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镇是重要古镇，它的历史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的是过去对此并未引起重视。由于经济建设、旅游事业以及编修地方志的迫切需要，最近，我们对三河镇的历史变迁作了一点考证，初步搞清：(1)它就是春秋“鹊岸”之地，晋代以前称鹊尾渚；(2)南北朝时地名混乱，唐代史、志将“鹊岸”、“鹊尾渚”误为沿江之地。(3)明、清史志又多附会唐人之说，流行至今，成为权威性的结论，过去虽有少数不同说法，但皆没有准确的史料依据；(4)三河镇上段历史被误指别地，而唐宋史、志对三河镇又很少记载。因此，除明清外，三河镇古代历史基本上被湮没了。
　　由于这个原因，三河古代变迁考证是很不易做的，它不仅是史迹的钩沉、整理，更要作大量的辨讹工作，才能恢复三河镇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这，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古今很多权威性的史、志著作。我们不揣浅陋，勉力而草此文，仅希冀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不妥之处，尚待大家指正。
　　三河镇即春秋“鹊岸”之地，晋以前称“鹊尾渚”
　　“鹊岸之名”，见于《左传·昭公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
　　晋代杜预在“鹊岸”下注曰：“庐江舒县有鹊尾渚”。这里的“庐江”，系指晋代庐江郡；“舒县”为今庐江、舒城二县地。杜预指出了晋代庐江郡舒县“有鹊尾渚”(即春秋“鹊岸”)但没有确指它在舒县何地。清《骈字类编》引古《图经》云：“鹊岸在南庐州府舒城县。”
　　宋《舆地纪胜》卷四十五云：“鹊岸在舒城县西”。清嘉庆《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在引《舆地纪胜》这段话后说：“今考在县东北六十里”。
　　按舒城东北六十里之处，正是三河镇。清嘉庆与光绪年修《舒城县志》皆明确写道：“三河，鹊尾渚在此，即鹊岸，旧有鹊亭”。“三河，县东北六十里，亦名三汊河，相传即古鹊尾渚，北岸合肥界”。(注明此说本自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确实，在三河当地，历来相传本地古名“鹊渚”。为春秋吴楚古战场，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三河集”条即采用了这个传说。三河镇下横街旧城门上，原有“古鹊渚镇”四字(1950年拆毁)，城门内有一“鹊渚桥”。(原为木桥，现改建为水泥桥，名仍旧。)
　　但是，从古至今，关于“鹊岸”“鹊尾渚”之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沿江说”：
　　唐杜佑《通典》云：“南陵大江中有鹊尾洲即古鹊岸。”
　　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南陵县”：“鹊头镇在县西一百十一里，即春秋时楚伐吴。败于鹊岸是也，沿河八十里有鹊尾洲，吴时屯兵处”。
　　按：唐代南陵县包括今铜陵、繁昌县地。唐代史志所云“南陵大江”即今铜陵、繁昌大江。“南陵鹊头镇”即铜陵县“鹊头山”。南北朝曾于此设“鹊头戍”，唐设“鹊头镇”。
　　《大明一统志》：“鹊头山在池州府铜陵县北一十里，其山高耸，宛若鹊头，今庐江西岸有鹊尾渚与此为匹”。
　　清代史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乾隆《一统志》六十二卷在“庐州府山川”之下，将“鹊尾渚”列在逍遥津”与“铁索涧”等合肥县地名之间。而嘉庆《重修一统志》虽仍此，却加按语曰：“鹊尾渚，亦见南北史，要属滨江之地，当在今无为州界。旧志云：与铜陵县鹊头山对面”。嘉庆《续修庐州府志》也采取了互相矛盾的记述，它既说：“鹊尾渚，今考在舒城东北六十里”；又说：“按今江南太平府繁昌县西南大江中有鹊洲，盖自铜陵鹊头山至三山为鹊尾，故江曰鹊江，岸曰鹊岸，无为州与繁昌县相对，鹊岸当属无为。晋时无为地属舒县，故杜注云然。俗以为在今舒城东北者，误也。”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同此。按：此说最早见于清初《汇纂》一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曾征引)。
　　到了近现代，“鹊岸、鹊尾 #e#渚在沿江”说，相继被很多权威性的书籍沿用，如：
　　《中华大字典》：“［按清一统志］鹊岸与铜陵鹊头山对面，当在无为州界。”
　　旧版《辞海》：“鹊岸，古地名，在今安徽铜陵县南。”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鹊尾渚，在安徽无为县界，旧有鹊亭。”（按：“旧有鹊亭”一语，早见于乾隆《无为州志·杂记》篇引文中：“鹊尾渚。在舒城县东北，旧有鹊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引此，但断章取义。）
　　《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也将春秋“鹊岸”标在今无为江岸(见第一册26页)。
　　类似说法见于它书者还很多。总之此说影响较大，已成为最权威之说，但是此说有很多根本性的讹误，现综合析之。
　　(一)说“鹊岸”“鹊尾渚”在“大江中”(通典)；在“铜陵鹊头山”(元和郡县志)；在“繁昌”(庐州府志等)与《左传·杜注》“庐江舒县有鹊尾渚”明显抵牾。故此说显属谬误。
　　(二)明、清《一统志》、《续修庐州府志》、《中华大字典》、《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说“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江岸，也有不少问题：
　　①《续修庐州府志》说“晋时无为地属舒县、故杜注云然。”并不符合史实。经考：无为从两汉至晋代，皆为居巢、临湖、襄安三县地，舒县则始终与三县并列，同属庐江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晋舒县治在今舒城。离江甚远，而襄安、临湖、居巢三县又在舒县南，沿江边由东而西排列。舒县是不会包括今天无为沿江的。因此，“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沿江”的说法也是与《左传·杜注》相抵牛吾的。
　　②经查明、清《一统志》、嘉庆及光绪《庐州府志》、乾隆及嘉庆《无为州志》、民国《无为乡土志》等书，说“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沿江的文字不少，但皆讲不出具体地点。其“舆地图”“沿江图”对沿江和江中之洲标示甚详，亦皆无“鹊岸”“鹊尾渚(洲)”之类。
　　③说“鹊尾渚亦见南北史，要属滨江之地”。也是不能成立的。
　　经查《宋书》、《梁书》、《陈书》、《南史》并参《资治通鉴》，其中讲到“鹊尾(洲)”时，常与“南陵”、“赭坼”(今繁昌江边)“鹊头戍”等沿江地名连叙，初看确给人一种相联的感觉，但仔细读书便可发现“鹊尾”地名更多和“豫州”(南北朝曾乔置芜湖、历阳，亦曾侨置于寿春、合肥等地)、“梁郡”(多在合肥东)、“合肥”、“汝阴”(侨置合肥)“淮西”、“巢湖”、“姥山”(在巢湖中)、“寿春”、“小岘”(在肥东)等地名连叙。并常用“来入鹊尾”字样，这却不象在沿江的语气。而按“鹊尾(渚)在三河”的说法，却正好可以说通。三河镇向东南过巢湖出裕溪口(古称栅口)水路，与沿江交通甚便，北与合肥、寿县水陆皆通，故史书叙事，可与诸地连叙。用“来入”字样，因系岔河之故。
　　当然，南北史中确有“鹊岸”在沿江的说法，如《梁书·张缵传》就有“近睇赭岑，遥瞻鹊岸”的句子。我们认为，由于侨置州郡及江淮之间长期处于南北拉锯局面，造成地名混乱是不能忽视的。沈约《上宋书表》即说：“土地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历巧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这也就是很多地名在唐代史志中出现错乱的原因。所以南北史中的地名，未加确考，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由上可见，“鹊岸、鹊尾渚”在沿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否定。
　　那么，“鹊岸、鹊尾渚在三河说”能不能成立泥我认为完全能够成立，理由如下：
　　(一)从位置看，它在舒城、庐江#e#(即晋代舒县)边境地，与杜注是一致的。历代舒城县志多有记载，因而史志中常说它在舒城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古地理上看，古代巢湖比现代大得多。三河一带原在湖中，为水中小洲，有“鹊渚”“鹊岸”之名，也合乎地名渊源规律。
　　(二)从史实上看，它与《左传·昭五年》楚伐吴之战的记述完全符合。这是一个根本的依据，可惜过去人们对此注意不够，现在让我们根据《春秋经传集解》二十一卷”“昭公五年”有关段落来分析一下：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蘧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氵内”。
　　繁阳：(一作繁扬)《左传·定公六年·杜注》曰：“繁阳、楚地，在今汝南鱼同阳县南。”按在今河南省新蔡县。
　　夏氵内：根据《左传·昭公元年·杜注》：“水曲流为氵内。”则“夏氵内”应注为“夏水曲流处”。但此处“杜注”却为“汉水曲水汇处。”今按：楚伐吴，是由西向东至江淮之间作战(详见下文)繁阳在汉水之东近千里，江淮间又在繁阳之东，“繁阳之师”(楚盟军)，如果到汉水去会楚师，是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跑两千多里冤枉路，断不会如此行动。故此注有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为“汉口”，亦错。《中国历史地图册》(1975年版)第一册26页将“夏氵内”标注在淮北下蔡(今凤台)境为是。《水经注》：“夏水出父城东南，东流至下蔡入淮”。“繁阳之师”在此会楚军是向东南。合乎当时情势。
　　“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楚子以驿至于罗氵内，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楚师济于罗氵内，沈尹赤会楚子次之于莱山，蘧射率繁阳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杜注：有备)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
　　罗氵内：杜注：“罗，水名。”考诸史志，皆未详何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为湖南汨罗江，与史实明显不合。今考：根据文意，“罗氵内”当在鹊岸不远处，亦即舒县一带。查《庐江县志》：“罗埠河在治北二十里，”“罗昌河在县南五十里。”我们认为“罗氵内”当为其中之一，最可能者为罗埠河。它在三河镇南三十里，按三河镇为鹊岸之说，楚军前锋在鹊岸被吴人打败，“楚子(楚 国君)以驿(坐车)至于罗氵内，”在那儿遇到去鹊岸“犒师”的吴子(吴国君)之弟蹶由，“楚人执之”。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势的。
　　莱山、南怀、汝清，杜注：“皆楚境”。“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云：“应在今江淮间。”
　　坻箕山：《大明一统志》卷十四：“踟蹰山在巢县南三十七里。《左传》楚子观兵于坻箕山即此，盖坻箕、踟蹰音近。”诸史志同此。
　　通过上述地名的考辨可知：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楚伐吴之战，是在江淮之间的巢湖西南岸一带，而非在沿江!根据地理位置和史实，“鹊岸”“鹊尾渚”即今三河镇之地，甚明矣!
　　南北朝时三河曾称“三汊河”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河镇在府南九十里，会庐江杭埠水舒城城下水桃溪水曰三汊河，胡三省所谓‘保三汊以利于入船也’。”
　　《嘉庆合肥县志》卷三在“三河”条下记曰：“或劝梁韦睿保三汊，诚此地。”嘉庆和光绪两部《舒城县志》亦皆曰：“三河，县东六十里，亦名三汊河。”
　　合肥与舒城县志此说所本皆各注明系引自顾说，所据史实都是南北朝梁豫州剌韦睿攻合肥时事。此说过去似未得到正式承认和注意，现在让我们从史实本身来看看此说能否成立。
　　据《梁书》、《南史》及《资治通鉴》记载：梁天监二年(公元505元)韦睿任豫州剌史，领历阳太守。天监四年，韦睿攻北魏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攻未克。韦睿到后，察看地形，筑一座堰坝，拦蓄肥水，准备灌合肥。“倾之堰成，舟舰俱至。”不料，“魏#e#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梁军形势危急。这时，“军监潘灵佑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汊。”韦睿不听，放水灌城，获得胜利。第二年迁豫州治于合肥。
　　根据史实，梁韦睿与北魏原以巢湖为界，在对方援军突至的情况下，以水军为主的梁军如果退军的话，只会退还巢湖或退到自已的根据地巢湖西、南岸边。三河在合肥南九十里，中隔巢湖，又有孤山作为门户，背后是梁军腹地，正是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战略要地。诸将劝韦睿“走保三汊”即三河是有道理的。
　　今查，在梁军退军方向上，还有两个“三汊”，一处在“施口北，城东南三十余里，为肥水、店埠河合流处。”(《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三汊口”)另一处在今无为县东南，裕溪口与岔河汇合处。这两处会不会是“或劝韦睿走保三汊”之地呢
　　我们认为，这两处都是不可能的。前者离合肥太近(仅“三十余里”)，又无险可凭，谈不上“走保”；后者离合肥又太远(二、三百里，已近江边)，梁军非战败，用不着一下跑那么远。
　　根据以上分析，南朝梁所称之“三汊河”即三河镇，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唐宋以后的“三河”及其得名辨考
　　唐代史、志将鹊尾渚误指沿江，这与史实及地理实际情况自然矛盾。后世修史、志者对此，或附会；或回避；偶有辨证，亦未深究。
　　宋代情况，可以间接了解一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胡三省《通鉴注》曾说过：“鹊尾渚在舒城县。”说明当时三河还保留着古名。清《嘉庆合肥县志、古迹志》记载曰：“冲元观，在三河镇北岸，旧志：宋建。”“石佛寺，在三河镇南岸，有黄道日书：‘独笑不休’额。旧志：宋建。”1983年10月17日，我们到三河考察时，在三河一小操场发现两块残碑，是清道光元年和光绪十二年两次重修大王庙的记载。中有一段云：“盖闻三河北岸大王神庙，创自前宋，庙厅辉煌、香烟极盛。”这些记述告诉我们：宋代三河建有不少寺观。可以推测它当时是繁华的。
　　“三河”之名。首见于《大明一统志》十四卷“庐州府”：“三河，在府城南九十里，其源有三，合而为一，入巢湖。”
　　自此以后，三河记载渐多，并继续对其得名作出解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河镇会庐江杭埠水、舒城城下水、桃溪水曰三汊河。《通志》：三河镇外环两岸，中峙三洲，而三水贯于其间，故曰三河。”后世典籍多采此说。如《古今地名大辞典》等。
　　雍正《合肥县志·山水志》：“三河外环两岸，中峙三洲，而三水贯其间，故曰三河。原在中洲墩上建石佛寺，门外旧系河口古渡，南有小楼，石墙外属舒城。”
　　嘉庆《合肥县志·南乡图说》：“丰乐河自彭家湾入界，东行，舒城西山水会焉；又东行，庐江马槽山水会焉；是名三河。”
　　《舒城县志·山川志》：“三河，巴洋河、界河俱会与此”。
　　《中国名胜词典》“三河集”条则说：“丰乐河、杭埠河、中河三水流贯其间。”
　　今考：三河之水，主要是丰乐、杭埠二水在此汇合。丰乐河清代称界河，为合、舒二县分界，其源为六(安)、舒(城)肥(西)交界处的江淮分水岭南侧，过桃溪、丰乐镇至三河镇。旧志所谓“界河”“舒、六水”、“桃溪水”即此河。杭埠河源于舒城西南山区，向东北方向流贯舒城，在三河镇东南不远处的舒拐附近汇庐江马槽山水，至三河镇汇丰乐河，东流入巢湖。此水古曾称龙舒水、巴洋河等，亦即旧志所称“舒城西山水。”《嘉庆合肥县志》记载：马槽山水在三河镇东南直接入丰乐河。可能古今水道不同，但此河远比丰乐、杭埠二河为小，只能算是二水支流。至于三河以下，《嘉庆合肥县志·山水志》云：“又东南十五里至南河镇，(按：今庐江南闸)又东五里至横沟，归巢湖。”(此河古今皆称“南河”)《嘉庆合肥县志·南乡图》标明“南河”当时属合肥(今属庐江县)，又在其北画有“新河”(今仍名“新河”，为肥西庐江分界，三河之水由此入湖)。以此度之：古 e#代三河之水源经南河入湖，但河道曲向南，不易泄洪，后开新河，河水直向东入湖。总之，三河镇主要是丰乐、杭埠两河在此交汇。街道主要分布在杭埠河口的南北两岸。(1969年三河大挖防空洞时，不少单位在地下数米深处发现古街道遗址，如青石街道。直立的锅灶等，地基不断加高，但仍在原址筑街、并未移迁)。从地形上看，“其源有三，合而为一。”“三水贯其间”以及后世对“三水”的解释，不仅诸多歧异，也与实地情形合不上。我们认为：三河之地，南北朝时即称“三汊河”(详见上文)，古今二水交汇处常有“三汊河”之名，这符合三河实地情况，又符合地名规律。“三河”之名，系由“三汊河”演变而来。但“鹊渚”古名，实际上亦并存下来。只是唐宋以后史、志对前者记载较迟，对后者又未承认而已。
　　(原载《合肥春秋》198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