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对于那些夹杂着“浓浓的个人色彩”的小说往往有种莫名的偏爱，其口气或如女作家迟子建（1996/11）谈论《岸上的美奴》：

    《岸上的美奴》和《原野上的羊群》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前者发表在《钟山》上，我更看重它。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原野上的羊群》被多家选刊转载，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因而毫不犹豫地在筛选中篇时圈上它。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给温暖和爱意。

小说是写作者艺术理念的呈现，而非生活的图纸或传声筒，时间的流逝会使得某些“新近”的、不乏热烈反响的东西轰然倒塌，也会使某些默默无闻且不再“新近”的东西历久弥香。《岸上的美奴》这样一个被作者称之为“运气不好”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与江、岸、船、鱼、钱，以及生活在这些东西周围的人相关的故事，是和琐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这同时也是一个和死亡相关的故事——故事和场景在1990年代迟子建的小说中都属于最常见的类型。

故事从马哈鱼的死开始。对于生活在码头附近的人而言，这样一种鱼类动物的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如同季节轮换花开花败。惯常的事实不是小说的敌人，相反，小说叙述的微妙之处往往就在于将一种再惯常的东西变得不再惯常。譬如这里，一条常见的鱼的死亡不过是一个幌子，死亡很快像瘟疫一样传染开去，而江水，更像是一个大病房，故事里所有的死亡故事都和它有关：江水既蕴育了收获、也蕴育了死亡。

故事主角是美奴，一个正念初中的小女孩。她是一个没有人管教的小女孩：父亲常年在外出海远行，母亲则因为一场头痛而失去了记忆，这种没有多少外在约束力的身份使得她的行为多少有那么一些乖张——这样的角色也是迟子建喜欢的角色，比如《秧歌》里的女萝。

没有谁要求尚未成年的美奴做什么，事实上，她每天所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除了敷衍性地上学外，就是到码头上闲逛。闲逛往往意味着某种意义的呈现，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就多有游手好闲之人。美奴也在闲逛之中遇见了别样的生命。有一天，在码头上闲逛时，她看到了一个淹死的盲流——她看到了死的具体形状，“面目浮肿”，肚子“跟鼓一样大”，那个东西“泡得跟棒槌一样大”。从此，她的生活发生改变，死的具体形状，死的意念，而不是死的具体方式（比如说，为了什么而死，这种死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开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她被这样一个没有由来的死紧紧地纠缠着。她总在同学和老师身上看到落水而死的盲流的影子。

年幼的生命对于生活由此有了阴暗的看法，母亲的异常行动又加剧了阴暗的色彩。母亲是一个记忆已经错乱的中年妇女——所谓“失忆的人”，所谓“疯子”——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些错乱的行为，比如，与美奴的老师开始了频繁的往来，这种暧昧的举动引起了码头上居民的非议，也伤害了她的女儿，加大了女儿对于生活的“仇恨”：此前美奴虽举止有些乖张却是平静的，阴暗的意念藏之于心底，现在，她开始骂人，打架，逃学，诅咒那些生活在码头上的那些“可耻的人”该投江而死。终于有一天，美奴无法忍受母亲那张乱说话的臭嘴和她的胡乱行为而把她推向了江水的最深处。那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江面上卷起一个旋涡，像一块大石头掉了进去，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上天却泄露了美奴的秘密，一个外乡人——死去的盲流的同乡——正好看到了她的举动，美奴不得不为此付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她得付给外乡人2000元钱以作为保守死亡秘密的代价；同时，因为这个和外乡人搭成的秘密，一向乖张无谓的她，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孩子”。

美奴是一个连最基本的物质获取能力都没有的孩子，物质上必须的巨大付出和精神上难以摆脱的罪孽感对她的打击是同等的，它们像一个大的旋涡把将年幼的美奴卷向了生活的最底层。正好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父亲出海遇难的消息——小说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将某种隐喻放置在叙述之中的——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或存在的隐喻：美奴父亲的遇难是在“返回”的途中，而不是在离开的途中；“离开家园”是容易的，“返回家园”是艰难的。

在生活旋涡的迫压之下，美奴像一个离开了家园而不知返途的人一样，一下子陷入到了梦魇当中，“她在炕上像条被挂上网的鱼左右摇摆着，好不容易才在黎明时从梦魇中脱身”。一个被梦魇纠缠着的孩子很可能因为双亲的离去无人照顾而沦落为“盲流”，甚至，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而追随她所仇恨的母亲而去，比如，在某一个同样安静的夜里，把小船摇到江中，然后，轻捷地跳下去，遗留下小船在江中摇晃——即便真是这样的话，情形终究还是不同，因为驾船的人已经消逝，回家的路已经断绝，船将不得不陷入漂泊无踪的境地；而即便是神秘的外乡人再一次目睹了这一情境，也无从找到勒索的对象。

女作家的性情却阻止了她这么叙述，梦魇只是梦魇。“梦魇”之后，生活还在延续。如同死亡在无意之中降临于身边，一连串“温暖和爱意”降临到了美奴的生活当中：遭受过美奴的辱骂的镇长许诺她以后的生活费都由镇上负责；遭受过美奴咒骂的老师——那个一度和她的母亲频繁往来的男人——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她了一笔钱，借给了她一个坚强的肩膀；被美奴打过的同学张多多也给予了她无比贴心的安慰——美奴从梦魇般的夜晚醒来时，惊奇地发现同样年少的张多多在屋外的柴垛上睡了整整一夜，还兴奋莫名地答应送给她一只狗崽子……

因为这些“温暖和爱意”的存在，尽管美奴还要拿着老师借给它的钱到码头上去给那个似乎是“魔鬼”派来的外乡人，起始于阴暗的故事在它的结束点上越来越趋近于一个关于生命关怀的故事，越来越带有“生命寓言”的色彩：

迟子建的写作从来不安置一些抗拒的作用。在那块土地上，人们仍像萧红的时代，忙着生，忙着死，但迟子建的思路是横向纵向都宽阔的，历史和政治的风云是没有的，而有的是对季节的敏感和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心关注……她不批评和揭示那些仍是老中国的儿女们的麻木和愚昧，也不指向他们的贪欲，反而平和地描写他们生活的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其中不乏压迫、强暴、自杀、剥削……迟子建防止自己的作品坠入恐怖和绝望，她总是在每部作品中闪烁着一个亮点，最终让希望战胜绝望……（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

从这种关怀往回看，故事其实是可换一种讲法的。比如，廓大一点看，从一个孩子的生活廓大到一种生活的形态。在故事的大半部分，小美奴的生活和码头上其他人的生活，仍然与“萧红的时代”的蝇营狗苟的生活无异。一个外乡人的死亡不会引起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发现美奴的秘密的，也只是外乡人；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码头周围的人们，“看厌了尸体，他们当中有的人竟然开始大口大口地吞咽馒头”。生活如同死亡总在延续，年幼和年长并没有成为生活意义的区分点。幼小如美奴，虽然她的生活还没有最终定型；而且，她还有那么一点点灵性——她的乖张即是灵性的表现，未来却似乎已然确定，她的祖祖辈辈，她身边的人，正在一种蝇营狗苟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地耗损着他们的生命，美奴的未来也在这样一种被萧红极为沉痛地喟叹过的“生死场”里：死亡，无聊的流言，观看，争斗，被污辱，如同一间巨大的铁屋子将人层层包裹而无从逃逸。

由此，在这篇默默无闻的《岸上的美奴》里，萧红的时代和她的故事得到了复写。但是，受着自身性情和视角驱动的小说家却展现了她的性情：这些是生活，但不是全部，生命的“温暖和爱意”仍然在这种蝇营狗苟的地方滋生着，关怀着幼小而无助的美奴。与鲁迅、萧红等等文学前辈相比，这个新的时代的小说家，观察同一个“老中国”的视角已有着根本的不同：

一幅老中国的图景，使鲁迅发现了国民性、启蒙、疗救等命题。而迟子建则发现了它永恒的魅力。

萧红无比沉痛地写着东北的女人猪狗一般的生和死的时候，蕴含的是哈姆雷特式的思考，包含着对一种人和生活方式的审判……在迟子建的文本中，母亲/女儿、压迫/自由、男人/女人等等二元对立的结构不见了，她回到自然文化和原始文化的起点，只抓住生命的寓言，就使男人和女人都得到了获救。（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

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不同，更多地是由于性情所致：性情驱动写作，也呈现为作品的内质。同在鲁迅及其弟子萧红的生死交织的时代，来自湘西凤凰柔弱而坚韧的男子沈从文笔下的生活却多有“牧歌化”情调，其笔法之从容更甚于迟子建。迟子建不过看到了生活“在码头上”的居民边看死亡场景边“大口大口地吞咽馒头”的情形，从小见过无数的砍头和死亡的沈从文却常常写出了人物在面对杀头场景时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话语。与鲁迅的严酷相比，沈从文是“用不同的观点看砍头看世界”，最终则体现了一种“包容的、多角并行的生命视野”（王德威：《从“头”说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某一次，坐在江船上，看了“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以及种种被文明人认为是“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的景状，他大有感叹：

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情，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深，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历史是一条河》）

生活，总会经由性情的沉潜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不同的意义体。《岸上的美奴》，起始于萧红，最终的呈现形态却更接近于沈从文——一种带有“浓浓的个人色彩”的性情纠缠着小说家。这一纠缠其实标题早已暗示，小说家用的是“岸上”，而不是“码头”：“码头”不过是一个具像式的生活场景，带有极强的现实意味；“岸上”不然，它是隐喻：在现世的“此岸”对应着一个精神性的“彼岸”，虽然它可能永远无从抵达。“岸上”也就是“希望”之所在，是“温暖和爱意”之所在，是精神和性情对于残酷的、沉痛的现实的消抵。这样一种看似委琐实则充满生命关怀的生活，或可称之为“岸上的生活”，一个打上了迟子建个人烙印的艺术世界。

而作为现时代的作家，女作家迟子建笔下的这种生活有时会令我想起另外一个女作家，长沙的残雪，一个执拗的写作者。从《黄泥街》、《山上的小屋》开始，她就致力于将一种委琐的生命推向极致，而且，这种“黄泥街”式的生活在残雪笔下历经十数年而依然蔓长，丝毫不为批评而动，可见其理念的强大。而所有这些，鲁迅，萧红，沈从文，迟子建，残雪，这些现代中国的写作者笔下呈现的，自然都可称之为生活，但那不过是生活的不同侧面，性情的不同侧面，而所谓写作，其最终意味也不过是对生活的整合而已。

 （本文所引迟子建《岸上的美奴》出自《迟子建文集》（1 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004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