人

本来，依《管子‧五行》的战国末年阴阳五行说的原义，『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则若取天人感应及相通之理，则如果音乐九变，自可合天道，音乐八变，自可合地道，而音乐六变，自可合人道。但到了《周礼》，因为以自然的天地春夏秋冬为法，而六官各六十属官，以法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崇『六』的积数至三百六十，于是将『人道以六制』改为法乎天道的『六』（天地春夏秋冬）之下，于是把『天道』与『人道』的九与六反转，于是在《周礼》架构为求通天之下，于是『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此所以，《周礼‧大司乐》里，谓以『六』计数而并凑出的『六乐』，此即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里所称的所谓『六代之乐』，各以演奏歌至所祀目的时，『一变』『二变』『三变』『四变』『五变』『六变』，各有作用，到『六变』时，即是可以『致象物及天神』；而在谈到以下的冬日至，在地上的圜丘乐舞，『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而夏日至在泽中的方丘乐舞，『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而宗庙之中乐舞，『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凡是适当的宫调之下的某种乐舞，当六变时降天神，当八变时礼人鬼，当九变时出地示的原因了。

这是从战国末年阴阳五行说大行以来，到西汉末年，刘歆及王莽伪造《周礼》，始全面翻转阴阳五行旧说，在西汉末年将阴阳五行说里的『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反转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于是在周礼里的三大祭乐，也都成了六变可以降天神，八变可以出地示，九变可以礼人鬼之所出了。此一进化及改变先秦及西汉初年的阴阳五行的旧说，转化为《周礼》的新阴阳五行说，反映《周礼》的崇『六』比之于天道，一反于先秦及西汉初以『九』比之为天道的不同，亦见《周礼》在阴阳五行说的转化上，是最后的完成，而且改变过去崇『九』的内质，此完成于西汉末年刘歆及王莽之手，而王莽遂以《周礼》在此新的阴阳五行说之下，架构起其海市蜃楼的理想阴阳天道官制帝国梦。于是，只要一探讨《周礼》里阴阳五行迷信的本质，及其对于旧说的转化，而用于建立梦想官制及以『六』为数字魔术的帝国，即见《周礼》的伪造者，就是刘歆及王莽了。（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