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父亲

◆     王彦青

（一）

身体一向很好的父亲突然病了，而且病的很重。

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暗暗地为父亲担忧着，因为父亲常常念叨算命先生告诉他的话，今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我不知道算命先生在什么时候告诉了父亲一些什么话，使得今年六十九岁的父亲如此循规蹈矩，忐忑不安。农村的老一辈人常常在六十九岁的时候不说“69”，而说成“68”或“70”，从古到今认为“69”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父亲是六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从来不迷信的，不知为何现在却相信起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来。父亲属马，生于1942年农历九月初五。

六月是一个闷热而又焦燥的时节，我向来不喜欢这个季节。二十五年前的六月，可恶的宫颈癌无情地吞蚀了母亲年仅40岁的年轻生命，成为我一生刻骨铭心的伤痛，十九岁的我转眼间成了一个没娘疼的孩子。父亲的病是在四叔三周年祭日的头一天发作的，当时父亲和大哥在从西坡老家赶往县城的路上，突然头痛恶心，呕吐不止，精神状态差到了极点。我极力劝父亲住院检查一下，但倔强的父亲却执意要回家，一再说“回去就好了”，只是买了几片药就匆匆回去了。十多天过去了，父亲的病情越发的严重，已经不能进食了，父亲依然在硬撑着。

六月八日，骄阳依旧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我的心。我和大哥开车送父亲去宝鸡看病，看到脸色苍白，被病痛折磨的瘦弱不堪的父亲，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哥说，父亲因为大脑颅内右侧出现血肿，压迫到神经，脑压增高，呕吐不止，已经十多天水米没有沾唇了。在途中黄牛铺镇的一家饭馆，我和大哥吃面，在我的极力劝说下父亲只是勉强喝下了一小碗面汤，这是十多天来父亲第一次进食，好在他并没有呕吐。坐在车上，我问父亲今天阴历是多少？，父亲说五月初七。我心中猛地一惊，二十五年前的阴历五月初七（六月十三日）正是母亲去世的日子啊！我怕父亲知道了心里会有负担，便再也没有吭声，立即叉开了话题。我心里暗暗地祈求天堂的母亲在天有灵的话能够保佑父亲健康平安，迈过这个坎。

汽车翻越秦岭这个号称南北气候分水岭后，沿着蜿蜒盘旋的山路下行，一股热浪袭来，天空的骄阳似乎都变得更加无情了。在大哥洗车的间隙，我和父亲蹲在路边的树荫下歇息，不远处的树枝上有几串红艳艳的果子，在阳光下特别晃眼。走近一看，原来是樱桃树，大概是树在公路边得缘故，周围的果子大多已经被人采走了，我踩着被别人踏的七零八落的树枝，艰难地爬上树梢，摘下了那一串诱人的樱桃，除去果柄，将红艳艳的果实放在父亲手里。看着父亲吃下这些由我亲自摘下的樱桃，我心里有一丝宽慰，希望这些红色的果子能为父亲带来好运。

                  （二）

赶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挂号、体检、化验、会诊结束后，父亲被安排在住院部神经外科。鉴于父亲的病情严重，医生决定立即施行开颅手术。术前准备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主治医师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叫李酉德，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干练。尽管医生一再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但当医生把一叠材料放到我面前让我签字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手也有些发抖，这毕竟是一个开颅手术。也许医生对每一位患者家属都会这样说，也许因为手术对象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他们的亲人所以才会说的如此轻松，也许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宝鸡市的医院里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手术，在医生和护士看来早已司空见惯……我的心情很沉重，但别无选择。面对医生和麻醉师喋喋不休的嘱咐，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医生指到哪儿我就写到哪儿，我没有时间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也不想看，不想耽搁一分钟，只想让父亲尽快手术，早一点摆脱病魔的纠缠。下午五点三十七分，父亲被医生带进了手术室。

时间在等待中仿佛凝固了一般，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如同两年，我徘徊在手术室外地走廊里，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那么揪心。我不知道上苍为何如此无情，让曾经两次经受病魔摧残的父亲还要经受这第三次煎熬。1983年秋天，父亲患上了胸膜炎，住进了当时驻扎在西坡镇的铁二局医院，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学校和医院隔着一条沟，每天放学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去看望父亲。父亲的胸腔每天都会抽出一大碗积水，那个秋天十分的漫长，家里的十几亩地都是我耕的，虽然耕的不是太好，却也没有误农时，那一年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1996年，父亲得了疝气，是我和妹妹陪着做的手术，也是在宝鸡四零九医院。都说好人有好报，父亲一生善良而憨厚，乐于助人，在邻里和方圆几十里口碑极好，但病魔为什么要再一次纠缠他呢？

七点四十七分，父亲被推出手术室，头上裹着一圈厚厚的绷带，插着一根长长的管子，一些红色的液体顺着管子流入一个袋子；右手的血管上插着输液管，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还有一个导尿管。主刀医生指着一个白色托盘里的几大团粘稠的血块让我看，说手术很成功，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昏迷中的父亲神智有些不清，两只手不时乱动着，想抓头上的绷带和管子，我和大哥一人按着父亲的一只手，就这样一直守着父亲，直到天亮。第二天凌晨三点十五分，父亲的神志有些清楚，睁开眼问手术做了吗？我和大哥很是高兴，连忙告诉父亲手术做了，做的很成功，父亲又闭上眼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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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直在输液，大瓶小瓶，消炎的、止血的、补钾的、营养神经的、降压的……都是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连续两个昼夜，我和大哥的心始终悬在空中，守在父亲的病床前寸步不离，父亲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手术后的第三天中午，医生拔掉了父亲头上的引流管，为他戴上了专用的头套，并作了CT复查。上苍总是那样的无情和残酷，病魔再次悄悄地向父亲逼近，然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下午父亲的神志有些混乱和亢奋，焦躁不安，开始说胡话，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要去喂鸡，一会儿要去摘黄瓜、割韭菜。看着父亲近乎错乱的神经和异常的举动，我和大哥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医生要求父亲卧床休息，而父亲却一直无法安静，一个下午上了三趟厕所，而且执意要自己走，尽管有我和大哥两边搀扶，但依然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差点摔倒。我想，是不是手术伤害到了父亲大脑的某些神经，或者是麻醉药的使用让父亲的大脑神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混乱。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不慌不忙，我的心里焦急万分。是不是每个作了大脑开颅手术的人都会这样啊？也许这些医生和护士每天面对的都是来来往往的病人，整天被痛苦与病魔包围，早已变得麻木而冷漠了。晚上父亲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高烧不退，浑身烫得像个火人，手在不停地乱抓乱挠。

                （三）

6月11日的夜晚，父亲手术后的第四天，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和大哥整个晚上都是在忐忑不安中熬过的。父亲的情况依然没有大的改善，，当我奔波于住院的各个楼道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无助而茫然，输完液体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医生为父亲注射了退烧和镇定的药，折腾了半夜的父亲终于静静地睡着了，高烧逐渐被药物制服。凌晨四点，高烧再次对父亲的身体进行肆虐，我急忙叫来医生和护士，再次为父亲注射了退烧药，并放上了冰袋，用毛巾反复拭擦父亲的腋窝和腿部，体温总算趋于正常。第二天中午，被病魔折磨的瘦若皮囊的父亲突然嘴唇不停地颤抖起来，接着口一歪，眼睛向上翻着，样子十分痛苦。我一惊，父亲出现了“抽风”现象，这是手术并发症，手术前医生交待过，只是没有想到真的出现了。尽管医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抽风”现象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魔鬼，始终在父亲身上出现。虽然我没有学过医，但我心里明白持续的高烧和抽风对父亲意味着什么，抽风是一种强烈的大脑放电现象，对大脑神经损伤极大。大妹子和三弟从老家西坡赶来看父亲，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整个下午和晚上，抽风现象仍在继续，我们姊妹四人和医生护士都在随着父亲的每一次抽风忙碌焦虑。我的心在滴血，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年迈的父亲？父亲的每一次面目狰狞的抽风都让我们感同身受，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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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病情惊动了所有亲戚，大伯家的彩霞姐、小红姐、新民哥，四叔家的亚平、建平、莉莉、小丽都赶来医院看望父亲，看到一向硬朗的父亲被病魔折磨成这样，纷纷落泪。接下来的几天，父亲的病情渐渐缓解，抽风的次数减少，间隔拉长，但一直都在昏睡中。6月14日凌晨，父亲的意识奇迹般地渐渐恢复，不时睁开眼睛望望这个，瞅瞅那个；而此刻远在成都打工的小妹匆匆赶到医院，看到自己最爱的小女儿，父亲开始说话了，尽管口齿还不是很清楚。陪伴了多少天，等待了多少天，焦急了多少天，忧虑了多少天，父亲终于苏醒了，这些日日夜夜，我们陪父亲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煎熬与折磨，然而此刻一切都已经成了过去。也许是彩霞姐和小香妹的到来，冥冥中那一丝丝亲情让父亲清醒了；也许是苍天终于被我们的赤诚感动了，也许是母亲在天之灵的保佑，父亲战胜了病魔。我感恩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感谢仁慈的上苍，更感谢多日来为父亲病情奔波的主治医生和护士，因为在与病魔较量的风雨中我们一同走过。

父亲开始进食，面色红润起来，侄子、侄女和外甥们都来到医院看望病中的爷爷，狭小的病房里虽然有些拥挤，但充满了温情与欢乐，父亲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每天打完点滴，我和大哥总要轮流搀扶着父亲在楼道里散步，活动活动筋骨。站在三楼住院部阳台窗前，前面是门诊大楼，透过楼的空隙可以看到陕西电子四零九医院的大门和停车场，外面是通往市中心的公路，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汽笛声和各种车辆高速行驶与地面的摩擦声充斥着耳膜，让人感知着这个城市的喧嚣与繁华。父亲住院的十多天里，我的心时刻被揪着，无暇顾及这座城市的一切，在我心里，再美的风景都已经视而不见，心中只有父亲的病，并时时刻刻祈盼他早日康复。

                （四）

6月18日，主治医生李酉德为父亲的伤口拆线，除掉头套和纱布，右边耳朵上方一个被缝合的伤口呈倒置的“U”形。医生一手拿镊子，一手拿剪刀，小心翼翼地剪短一根根线，从伤口处抽出，用碘溴棉球一一消毒后重新包扎起来。今天，远在深圳的王健大哥和建平小弟都打来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并和父亲通了电话。晚饭后，我们帮父亲穿好衣服下地活动，走到楼梯口，父亲执意要去下面走走。在床上躺了十多天，对于习惯东奔西走总在忙碌中过日子的父亲来说，也许这已经是一种很残酷的折磨了。我急忙从护办室借来轮椅，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轮椅，我推着父亲做电梯下到一楼，向右一拐来到医院大门口。路上的公交车、出租车穿梭如箭，微暗的夜幕下霓虹灯五颜六色，两边人行道上人流如织，一个个行色匆匆。我怕父亲冷，从后面搂着他，就像小时候他搂着我一样，父亲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眼前车行如吼，我们都没有说话，就这样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此刻我觉得好幸福哦！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地位，不是春风得意，不是高官厚禄，不是高低贵贱，更不是成败得失，是一种静静地陪伴与守候。

长这么大，我很少和父亲相处这么久，要不是父亲生病，也许这一生我都不会和父亲有如此亲密的接触，更不要说陪伴父亲了，想到这些，我心里暗暗有些自责和愧疚。十多天来，我每天为父亲喂饭、洗脸、洗脚、擦身体、端屎接尿、剪指甲，每当我做这一切时，父亲总是用温情的目光静静地瞅着我，就像是端详一件易碎的珠宝或瓷器，很温情、很慈祥、很专注、也很安静。我常常会和父亲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谈论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以便让手术后的父亲思维恢复正常，说到高兴时，父亲兴奋地像个孩子，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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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的阴霾总算散去，父亲一天天好起来，6月25日父亲出院了。憨厚的父亲特意让我去超市买了水果送给医生和护士，并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我们兄妹带着父亲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欣慰与轻松，康复后的父亲精神十分的好。用朋友的话说，我们兄弟姊妹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家庭保卫战，是我们兄弟几人同心协力用满腔的赤诚和执着与阎王爷进行了无数次抗争与搏斗，终于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了父亲宝贵的生命。让人欣慰的是这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并没有摧垮父亲的意志，反而使父亲更加的坚强与乐观，更加明白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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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1日是伟大祖国的六十二岁生日，农历九月初五，正好是父亲七十大寿。这一天，老家不大的院子被欢乐和笑语包裹着，满桌子的好菜和水果，父亲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比我大两岁的大哥已经有外孙子了，这次也来参加父亲的寿宴，这是真正的四世同堂，父亲兴奋抱着曾孙合不拢嘴；调皮的女儿还将蛋糕的奶油摸花了父亲的脸，我连忙举起相机，拍下了这欢乐的一刻，把幸福和喜悦定格在那个温馨的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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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人为什么活着？当一个生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的苍老而憔悴的时候，亲情是支撑生命的擎天玉柱，活着是最重要的，健康是最重要的，金钱买不来健康，地位也换不来生命。父亲就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心灵的依靠，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希望。我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祈福，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快乐。

父亲，我爱你!下一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我们永远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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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发于2011年第四期《青泥岭》、2011年第四期《仇池》和2013年第2-3期《开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