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报》文艺版编辑给本人的用稿通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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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小志气大  八岁走天涯

——记《红高粱》中小豆官的扮演者刘继

    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可能会记得影片中的这样一个情节：饰演“我爹”小豆官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我奶奶”牺牲后，小豆官站在红高粱地里朝天高喊着：“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等一套为死去的亲人送行的话，以慰籍死者在天之灵。1987年8月23日下午，在峡山库区外景地的采访中，我恰好遇上了拍摄这出戏的全过程。

    担纲出演小豆官的这名小演员名叫刘继，是西安市八里村小学二年级学生。据小刘继的父亲刘志刚介绍，刘继被选中进《红高粱》剧组是很幸运的，也很顺利，可作为剧组物色挑选小演员那会儿，倒是费了不少周折。副导演杨凤良和美工曹久平那段时间在西安地区专门物色饰演“我爹”的小演员，他们连续在多个地方物色了十几个人都不够理想。后来，初选了市粮食局副局长的儿子，但经过测试发现还是不够理想。这时曹久平对杨凤良说：“咱们一起到我母校去看看”，便来到了八里村小学。经过杨副导演在对一、二年级的300多名小同学反复物色挑选后，杨凤良便选中了刘继，在同学校和家长作了说明和商量后，接着就用车把他从学校接到了西影厂。他和张艺谋导演对其进行了各种测试，发现小刘继从气质表情、动作表演和灵感悟性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了饰演小豆官的基本条件。于是便正式确定由刘继来饰演小豆官这个角色。就这样，8岁的小刘继便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地当上了西影厂1987年度重点影片《红高粱》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影片中的第四号人物）。

    在剧组采访期间，我在同剧组人员和刘继的父亲刘志刚的交谈中了解到，小刘继从懂事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有时下来演一部新影片，他能领着一群孩子连续看四、五个村子。看完之后，还学着影片中有些演员的动作做些滑稽表演。当杨凤良副导演找到他，说要带他去演电影当演员时，他感到好玩极了，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在拍摄《红高粱》的日子里，可真把这个8岁的孩子累苦了。初次上银幕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上镜头多，工作量大。他整天同摄制组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白天拍戏，晚上开会看样片，听导演讲评，一天中睡不了多少觉，要说苦可也真够苦的。可小刘继硬是象一个大男子汉一样挺了过来。大家都评价说：刘继表演很到位，天真可爱，没有矫揉造作之感，是少儿演员中的佼佼者。

    这天在峡山外景地拍摄现场，我看到他与县政府招待所的几个同车去看拍摄的女服务员戏闹斗乐，玩得正开心。这些服务员已跟小刘继非常熟悉，象自家人一样亲热。

     “小豆官准备。”张导演一声令下，小刘继就象军人听到命令一样，放下手中正在玩着的一对蚂蚱，立刻站好等待着导演的指示。

    这就是拍摄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小豆官给他娘送葬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指示，小豆官一遍一遍地演练着。第一遍喊得快了一点，表情不够真切。经导演一指点，第二遍就喊得好多了，在练习第三遍时就基本入戏了。可张导演为了把这场戏拍得更真实生动，硬是一遍又一遍地从表情到动作认真地进行指导，直到剧组所有在场的人员齐声叫好时，才开始实拍。这个镜头从演练到实拍成功，小刘继连续喊了八九遍。肚子都喊疼了，嗓子也上了火。可他表情刚毅，气质坚强，又说又笑的象没事一样。他从小生就了这样一种男子汉气概，再苦再累也不叫一声。小小年纪对艺术这样求真求实，工作中如此吃苦耐劳，使在场的剧组内外的人们都深受感动。

    当看到大家在夸奖他时，小刘继不好意思的笑了。事后我同张艺谋交谈时，一谈起小刘继，他就高兴地说：“小刘继的表演相当出色，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我看那，这是一棵好苗子。”

    因为有了多次的接触和采访，我和小刘继及他的父亲刘志刚已成为很熟悉的朋友。在摄制组离开高密前的那天晚上，我在招待所同刘志刚座谈了很长时间。他具有中国农民身上所共有的那种朴实真诚，热情好客的特点。后来在摄制组离开高密的日子里，我们还通过信。那是我应《中国纺织报》社之约，发稿前写信向其索要小刘继的照片时刘志刚爱人也给我回了信。因当时刘志刚爷俩还在外面拍电影，信是小刘继的母亲托人给我写来的。这封信我至今都保存完好。

            张艺谋邀我上镜头

    我去外景地的第三次采访是8月27日下午，拍摄现场在拒城河乡泊子村前的一大片足有五、六十亩的高粱地里。我跟演员们乘座大客车于午饭后即往那里赶，到达时已有近千名群众演员和看热闹的人们早等侯在那里了。

    由于天气不适合拍摄要求，剧组人员等了约近两个小时。演员们相继化好了妆，在3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厚厚的鬼子服装待机拍摄。

    “后面的鬼子兵都把枪端起来”！张艺谋导演用话筒下达着指令。马上就要实拍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有这样一组大场面镜头：足有几百名从当地雇来的群众演员受令去踩红高粱，剧情是因为鬼子要在这里修公路，必须要先把高粱除掉。群众演员们也都换上了破旧的衣服，在导演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片成片地把高粱踩倒。后面跟着一大群“鬼子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吆五喝六地大声吼嚷着让人们快踩。不少“鬼子兵”甚至用枪托敲打着踩高粱的老百姓。这些扮演鬼子兵的大都是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员。他们不亏是专业人员，训练有素，表演逼真，甚至惹得踩高粱的老百姓回过头叫嚷：“你他妈的还真打，打伤了我你可要负责任！”当然这个场景和这些话都是后来我也参加了扮演鬼子兵的行列，也参与了督促前面的群众演员去踩高粱时听到和看到的。

    说起这参加演出上镜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由于扮演鬼子兵的人手太少，急需增补一些，导演张艺谋着急得很。在他的安排下，连摄制组党支部书记赵云鹏和一些暂时不上镜头的演职人员（包括女演员）也都穿上了厚厚的鬼子服装。制片部的贾兆冀在工作之余，需要上镜扮演角色时他都穿插进行，并且他还动员我去扮演一个鬼子兵充充数。我考虑到自己的气质不适合演这种角色，况且我还要留心多看看，多找人了解一下好写点东西，就婉言谢绝了。住了一会，张艺谋也走过去动员我上，我还是坚持不同意，就一直没上。

    三天之后的8月30日是我最后一次去外景地现场，也是摄制组离开高密之前的最后一次拍摄。外景地还是在泊子村前的高粱地里。为了赶上看最后这天要拍摄的18个镜头。我抽出了一整天的时间。根据张艺谋的安排，我一大早便赶到了招待所，6点30分就同演员们乘座大客车出发了。到达现场后，张艺谋便安排人员作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的天气正适合拍摄。因为要完成拍摄的镜头多，时间就显得很紧张。连续十几个小时，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一直在忙碌不停，午饭都一起在现场吃。并且，这天风极小，基本上是没有风。大家在烈日的曝晒中进行拍摄，大部分镜头都是拍了好几遍才成功。不上镜头时，有的演员就在车辆边和车底下躲避太阳的烤晒。不少人干脆就地躺下，让太阳烘烤。需要拍阴天的几场戏，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钟时才有几块云彩遮住太阳，紧接着大片的云朵飘来，张导演指挥着投入了紧张的拍摄。数百名群众演员也密切配合，一个多小时内，便连续抢拍下所剩的六、七个镜头。至此，影片的全部拍摄过程宣告结束，全体演职人员高高兴兴地聚集在高粱地里合影留念。

    就在这影片拍摄的最后一天，也是拍摄镜头最多的一天里，还是因为扮演鬼子兵的人手太少，加上有不少演员上镜多，能穿插扮演鬼子兵的人手更少，急得张艺谋很是为难。他同样安排了剧组内的勤杂人员和高密茂腔剧团的人员全部上场，人手还是不够。张艺谋便又一次找到我，动员上场救急，并说他已考虑好让我扮演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日本兵角色。当我再次以自己不适宜扮演角色婉言谢绝时，张艺谋说：“你演这个角色没问题，也没有台词，不用做动作，就是持枪在剥人皮的汽车旁边一站，装出鬼子兵的气势就行了。你看那么多老百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上呢？就是看着你行才找你的，你老弟还是上吧。”

    看到张艺谋那么真诚地邀请，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下去。再说，我也不愿看到因人手不够而使他那种难堪的样子，就同意了。穿上日军服装后，张艺谋专门安排我站在鬼子用来剥人皮的汽车的右前侧，当持枪警戒的一个日本兵角色。我刚站上去一会儿就开始实拍了。那组镜头拍摄了约7、8分钟的样子，后来看电影时，我看到了那组镜头。

    接下来，我又被安排参加拍摄鬼子兵逼迫老百姓糟蹋踩倒大片红高粱的镜头。这组镜头27日那天已拍过一些，这次拍摄要求踩倒的高粱更多，场面更大，我和茂腔剧团及剧组内那些扮演鬼子兵的人员，在距离高高伸出的摄影机长臂很远的地方，跟在一行横向足有百余米长的老百姓后面，做持枪威逼老百姓踩高粱的动作。实拍中，我看见剧团的同志们动作认真，很是到位，也就听到了前面老百姓回头喊怕被打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