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方:《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2011-01-19 11:03:30)
标签:
杂谈 |
分类: 官商之间 |
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是一本介绍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自己也在经历着转型的社会中间阶层——绅商的著作。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学习,我对近代社会的这一特殊人群有了各个方面的相应的认识。
马敏先生在本书中对“绅商”这一人群的定位是“传统绅士向近代工商业资本家转化的中介桥梁”[①]。这是由于,它的形成本身就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特殊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多层次性。[②]。而传统绅士向近代工商业资本家转化又是通过由绅而商和由商而绅的双向社会流动的途径来实现的。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兼具新旧两个时代的性格与特征的绅商,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折、过渡的历史行程,而这足以构成一个观察近代社会阶级关系转型的绝佳历史透视点。[③]
本书结构十分清晰,全书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历代的绅、商及其合流,时间最早上溯到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际的“士”和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商”,其时间跨度可谓大矣;第二章开始便是对近代出现的绅商的相关探讨,包括绅商阶层的形成、绅商的社会解析、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绅商的社会功能和绅商的政治参与五个方面。
在介绍“士绅”这一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时,作者相对较多地评价并引用了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论述和张仲礼先生整理出的数据资料等。作者认为,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对于绅士的含义,是在用科举对其进行定义。并指出,学者们从大量个案研究中,发现许多所谓的地主“绅士”并不一定享有功名而主要依靠土地占有、宗族特权以及对地方事务(如义仓、善举、赈灾等)的管理而跻身“名流”(elite)之列。[④]但是我们看到,作者本人对于“士绅”一词的定义[⑤]并未超出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提出的“绅士”的定义的范围,可见,作者对于张仲礼先生的定义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只是对“士绅”与“乡绅” [⑥]加以了区分。这一区分也不可不谓之认识上的深化与细化。“士绅”与“乡绅”同属绅士阶层,而明清绅士阶层表现出的特点,也集中于其地方性和在野性。[⑦]
但是,我们也从时间上可以看到,在四民之末的“商”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上升的明清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区别于当权的“官”的在野绅士集团之时。这种时间上的重合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有确其内在联系的?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我还没有自己的答案。
我还给自己的阅读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绅商的产生,究竟是时代变革的产物,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想在书中,可以通过对部分内容的理解,间接地找到答案。一方面,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部分“由商而绅的渗透”中,开篇即写道“较之明清之际,晚清商人向绅士阶层的渗透,范围更广,数量之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⑧]。作者所举出的例子,由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年监生数量的猛增,[⑨]也是在中国收到猛烈的外来冲击之前(1816年至1830年)发生的。由此可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后期就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与中国近代遭受外来冲击而引起的社会剧烈动荡、变革是没有关系的。另一方面,本节第二部分“由绅而商的转化”,则同样在开篇就讲到“19世纪末以来,尤其1894年甲午战争后,传统绅士和官员向工商界的转化大大加剧,‘弃士经商’已蔚然成时尚……”,[⑩]我们亦可从时间上看到起变化。后文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促成由绅而商的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近代新的生产关系发生后,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动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传统价值观开始真正失去与之相符的社会现实……[11]其次,又同晚清科举制度的变革乃至最终废弃有着极大的关系。[12]由此看出,官吏经商则是中国的近代开始(以1840年为界)以后更多出现的。因此,绅商的产生,是近代中国时代变革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
另外,我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还发现一些,作者在撰写本书中趋向性的特点。首先,是作者对一项在书中新提出的事物,倾向于首先对其对其追本溯源的描述。例如,作者对“绅商”一次概念的提出,就先分为“绅”与“商”,而“绅”又上溯到“士”,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写起,“商”则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写起,[13]其时间跨度可谓大。又如,第五章中作者对商人组织的介绍,上溯到了唐宋时期[14]……这样的例子普遍地存在与本书。第二,作者在本书理论论述的建构中,用大量的例子做了填充,而这些例子,则都是一些十分典型,并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例如,作者在本书第三章,介绍士人型绅商,就以张謇作为“贾而好儒”的儒商的代表。[15]而在第六章绅商在近代的政治参与中,为了反映绅商的民族意识,作者举了其领导抵制美货和作为收回利权的中坚力量的例子。[16]当然,从研究过程的进展本身来讲,也正是由于绅商的这些行为,作者才归纳出了其具有民族意识的特点,在此只是就本书的结构而言。
以上,是我个人在读了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的一点认识与心得。总的来说,本书使我对近代社会中,绅商这一特殊的阶层加深了认识,也使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将以往学习的简单零散的历史事实通过绅商这一行为主体串联起来,并加深了对其的认识。
[①]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论 绅商——一个历史的透视点,P3
[②]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论 绅商——一个历史的透视点,P1
[③]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论 绅商——一个历史的透视点,P3
[④]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3
[⑤] “士绅”主要以科举功名和职衔、顶戴为标识。出自《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9
[⑥] 普通“乡绅”不一定有功名、职衔,主要凭恃土地占有、财富、宗族势力、甚或声望而统治乡里。出自《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9
[⑦]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6
[⑧]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75
[⑨]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75
[⑩]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81
[11]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85
[12]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86
[13]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P39
[14]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250
[15]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110
[16]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P32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