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读后感

科大卫（David  Faure )及他的《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这本书，笔者很早就听说了，也曾在书店里看到过几次。但惭愧的是一直没有静下心来仔细读一读，因此对科大卫其人其事其书，一直停留在泛泛的了解上。这次乘着读书会，仔细的读了读，也认真的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因此也就有了一些收获和感想。

原来一直以为科大卫是个洋人，现在才知道大大的错了，科大卫除了有个洋名和长的像洋人外，其实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在读书会的报告上，他反复提到“我们广东人”怎么怎么样，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很明确，他认同的是广东，认同的是岭南文化。考虑到他的出身、教育和成长经历，科大卫能有这样的认同，确实不容易。

科大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47年出生，据说母亲这边有华人血统。中学就读于圣保罗男校，后进入香港大学历史系攻读文学学士，继而赴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毕业后曾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1975年回港，次年开始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直至今日。现为香港中大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从这些履历可以看出，在人种学意义上，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接受的也是欧美教育，是在英美文化圈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不说自己是英国人，或者回避这个问题，说自己是“香港人”，而却说自己是“广东人”？跟他同代的其他香港人是不是也有如此明确的身份认同？假如有的话，是不是说明中国及中华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其实至今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全面的探究，但我知道我身边的香港人是曾经出现过认同危机的（当然这些人是1998年前出生的）。科大卫先生或许也有过认同危机，但最终却明确了自己是广东人（当然也就意味着认同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想大概跟他从事的研究有关罢。几十年深入华南乡村，他或许已经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他的研究对象中去了，到最后自然而然的成了其中一员。

这本书就是作者几十年深入华南农村，作了大量田野调查，翻阅大量地方史志、家族谱牒的基础上花了二十时间写就的。全书分七部分二十三章，洋洋数十万言，蔚为壮观。我不打算按部就班的对这本书逐一介绍，只想就其中主要线索、主要问题谈谈。

这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什么呢？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提到：“这个宗族社会，萌芽于16世纪，熬过了17世纪明清王朝交替的冲击，而终结于19世纪”（第12页）。我想本书的核心话题就是宗族及宗族社会，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就是宗族社会是如何萌芽、形成、发展并最终走向终结的。

那么，宗族是什么？据冯尔康先生的《中国宗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的说法，宗族“是由有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见冯书第1页）。中国的宗族由来已久，成型于殷商时期。其后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秦时期的贵族宗族制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士族宗族制时代，宋元时期的官僚宗族制时代，明清以来的衿绅宗族制时期以及近代以来的平民宗族制和宗亲会制时期（冯书第3页）。

所以说，宗族早已有之。但是，在明清以前，组成宗族只是少数人（贵族、士族、官僚）的特权、专利，平民宗族寥寥无几。明朝以后，宗族才开始平民化，最终中国才进入宗族社会。

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这个变化？这个就要说到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争。明武宗死后无子嗣，皇位由其堂弟朱厚璁继承，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主张将其生父兴献王追尊为皇考，其伯父孝宗尊为皇伯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孝道，这就是所谓“继统”。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反对，主张“继嗣”，要求世宗追尊孝宗为皇考，生父为皇叔考。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二百多大臣在左顺门外哭谏，世宗大怒，二百多人或死或贬或引退。最终兴献王被追尊为睿宗，大礼仪事件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大礼仪之争引发了明朝政坛的大地震，也引发了礼仪改革。在此之前，皇帝可以在家庙里祭祀所有祖先，冬至也不例外。品官也有在家庙祭祀先祖的权力，但只能祭祀四代祖先，冬至也不能祭祀。而其它人就只能在祖先坟墓旁或家里祭祀两代祖先。礼仪改革之后，官民都可以建造家庙式的祠堂，时间也不受限制。这样一来，家庙式的祠堂就开始在民间大量出现了。比如1525年石头霍氏建立的霍氏祠堂，1588年上园霍氏建立的霍氏祠堂，17世纪佛山墟市里的六派霍氏建立的祠堂等等。

当然祠堂只是宗族的诸多要素之一。一个完整的宗族，除祠堂外，一般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族谱族规，也也须有族田族产作为他的经济基础。在珠三角地区，同姓及广泛存在的珠玑巷传说，为珠三角人民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祖先。16世纪，珠三角地区考取科举功名的人数大大增加，士绅阶层的出现，文字的普及，宗族规章大量出现，代表性的有1524年霍韬立定的《霍渭厓家训》，1549年黄佐刊行的《泰泉乡礼》，1571年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另外，16世纪，因为里甲制的崩溃及一条鞭法的推行，大量土地集中到祖先的名义下，成为族田，这成为维系宗族的经济基础。

总之，在16世纪，这些要素基本上都具备了，所以宗族才会一个个建立起来，中国才由此进入宗族社会。科大卫先生认为，16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的开始，我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些构建宗族的要素的出现的呢？共同的祖先、族谱族规、族田出现的原因，前面已经有了一些分析，在此不在赘述，下面重点谈一谈推动宗族出现的各种因素。

笔者以为，宗族问题在本文的论述框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本书想要揭示的最重要问题，即是“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利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见本书封底）。这句话看着有些拗口别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王朝国家是如何把一群化外之民教化成良民的，或者再简单点，理解为儒家礼仪及其背后的东西（可称之为“文化的权力语言”）是如何渗透入乡村社会的。儒家礼仪渗入乡村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举办学校，也可以举办乡饮酒礼，但最重要的方式，我觉得是宗族。王朝国家需要以宗族为载体，以各种繁杂的礼仪为形式，宣扬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可以说宗族是王朝国家联系、整合地方社会的最重要纽带。

所以，对王朝国家来说，宗族是其教化化外之民缺一不可的载体。另外，黄萧养之乱后，里甲制在珠三角地区全面推行，但是此时的里甲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里甲制度下边的户籍变成了征税的单位，而不代表真正的家庭。家庭与户籍登记已经不一一对应。因此里甲制度已经不能实现对农户的人身控制，这个时候，宗族就应运而生，成为乡村社会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王朝国家通过宗族、士绅来实现对农户身体上的控制。

从地方社会来说，也需要宗族。一方面，士绅需要通过建立宗祠来做政治表态，表明自己支持嘉靖皇帝，同时，也能把个人的荣光转化为家族的光彩，提升家族在地方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族人需要宗族组织为自己提供安全保护，免受外界的威胁。宗族也是一个互助的组织，族人可从获取族人的帮助，宗族又是一个控制财产的集团，族人通过参股能够获得一些经济实利。

总而言之，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都需要宗族，宗族的产生是他们共同作用的结果。用科大卫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地方社会与王朝合谋，把宗族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第13页)

中国步入16世纪以后，宗族的发展高歌凯进，平民宗族大量出现。但到17世纪中叶，因为王朝更替，宗族发展遭遇了挫折，珠三角地区因为持续的抗清活动打击尤重。到17世纪80年代，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三藩之乱的平定、台湾郑氏集团的投降，天下复归太平。宗族重新恢复发展，并出现了所谓“高层级宗族”的新形式，宗族的商业化色彩也越发浓厚，宗族逐渐成为一个控制财产的集团，投资于土地、墟市、陶瓷窑等等领域。

19世纪以来，张保海盗集团的袭扰、英国的入侵以及天平天国运动的起伏，使得珠三角地区面临巨大的威胁。八旗绿营兵已腐朽不堪，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士绅纷纷举办团练以自卫。宗族的势力也随之发展壮大。

不过，此时的天下已经不是昔日的天下了，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拉开帷幕。工商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城市开始取代农村，商人开始取代士绅，工商业和城市逐渐成为新世界的基础，而乡村及立足于乡村的宗族，则不可避免的走向暗淡。

20世纪的一系列变革，使得这一趋势愈发明显。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逐渐走向瓦解。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皇帝没有了，宗族也不在担负沟通王朝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担。最终，在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声中，宗族作为腐朽的封建因素，被一个个激进的新青年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20世纪，中国走出了宗族社会时代，据说走向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