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文化绚烂多姿，“楚辞”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可以说楚辞是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的，并结合楚地特有文化形成自身独特风格，是对中原文化的补充和丰富。本文将从楚辞的形式层和内容层分析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屈原  楚辞 中原文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公元前4 世纪，继《诗经》之后《楚辞》的出现，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之后的一种新诗体。“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气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1中国文学史109】

楚地西源东流、南下北承，接受四方百族文化洗礼和恩惠，楚辞便以博大的胸襟，开放的精神，兼容并蓄的态度，展现了中原四方、华夏蛮夷异彩纷呈的文化。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具有楚语和楚音特征的、富于楚地地方色彩和楚地民歌传统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是南北文学融合为一、长期积累丰富发展的产物。在荆楚大地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位浪漫主义的伟大的诗人，才有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以千古杰作《离骚》为例。

一、楚辞形式层上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骚体诗”产生除了楚民族文化基础外，还得利于北方（中原）文化。《离骚》中的比兴等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楚辞”产生之前，北方诸子散文达到了鼎盛期，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楚辞代表《离骚》形式上独特的对称性文化渊源深厚，它不仅与汉民族独特的宇宙观相仿，且受先秦中原文学作品的影响，取法《诗经》之鼓范。

1.《离骚》形式层之对称性受中原文学影响。

从研究整理来看，先秦诸经典中有大量对偶形式的句子存在。张舜徽提到：“文之奇偶相生，单复并施，盖不期然而然者也。非特《诗》、《书》、《易》、《礼》如此，即诸子百家，亦莫不然。即以《论语》、《孟子》言之，如《论语》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多闻网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翎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皆偶句也。《孟子》云：‘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乐。’‘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皆偶句。”【2周国林编《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171】诸如此，都是《离骚》乃至楚辞在形式上的借鉴对象，也是对其的继承。

《离骚》虽受楚地固有的贵族诗歌传统影响，但总体而言，这些贵族诗歌（楚青铜器铭文）依旧表现出《诗经》的某些特点。“一是采用《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二是符合《诗经》的用韵，三是化用或袭用《诗经》的语法和表达方式。”【3胡棋智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离骚>研究》】同时楚人具有十分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庄王时，以《春秋》《诗》《礼》《乐》《故志》《训典》等来教育太子。

2.楚辞中的“兮”字来自《诗经》

楚辞中包含大量的“兮”字，这是楚辞的特征。1926年，游国恩在他的著作《楚辞概论》中指出，楚辞的产生兼受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和楚地民俗歌舞、山川地理的影响，其又通过对比诗骚里面的“兮”字，他认为屈赋的一些章句来自《诗经》。“兮”字并不是楚地民歌独有的语气，而是先秦时南北各地民歌广泛使用的一个语气词。楚辞中“兮”字的运用，是屈原学习《诗经》的结果。黄崇浩先生认为楚辞文体形成源于南北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他认为楚辞在文体性质上是以辞为诗，以文为诗。据此他提出楚辞诗体来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包括了冤臣讼辞、巫官祝辞、史官训辞和策士文辞的“辞”，一个是古代散文，再一个是《诗经》的艺术经验。

总之，在形式层上我们可以看出楚辞存在中原文化的遗迹，可是说是对中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属于中原文化风。

二、楚辞内容层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楚辞之所以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和艺术的冲击，除了受南方本土楚文化的影响外，在诗篇展开的想象世界中活跃着一种无比深沉的感情，呈现着丰腴多姿内容，这与中原文化是分不开的。

1. 楚辞蕴涵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深受中原儒文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大融合，楚国和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在政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也深受儒文化的影响。楚辞主要有以下表现：一、重人伦之礼；二、崇揖让之礼；三、注重个人的礼仪修养；四、重祭祀之礼；五、重乐舞的感人教人作用。

在屈原传世的二十多篇作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抒发了忠君爱国的深厚情感，可以这么概括，忠于楚王、热爱宗国构成了楚辞的主旋律，这与中原礼制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屈原重视射礼，把它作为自己美政理想国中君臣应执之礼，由此同样可见屈原受礼乐文化影响之深。屈原在《离骚》中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强烈的自信、无谓的追求和对理想的执著，这与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契合。

2.楚地重巫，北方重史，楚辞也受重史文化的影响。

北方人重视实际而黜玄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交，不欲言鬼神，认为有实践经验的人的作用比鬼神大，有了更多的人文教化作用，也增进了人们性格中的历史责任与厚重感。“《离骚》中对先祖的追忆，‘帝高阳之苗裔兮’、‘昔三后之纯粹兮’也体现了这种重史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具有北方特色的史文化和具有南方特色的想象力的共同作用，使得《离骚》中蕴含了强烈的历史凝重性。”【4论《离骚》中的多元文化影响】

3.楚辞中的人物、故事、神话之类取材于中原文化。

在《天问》所涉及的历史故事及传说中，提到尧、舜、鲧、禹，以及不少夏代的故事，如夏桀、启益斗争等。商时，提到纣王、比干、梅伯、玄鸟的神话、上甲徽等。周代的人物中涉及周文王、周武王、姜太公、周幽王等。《天问》讲的是中原事物，属于中原文化。在《离骚》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中原国家的历史人物，如高阳、高辛、羲和、飞廉、巫咸等人物传说。由此，屈原所提到的历史人物是中原的，其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

楚辞中的神话包含在中原文化当中。《招魂》中所提到的“巫阳”“掌梦”“工祝”等是中原地区固有的。《天问》中提到的一些鬼神的名字，如女歧、伯强、康回等，都在《山海进》中可查。《离骚》中羲和、飞廉、巫咸等人物也在中原文献中可见，扶桑、流沙、昆仑等也出自中原文化传说。

总之，楚辞的神话故事没有超出中原文化的范围，借鉴中原文化。

楚辞作为《诗经》后中国诗史上出现的一种诗体，实质上正是南北文化共同交融催化下所绽开的一朵奇葩。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与文化上的丰富内涵相融一体，使楚辞得到后代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赞扬与接受，并获得了永存后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