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莱亚德在他畅销的《不幸福的经济学》中指责现代媒体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幸福。

    他以不丹为例：

    1998年，蚕卧在喜马拉雅高地上，面积小而充满田园风味的佛教国——不丹的国王宣布，他的国家整体目标是增进国民幸福总值。这位领袖真是明智！但是一年后他做了一项要命的决定：开放电视进口。直到当时，电视和其他公开的广告一律都被全部禁止。然而1999年电视禁令解除后，三十多家有线电视公司取得了执照。成绩最好的一家公司设立了四十六个频道，其中包括默多克的star tv，从此不丹人就可以自由收看包括足球、暴力、性背叛、消费广告、摔跤等一般电视节目，他们乐此不疲。···不久，每个人都注意到家庭分裂，犯罪和吸毒的案件急剧增加。

    如果不丹的例子显得有些孤立的话，作者还举了一个更为日常的例子：

    电视带我们走进亿万富翁的客厅，也夸大了亿万富翁存在的数量。1982年左右，美国黄金时段连续剧的主角将近一半都是亿万富翁，虽然现实里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是蓝领阶级或从事服务工作，但是电视剧的角色里只有10%属于这个阶层。广告业有类似的效果，它展示的世界是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电视看得越多，人就越容易高估其他人优越的生活。相对而言，对自己收入的评价也就更低。结果就是，他们过得更不幸福。

   我不太同意经济学家的这种论断。当然，它也给人很大的启发：就是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优越于我们的现实环境，因此我们在比较中产生了不幸福的感觉。对于媒体来说，自由也不过是手段，人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幸福。所以在追求媒体的自由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时时思考，媒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已经接触现代媒介的人，是否还愿意回到不丹此前的生活中去呢？我觉得是不愿意的。所以媒体（自由获取信息）还是带来了幸福绝对量的增加，只是作为一种感觉，这种绝对量的增加抵不上我们欲望的增加。事实上，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责怪媒体，而是检视我们内心的幸福观念。幸福是一种比较中的优越感——而现代性在大大丰富便利了生活的同时，也更大地刺激了人内心的欲求。由此产生的落差，即便不是现代传媒，也会由其他的现代性机制触发。

    不可否认，现代媒介带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焦灼和失落。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媒体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我们才可能去反省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膨胀，并在反省中前进。

    而反省绝不等于倒退。没有媒体的喧哗就好吗？小国寡民的生活就好吗？有多少对绝域无求的羡慕，只是出于对他者的观看。作为一种不可倒退的历史存在，媒体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幸福，却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增加了我们的见识，为我们追求更大的幸福带来了可能。当然，其前提是人具有自我觉醒的愿望和能力。

    总之，媒体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问题在人，解决问题也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