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郑晓蔚

去台湾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老婆无意中网淘了两张便宜机票，而我也囤积了十天年假，带着一箱行李，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样叫“银行卡”的东西。我们从南京禄口机场直取台湾桃园机场。

听说台湾人文明度直接“开挂”，作为陆客很想去领教一番。而我也自觉个人言行修养尚算得体， 除了不敢搀扶跌倒的老太太外，开车让行乘车让座上桌让梨样样不落，相比台湾人民应不遑多让。

飞抵机场后，我们乘坐机场大巴去往台北市区。候车区已经排起了长龙，我自觉迂回到了队尾做一个安静的男子。排队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尽管我所在的城市经常在候车时队伍七歪八扭得找不出队尾。但只要我能感受到“队形”的存在，我则很乐意遵守这原始的社会公约。

候车区员工挨次给每位乘客的行李箱贴上号码牌，以方便司机到站后根据乘客手持的同号牌核验交付。这让我想到每次从南京坐大巴车回老家都得提心吊胆。由于行李箱散乱摆放在车厢底部缺乏归置管理 ，每到停靠站有乘客下车取物时，我和大多数乘客就得焦虑地欠起身子探出脑袋实施盯防，生怕有人错拿行李或顺手牵羊。

当大巴满员后，工作人员便不再放人上车而是招呼司机发车，这也就杜绝了超载的可能性。

不免感叹，只要拥有科学化和人性化的规则设计，就足以确保每名遵守规则的人都感到踏实和舒心。

到达台北车站已是傍晚，我们拖着大件行李步行前往下榻酒店。街面上，我惊喜地见着了内地快要绝迹的机车骑士团。当路灯刷绿，组团咆哮的摩托车手便烧红着大灯马达轰隆卷过热闹的街市。私家车主 则显得低眉顺眼了许多，总是压制着速度小心翼翼地跟行在威风凛凛的骑士团身后，显得谦卑而和气。当年内地“禁摩”据说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和“解决飞车抢夺问题”，我在想，难道台北当局不存在这方面担忧吗？我随即又想到里根总统在反对禁枪时说过的一句话“枪不杀人，是人杀人。”

沿街走着，每个十字路口都自觉伫立着等红灯小分队，无需交通协管员的阻喝，更无需南京特色的电动交管喇叭“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的话痨般规劝——文明一旦被摄入体内变为隐性基因便会附着在行为之上转化为习惯乃至本能，何须说教与管制。即便没有车辆通行，行人也不会抖露机灵伺机穿越而是依然原地静候，时间在这里被延展开甚至可以递进去一杯岁月悠悠的功夫茶——而我们这里则常常将不守规则视为“ 灵活性机动性”的体现，每个人都因赶时间赶脚程而将灵魂落在了身后，最终身心俱疲。

令我感佩的不仅是行人的素质，还有友善谦和的私家车主。来台头一天穿行马路时，我按照内地逻辑见着车辆就停步趋避，但事后发觉，这一做法推广开来恐怕在台北会引发拥堵。因为转弯车辆见着行人 就会远远地减速停车，目送行人经过。由于遵循着“人不动，车不动”的“交规”，行人此时能做的只能 是识趣地先走一步以鼓励汽车发动起来。

察觉自己拥有优先通行权后，我过马路便大大咧咧起来，根本毋需观察两侧车辆。有次一辆丰田车在我右手边刚停下，又拐过来一辆保时捷。我顿时警觉起来，提醒自己得留点神，按说好车车主“他爸都 是李刚”，通常都会表现得“有钱和任性”一点。想不到，保时捷比丰田车尺度还小，距我更远处便“怂 停”了。

在南京开车时我也会提醒自己礼让行人，但有时也有苦衷。比如一旦让行人悠悠通过，后车就会拼命按喇叭向你施压，指责你通行的“不果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后车的催促，喇叭的声讨，有时也造 成了我索性的“不守礼”。

我想，关于“文明常识”的构建与体认，关于“文明氛围”的营造与濡养，我们恐怕还需要磨合很多年。

比如乘坐手扶电梯时，台湾人会齐齐靠右侧站成一溜，留出左侧通道供赶路者通行。即便是粘腻在一块卿卿我我的小情侣，到了电梯跟前也会自行剥离上下分乘。但在内地，电梯上满是散落的行人。情侣手拉手并排乘行，大爷大妈们则喜欢背手像领导一般霸气地占据两股行道。我觉得这并不完全牵扯“素质 问题”，而是从小到大没人告诉我们乘电梯也蕴含着“文明的暗迹”。我此前坐电梯也是随便一杵，有一 年看《百家讲坛》方才从一位讲授礼仪的教授口中得知乘电梯原也是有讲究的。那位教授还特别指出港台民众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得体，这次去台湾特别留意了一下，确实如此。

 当对文明的“高度认同”最终转换为了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文明暗码”，文明本身也就转 化为了一种精神自觉、行为习惯乃至本能反应。

而对“文明”的“群体性”领会与相认，则需要从文明的启蒙开始。我们的幼儿园每天在教孩子们 学习绘画英语跆拳道和孔孟之道，但很少有人去告诉孩子们“坐电梯要靠右侧站立以方便他人通行”。

台湾人管地铁叫“捷运”。捷运站内当然又是眼熟的一溜溜候车队伍。地铁来时，乘客先下后上自 不必说，令我感佩的是年轻人宁愿站着，也绝不会迁就自己坐到标有老幼病残孕专座的空位上。我想，这是一种对社会契约的严格恪守。

我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也会给弱势群体积极让座，但一旦他们的专座空出来了，我还是会心安理得地一屁股坐上去——似乎不坐便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闲置。我后来想，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我们 太过心安理得地滥用了“灵活性”的原则，这才过度伤害了这个社会基于公平正义匡扶弱者的“基石性” 原则。

地铁车厢内并不拥挤，似乎台北人都等得起，只要车厢装得差不多了，即便车门跟前有块空地儿也不高兴搭只脚进来而是会悠哉地等候下一班地铁——这跟内地地铁闸门一开人头各种乱入、最后一秒挤上 车都能美上一路的场景太不一样了。这里的人们，互留舒适的空间和余地，互不营造紧张感和压迫感，车内和车外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轻松与舒畅。

由衷感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生活让城市更美好。

在台北小住了一周，行将告辞。在嘈杂的陆客候机大厅内，有人将在免税店购得的各种名品包包摊在长椅上向朋友进行展示。过安检时，排我前面的一位大爷招呼两位大妈过来，然后顺理成章地加塞到了我的身前。必须承认，局部地区的内地人在物质层面已经近乎赶超了台湾；但在精神层面，我们恐怕尚未迈出追赶的小碎步。

回家后第一次开车，刻意停下来让一位闯红灯的姑娘先走。她或许是对我的突然停顿感到了困惑，走过时幽幽说了一句“这人车开得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