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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8 06: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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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高宗肜日高宗祭还是祭高宗王国维李锐 |
分类： 史学讨论 |
《尚书·高宗肜日》古今谈
提 要：
汤灭夏，开创殷商史。武丁中兴，使殷商辉煌。但殷商历史，始终在衰落与复兴中循环往复。史载：雍己立，殷道衰，太戊立伊陟为相，桑谷生于朝，太戊听伊陟之言，修其德，殷复兴；河亶甲时，殷复衰，帝祖乙立，巫贤任职，殷复兴；帝小辛立，殷复衰，而高宗（武丁）肜日，越有雊雉，祖己训王，“唯天监下民，典厥义。”武丁修德正事循理而行，殷道复兴，在位59年，成为商史上的最辉煌时期。武丁中兴的契机、根源是什么？是武丁修德正事，而修德正事是听了祖己训，而祖己之训源于“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在殷商由衰到兴的转变中，每每出现一佐王的重要人物，成汤有伊尹，太戊有伊陟，祖乙有巫贤，武丁有祖己，因此要理解此经义，必须把握殷道由衰到兴这条主线，而不纠缠旁枝末节。
一、“高宗肜日”是高宗祭成汤
《尚书·高宗肜日》原文为：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经史学家一致认为：高宗即武丁庙号，高宗即武丁；肜是祭名，伪《孔传》云：“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但对殷商“高宗肜日”这一大祭中，高宗是主祭还是被祭？训王之祖己是谁？经文没有明确。尔后孔子《书序》、伏生《尚书大传》、司马迁《史记》进行了大意基本相同的阐释。
《书序》曰：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明言“高宗肜日”是高宗（武丁）祭先帝成汤，祖己训王，并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两文。《史记·孔子世家》曰：“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因此，汉儒马融、郑康成皆曰《书序》孔子所作。
《尚书大传》曰：
《史记·殷本纪》曰：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史记·封禅书》曰：
“有雉登鼎耳，武丁惧。”
司马迁也把“高宗肜日”视为武丁祭成汤。
二、对武丁祭成汤说的否定
对“高宗肜日”，后人多从武丁祭成汤说。武帝时杜邺曰：“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汉书·杜邺传》）；成帝时杨雄曰：“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绪高宗”（杨雄：《兖州牧箴》）；成帝时，刘向上书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汉书·楚元王传》）；《汉书·艺文志》中也载：“雊雉登鼎，武丁为宗”；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两处引用“高宗祭成汤之庙”；三国王肃云：“高宗丰于庙，故有鸲雉升远祖成汤庙鼎之异”；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疏云：“高宗既祭成汤，肜祭之日，於是有雉鸣之雉在于鼎耳。”所以易宁先生说：“西汉今文学家的武丁成汤说，在东汉亦十分流行，《论衡·指瑞篇》、《汉书·五行志》等俱载此说。汉人的说法，又为魏晋至唐人所从，如王肃《尚书注》云：“雉升远祖成汤庙鼎”。┄┄至宋代，学者们对武丁祭成汤提出了质疑。蔡沈首发其端。”⑴
蔡沈质疑的理由是：祭成汤事，于史籍无证；经文尼字，应作近庙解，非祭远祖成汤。金履祥在《尚书表注》中，对“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说提出如下质疑：①《书序》谓高宗肜日和高宗之训“两书”为祖己作，“按《史记》则祖己述高宗之事为祖庚作也”；②“高宗名臣世多称甘盘、傅说而无祖己；③书之训告其君多系其所言之臣，而此“二书”皆训体内之君，既非义例矣；④凡书之本序多称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庙号称之；⑤典祀无丰于昵，然则详味其释，又安知非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有雊雉之异乎？其结论：“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武丁）。
“清代经学昌盛，单单《尚书》一经，清人的专门著述已行世者就不下二百种之多。”⑵清初阎若琚撰《尚书古文疏证》，论定了伪孔传之伪；乾隆年间，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兼疏今古文，成为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因此清大儒皮锡瑞说：“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清末，今文学派盛行，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是其代表。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若琚）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说阎若琚否定金“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说。
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对“高宗肜日”疏云：“既称高宗，则是立庙后追记其事。武丁称高宗者。”对“肜日”，疏云：“祭成汤之明日”。孙星衍从史迁“帝武丁祭成汤”之说。
皮锡瑞案：“史公以‘高宗肜日’作于祖庚之时，正如〈盘庚〉作于小辛之时，其事仍当为高宗时事。高宗崩后，追序其事以美之耳。”意与孙星衍一样，都从司马迁“武丁祭成汤”说，但对武丁祭成汤事，是武丁死后的追记。
皮甚至还说：“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也是对金履祥之说的否定。
对此，易宁先生概括之：“清代学者，无论今文家或古文家，大抵均主武丁祭成汤说，甚至以善于疑古著称的史学家梁玉绳也未置疑词。”⑶
但到了近代，由于对甲骨文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刘起釪先生总结说：王国维先生在《高宗肜日说》一文中，摒弃了自己早期的说法，认为“高宗肜日”就是殷王祖庚对其父武丁的宗庙高宗的肜日之祭，其理由是：1、《尚书》言祭祀的文例则汉儒说当为王祭于成汤依卜辞“肜日”文例皆祭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⑷2、祖己为武丁之子。⑸3、祢庙是祖庚祭武丁庙，非武丁祭成汤庙。⑹据以进行了较详的论证，完全驳倒了武丁祭成汤这一汉代以来说法，而标出了殷代“高宗肜日”一词的意义。因此，可以明确“高宗肜日，就是殷王祖庚对其父殷高宗武丁的宗庙的肜日之祭。⑺
尔后，从王氏说的还有吴其昌，他在《殷墟书契解诂·五续》中曰：“高宗肜日，乃祖庚或祖甲时举行肜日之祭于高宗武丁云尒。”⑻；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也从“高宗肜日”即祖庚祭武丁说，而对《尚书》进行详尽校释的刘起釪坚持并详细论证了此说，因此，这一说法似乎成为当代史学研究中的定论。
三、对武丁祭成汤说的否定之否定
但近年，随着对甲骨文和战国简的深入研究，不少学者又对这一“定论”进行了质疑和再论证。王国维先生的主要论据就是卜辞中“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从而得出“高宗肜日”当是祖庚祭高宗的结论。但李学勤先生指出：“按现已发现的卜辞金文，或作‘王宾某某肜日’，或作‘ 遘于某某肜日’，与‘高宗肜日’不完全相合，同时也没有出现‘高宗’的称呼，用来推断‘高宗’不是主词，是缺乏充分根据的。”⑼就是说王国维所列举的卜辞，还不能足以证明“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对此，李锐先生有一段十分科学和精彩的论述，他说：“甲骨卜辞和金文、铭文都是特殊的文字记录，它们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当其和传世文献出现差别时， 我们似乎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对旧说不要轻率否定。或许甲骨文和传世文献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二者之间虽然可能有‘家族相似’之处，但是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⑽由于“王宾某某肜日”与“高宗肜日”不完全相合，王国维之说虽有重要参考价值，或者说高宗有可能是“被祭者”，但还没有足够证据能推翻“高宗肜日”中的高宗是“祭者”。
李锐先生文中还说：“西周早期的作册麦方尊（6015）铭文有‘□王□□京祀’之语，西周中期的繁卣（5430.2）铭文有‘公祀’，‘公褅辛公祀’，这里的‘祀’，一般认为即‘肜祀’（参张亚初、朱凤瀚），主祭者为‘王’、为‘公’，其词语位置都在‘肜祀’之前-----由此看来，‘高宗肜日’能够表示高宗举行肜日之祭，而非后人祭武丁。”（同上）
网友老闷在博文中也说：“王國維認為，既然卜辭中常見‘貞賓于XX肜日無尤’，則‘肜’字之前必是被祭王之名，由此，《尚書》中所謂‘高宗肜日’，是以‘肜日’之禮祭于高宗，而非高宗主持肜祭，對此，老悶不能同意。其實，在卜辭此類記錄中，‘肜’字之前之所以是被祭王之名，乃由於其更前處有‘賓于’字樣；如果無‘賓于’出現，則‘XX肜’或‘XX肜日’在語法上不能獨自成立。”⑾
我觉得老闷这个见解非常重要。王国维先生所举例是：①王宾大丁肜日；②王宾大甲肜日；③王宾武丁肜日。按老闷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决定主祭与被祭关系的是“王宾某某”四个字。“王宾”，赵诚先生认为是“商王亲自进入祭场参加祭祀” ⑿刘源先生列出王宾卜辞的一般形式为：
干支卜，某贞：王宾，祭祀对象，祭祀动词（牺牲），亡尤（咎）。⒀
因此“王宾大丁”、“王宾大甲“、“王宾武丁”、这四个字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祭者与被祭者，即“王”是祭者，“大丁、大甲、武丁”是被祭者。因此在确认祭与被祭的关系时，关键是要确认“王”是谁，与后面的“肜日”无关。如果无视“王宾”二字，只讲“辞中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之人，就有断章取义之嫌。“肜日”只是祭名，与谁祭？祭谁？无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理解“高宗肜日”时，需联系“越有雊雉”这一兆头。
诸多学者对《甲骨文合集》21538甲+乙版，进行了深入探讨。晁福林先生对该片作：，鸟至┄┄御父庚三牢记，又（侑）奚二。并说：“这条卜辞载在祭的时候适逢鸟至。卜辞贞问在向父庚祈求禳除灾祸的御祭时，是否杀两名奚为人牲。”⒁(
张利军先生在对《合集》221538和21539中，详细解读如下：
《合集》21538：1
111
3、□父庚□。
4、□萑至不。
5、□〔御〕般庚，三牢又〔奚二〕。
6、□〔御〕般庚，三牢又〔奚二〕。
《合集》21539
张利军先生说：有的卜辞分类断代学者将这两片卜辞列为“子组卜辞”，而朱凤瀚先生将其列为师组卜辞，张也认为“这两版应该是武丁时期的师组小字类卜辞”，“《合集》21538片中父甲当为阳甲，父庚即同版的盘庚。《合集》21539中的父乙即小乙。阳甲、盘庚、小辛、小乙为武丁诸父。根据称谓可以直接判断为武丁时期卜辞。⒂
对“”字，一说为“酒”字。孙诒让曰：“然龟文此字甚多，寻文究义似即用为‘酒’字。”饶宗颐从其说。⒃；
但叶玉森否定此说，他认为：“”字右侧所从并非酒字所从的水滴之形，非酒字，疑是肜日之肜，盖肜日酒祭之专名。祭之日即肜祭之日。⒄张利军先生说：《麦方尊》中“”所从，即是肜字，唐兰、于省吾都认为是肜祀，“本文认为这个字仍是，只是以的异体字来表示肜祀。金文中的就是周代祭之明日又祭的肜。不见于后世流传，后人是以肜表示的。《高宗肜日》写定于周代，受了周人语言习惯的影响而以肜表示。也就是说高宗肜日在商代的书写应是高宗日，即高宗武丁举行祭的日子。”（同上）
甲骨文、金文中都没有右边为“月”字旁的“肜”字。被释为“肜”字的甲骨文原写为“彡”或“肜”。刘兴隆先生说：“《说文》释彡：‘毛饰画文也。象形。’卜辞作祭名，彡、肜即后来之肜或（舟彡）、彤。”⒅徐中舒先生与此说同，他说：“肜，《说文》作（舟彡），可知彡、肜、（舟彡）、彤，古音盖不远。”⒆由此看来，对祭名的甲骨文彡、肜，并不只有“肜”一种解释。照此推论，张利军及叶玉林、唐兰、于省吾诸先生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其结论就是殷商时的“高宗肜日”亦即“高宗日”。
对《合集》21358的“，萑至”中的“萑”，《说文》：“萑，鸱属，从隹从□。有毛角。所鸣，其民有祸。”张利军先生说：“萑这种鸟叫声如‘其民有祸’。或是在古人观念中这种鸟叫会给人带来灾祸。那么在举行祭时有萑鸟至，在殷人看来是不祥的征兆”，“这两版卜辞记载商王武丁举行祀时有萑至，于是武丁对诸父进行御祭祓除不祥。”⒇
由此看来，王国维先生的卜辞中“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由此论断为“高宗肜日”为后人祭高宗，在甲金文与传世文献比照、甲骨文语法及所选卜辞的代表性上，都有可商榷之处，或者说都有片面性。
对“高宗肜日”问题，众学者近来都十分重视对上博简《竞建内之》资料的研究。
上博简《竟建内之》前半部内容为：
“昔高宗祭”，开宗明义，是高宗祭，非祭高宗；“有雉雊于彝前”，与“飞雉升鼎而雊”，义同；“譔祖己而问焉┄┄祖己答曰”，虽与“祖己乃训诸王”不直接对应，但联系后面的内容，其意思是一致的。因此，高婧聪先生说：“尽管简文有对《高宗肜日》改编的痕迹，但其中所述商代史事的某些内容却与商代史实暗合。┄┄《竞建内之》所云‘昔高宗祭，有雉雊于□（彝）前’，认为祭祀主体为高宗武丁，与汉代以后学者对‘高宗肜日’的理解很接近，汉代以至清代学者的传统说法当是有所本的。”（21）
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臧克和先生曰：该简的关键之处：“一是跟上出第二简‘昔高宗祭’‘譔祖己而昏安’联系起来，将高宗作为祭祀的主持者。┄┄高宗祭成汤的说法，所从来已远，既非纯系《书序》经说，亦非伪孔传所向壁虚造。”（22）李锐先生曰：“虽然简文中个别字还有待考证，但是简文大意基本上可以明白：讲高宗祭祀时，碰上了‘有雉雊于尸前”的异象，於是召祖己而问。”（23）张利军先生曰：“简文所引史实与《高宗肜日》皆由高宗祭祀发生雉鸟鸣叫异象，引出祖己的话。”（24）
该简文中还有一条重要信息，即“高宗命傅鸢（说），量之以祭┄┄”高宗武丁继帝位后三年得傅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因此，“高宗命傅鸢”和“高宗祭”中的高宗，亦即武丁。
因此，根据目前诸多学者依据甲骨文和战国简的深入研究，对王国维先生之说的质疑和讨论，对《高宗肜日》是高宗祭还是祭高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新认识，即是回归汉儒武丁祭成汤说，也是否定王国维祖庚祭武丁说，完成了史学史上，对《高宗肜日》认识的一个否定之否定。
四、“典祀无丰于昵”与祖庚祭高宗之庙
王国维先生的第二个结论是祖己即武丁子孝己，这个问题后面再论。
王国维先生的第三个结论是由“典祀无丰于尼”而尼为祢庙，引申出“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
对“典祀无丰于昵”的“昵（尼）”字，古今文学家和近现代学人的释义很不一样，可以说有多种理解和注释，王国维的释义只是诸多理解、注释中的一种，因此据此结论“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古经文学家，确有称“尼（昵）”为“祢庙”之说。马融注云：“昵，考也，谓祢庙也。”《蔡传》承马融、王肃之说云：“昵者祢庙也。”昵，近意，因此祢庙有的称为“父亲的庙”。但孙星衍、王鸣盛指出，汉代才有“祢”字，殷代应不作此解。因此，把“尼”释为祢庙、父庙，看来还没有十分确凿的凭据。
清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魏源在《书古微》中曰：“以昵为祢庙，不但非今文说，并非古文说也。”吴闓生据其父汝纶《尚书故》之言云：“昵，邪慝也。言继自今能敬勉，则天无不续以长年者，慎勿礼于邪慝也。”总之，把“尼（昵）作祢庙解，是重要解，但不是唯一解，因此也不是最终结论。
近人于省吾在《尚书新证》中云：“伪《传》云：‘祭祀有当。不当特丰于近庙。’《史记》训‘昵’为‘弃道’。并非。┄┄尼、尸、夷古通。《礼记·丧大记》：‘奉尸夷於堂’。《公羊》宣八年何注：‘祭必有尸者’┄┄旧或以独厚于祢庙解之，穿凿附会，终无当於经旨也。”（25）可知于省吾否定王国维说。对此问题研究最为周密精当并具有总结性的还属刘起釪先生，刘先生在《高宗肜日》一文中说：
“以上分别释‘尼’为‘弃道’、‘祢庙’、‘近庙’、‘继嗣’、‘邪慝’、‘祭尸’，各为一说，无由折衷。以‘弃道’之说最早，最为近古，可能得其原意，但不知何以成此解释。‘祢庙’、‘近庙’之说，显然是后代儒生根据周以后甚至是汉代的宗庙祭祀制度所作的解释，由他们把‘高宗肜日’之祭解释为高宗祭成汤，即可证明他们对殷代祭祀制度已完全不懂。”（26）
刘先生此文十分精彩，但又自相矛盾。他认为“弃道”之说最古，可能得其原意，但后面他又不认可此说；他说“祢庙”之说显然是后代儒生对周甚至是汉代宗庙祭祀制度所作的解释，他们把“高宗肜日”解释为高宗祭成汤，说明他们对殷代祭祀制度完全不懂。这就有点偷换概念了。这个“他们”应该指王国维和他自己。王国维曰：“经云典祀无丰于昵，马本作尼，训为祢庙，则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而非高宗祭成汤无疑。”（27）刘起釪先生也袭祢庙为父庙之说，曰：“祢庙是祖庚父武丁庙，而非武丁远祖成汤庙。”（28）王、刘的主要论点就是把“尼”训为“祢庙”，内含“近庙”、“父庙”意，由此推论出：“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也就是子祭父庙，进而否定了“高宗祭成汤”。
刘先生说：“祢庙’、‘近庙’之说，显然是后代儒生根据周以后甚至是汉代的宗庙祭祀制度所作的解释”，如果按照这种解释的话，只能做出“祢庙是祖庚父武丁庙”的结论，而根本得不出“高宗祭成汤”的结论。成汤与武丁之间有若干代、若干王，《大戴礼记·少闲》载：“成汤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 成汤不仅不是武丁父，连武丁祖、曾祖都不是，《书序》、《尚书大传》及《史记》之所以把“高宗肜日”释为“武丁祭成汤”，就内含着否定“祢庙”之说。因此按刘先生的“‘祢庙’、‘近庙’之说，显然是后代儒生根据周以后甚至是汉代的宗庙祭祀制度所作的解释，由这种说法只能得出“祖庚祭武丁”的结论，怎么刘先生又得出“他们把‘高宗肜日’之祭解释为高宗祭成汤”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刘先生确有逻辑混乱之嫌。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矛盾，与对“典祀无豐于昵”中的第四个字理解也有些关系。如果把“昵”理解为“近庙、父庙”后，再把第四字释为“豐”，即丰盛的“豐”，其意思就是祭祀父庙时祭品过于丰盛，由此也就否定祭远祖，而肯定祭父庙，由此也只能得出祖庚祭武丁的结论。但豐、豊二字古文相类，孙海波《甲骨文编》收了大同小异的十六个形体，列于豐字条下，认为“古豐豊同字”；金文中有豐字，后人亦往往释“豐”，为豊，若禮，如《大豐簋》“王有之豐”，孙诒让释作“王有大禮”；吴闓生《吉金文录》谓“豐、禮同字”。于省吾先生云：“金文凡上从珏者为豐，否则为豊”，但由于它象“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贝以奉於神”，所以仍然被释为“大豐之禮”。刘起釪也说：“《史记》作‘禮’，是用了‘豊’的后起字，原文就是‘豊’。”刘先生还说：“由于以后流传本都作豐，故伪《孔传》、《孔疏》、《蔡传》都释为豐富之豐。以后治《尚书》者皆同。其有知原义当如《史记》作‘禮’者，也释豐为了禮。”（29）刘先生的意思就是流传本都作“豐”， 豐富之“豐”。但“其有知原义当如《史记》作‘禮’。”意这个字的原义是“禮”，即“豊”。所以《史記》轉述《尚書》此段時云“常祀毋禮于棄道”。若把“典祀无豐于昵”，理解为“常祀毋禮于棄道”，就与通常的理解有差别，如老闷说的：
古文家釋“昵”為“禰”，并進一步將“禰”解讀為“父廟”；相應地，古文家釋“豐”為其本字：“豐盛”之“豐”——
謂宗廟祭祀不可僅豐盛於父王，而冷落了其他祖先。問題是，《高宗肜日》前文乃是談及上帝和臣民的關係處理，若於文章結尾處轉而論及祭法，不合邏輯。也有許多學者將“尼”解讀為“慝”——
可信！所謂禮“慝”，禮于“邪道”也。“慝”字之上古音從“匿”，進而可知從“若”，正與“尼”音近而合。如此理解“尼”，也正與史遷之所謂“棄道”不謀而合！
如果理解为“常祀无豊于尸”，其差别更大。“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祠无古于尼”，这是祖己训王的要旨。按于省吾先生的解释，“王司敬民”，即王主于敬民；“罔非天胤”，即为尸者亦天胤也，民犹敬之，况同为天胤乎？“敬”与“无礼”，“民”与“尸”为对文，意为“王主于敬民，莫非天之胤续，典祀者无礼于尸。”这违反天意，所以出现异兆。“参考于省吾等的意见，即是说王应该主于敬民，民众是天之胤续，典祀不必对于尸特别丰厚。祖己的话，强调的是修德敬民取法先贤。这和商周时期注重人事以应对灾异的进步思想是相合的。”（31）这与老闷说的“問題是，《高宗肜日》前文乃是談及上帝和臣民的關係處理，若於文章結尾處轉而論及祭法，不合邏輯。”的精神一致。
综上所述，《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汉儒从其说。金履祥、王国维否定此说，主张祖庚祭高宗，经近人刘起釪系统整理论证，此说一时成为定论。但近年来，李学勤、李锐、臧克和、张利军、高婧聪等众多学者对王国维、刘起釪之说，又进行质疑并深入探讨，经过学术研究中的否定之否定，使问题更加接近真理，使历史更加接近原貌。
注释：
（1）、易宁：《〈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2）、盛冬铃、陈抗：《今古文尚书考证·点校说明》。
（3）、易宁：《〈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4）、王国维曰：“《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而作，则从《尚书》书法，当如《尧典》‘舜格于文祖’，《伊训》‘伊尹祀于先王’，《泰誓》‘太子发上祭于毕’之例，径云王祭于成汤，即如《史记》说，亦当云高宗祭成汤,不得云高宗肜日也。肜日者，祭名。云高宗肜日者，高宗庙之绎祭也。以殷墟卜辞证之。如云：丙申卜贞王宾大丁肜日亡爻；甲申卜贞王宾大甲肜日亡爻┄┄。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条。辞中某甲某乙，皆为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此经言高宗肜日，不得释为高宗祭成汤之确证一也；”
（5）、王国维曰：“祖己之名，亦见卜辞，云：己卯卜贞王宾祖己，鄱翌日亡爻。┄┄考殷诸帝中，凡丁之子，无名己与庚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有祖庚，则此辞乃祖甲所卜，父丁为武丁，兄己、兄庚谓孝己、祖庚也。
（6）、王国维曰：“经云典祀无丰于昵，马本作尼，训为祢庙，则高宗肜日为祖庚祭高宗之庙，而非高宗祭成汤无疑。
（7）、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02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8）、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第23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李学勤：《〈夏小正〉新证》，载《李学勤说先秦》第85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科2011年版。
（10）、（23）、（31）、
（11）、（30）新浪网《老闷老了的博客》，2012年3月7日。
（1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232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3）、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第4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4）、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25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20）、（24）张利军：《<</span>尚书·高宗肜日>的史料源流考察----兼论商人的灾异观》，《古代文明》2010年10月。
（16）、孙诒让：《契文举例》下第108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152、153页，香港大学出版社。
（17）、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第47页，据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10月石印本影印。
（18）、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第563、52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19）、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947页，四川辞书出版式社。
（21）高婧聪：《从上博简〈竞建内之〉所引商史事看经学在战国时期的传承》，《管子学刊》2010年第1 期。
（22）臧克和：《楚简所见〈尚书·高宗肜日〉祭主及年代问题》，《语言论集》第六期。
（25）于省吾：《尚书新证》
（26）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02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7）王国维《观堂林集》第30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28）刘起釪《古史续辨》第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9）刘起釪：《尚书校变译论》第101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完稿于2017年7月2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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