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涛的考证和李博生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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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涛的考证与李博生的新书
弥北李氏、斟灌李氏,都是寿光李氏的望族。前日看到刘文涛同学发我的《李氏墓园〈夜台重辉碑〉考》,昨日与斟灌李氏后人李博生相会,他赠我新出版的《山东寿光斟灌李氏之研究》一书,联系我这些天正忙于《寿光岳寺李氏族谱》之整理,深感现代文化人故乡情怀的深沉和家族情系的缠绵。但我也庆幸,这一被冷落已久的历史角落,现在又有众多民间史学者在全身心地投入和耕耘。这就是民族魂灵的再现和闪耀。为引起更多人对这一历史领域的兴趣和关怀,现把刘文对弥北李氏墓园碑文的考证和李博生对斟灌李氏的新研究,公布于下:
李先生雅鉴:
先生秋褀
李氏墓园《夜台重辉碑》考
李氏墓园位于寿光市上口镇东北上口村北,墓主李兴,为南宋人,官至大理寺评事。李兴的祖上是唐顺宗李诵第十六子福王李绾,原居山西太原,北宋嘉佑年间(公元1056年—1064年),李氏先人因官至寿光,遂落户于弥河北岸,后世居于此。李兴为李绾的第十四世孙。
李氏墓园始建于元代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是由李兴之子李铉、李鏻选址营建,因李兴子李铉在元代有战功,官至怀远大将军、都总领、同知博兴州事,故对其父李兴的墓园修建规格是比较高的。墓园建成之初,园呈方形,周有围墙,墓前有《李公评事墓碑》一座,自墓园前门至墓前有几十米的神道,神道两侧有石华表一对、石虎一对、石羊一对,石翁仲各一,墓前有雕琢精致的石供桌一座,园内植柏树若干,远望郁郁森森,庄严肃穆。但经过七百余载的风雨剥蚀和人为的破坏,李氏墓园于今日留存遗物已所剩无几,仅有《李公评事墓碑》一通,石虎一只,石翁仲各一,残石桌一座以及清代修葺墓园所立的记事碑三通。本文所考的《夜台重辉碑》即是清代修葺墓园所留的三通记事碑中最早的一通。
《夜台重辉碑》立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碑为石灰石质,高136厘米、宽60厘米,圭首,篆额“夜台重辉”,方座,碑文楷书,文行,满行字,碑身阳面四缘镌浅浮雕缠枝莲花纹。吴琦撰并书,刘身秀刊。录碑文如下:
重立碑趺记,从来物之盛衰因乎时数,而事之成败本乎人为。自古远今,沧桑代谢,陵谷复迁。大禹象物之鼎,□事难稽,涯□记绩之碑,胜疏世存,是则因乎时数者也。时数之所在人力,莫与竟焉,然而□心既一众力方坚□不厌,于集狐尘有禅乎。增出坠者,□修□者聿□,是则本乎人为者也。人为之所在,时数亦弗能限焉。余于评事李公之墓有感矣,忆昔庚辰年,余读书于北上口李氏庄,每于文译之暇,即偕同人散步往来于公之墓侧,瞻狐兔之洞穴,睹残碑之偃卧,于荒榛断梗间徘徊凭吊,不胜□□废兴之感,然亦□时数之□然也,而置之矣。恬帖儒生,曷能为也。后有□于李怀仁课徒于此,游□地而慨然兴叹曰:念我先人,系出有唐,功高汗马,名勒旗常,葬锡(赐)有元,听彼论伤,非仁也。知其可为而逡巡不前,亦又非义矣。于是偕族人文考并昌言等同心协力,纠集同族共成义举。倾囊倒箧,身先众人则文考之功为最,□□冒雪,选石嘱匠,则怀仁之功居多,经营三载方告成。起残碑于断草,□翁仲于陇间,是固时数之盛也,抑亦人为之成也。余于是叹天下事,人为之所在即时数之,所在而时数□不得,限夫人为也。余因多怀仁之勇于义,文考等之不吝于时,更以多李族之□以大有为也。是为序。时康熙五十三年岁次甲午四月谷旦,首事李文考、昌言、怀仁等同立,邑乙酉科乡进士吴琦一韩氏撰并书,石匠刘身秀刊。
笔者几年前年曾对此碑文做过传拓,(图1)今经整理认为此碑文不论是在文献上还是在书法上都有一定的价值,故浅考如下,以求教于众方家。
一、碑文考略
碑额上篆书“夜台重辉”四字,为双钩后镌凿而成。“夜台”即坟地也。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中曾有“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之句,宋代诗人陈普的《夜台》诗中也有“人寰黯淡如夜台,百物凄怆生芒峰。”之句。这里的夜台也都指的是坟地或墓地之意。此碑上的“夜台重辉”亦与碑文题目“重立碑趺”而使墓地重辉之意相合。
从碑文的内容及题目可知,这是记述修葺墓园,重点是重立碑趺,但所重立的碑趺是何碑之趺?碑文中没有言明。据碑文载,“余读书于北上口李氏庄,每于文译之暇,即偕同人散步往来于公之墓侧。瞻狐兔之洞穴,睹残碑之偃卧,于荒榛断梗间徘徊,凭吊不胜,今皆废矣。”李氏墓园在清初之时的状况是碑断趺残,墓园无人管理,以致荒榛断梗间狐兔成群,遍地凄凉。此中缘由,应与明末清初的频繁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有关。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吃饭生存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是去顾及墓园了,而社会动荡更会直接的导致墓园建筑、碑刻受损受残。据民国二十五年《寿光县志.大事记》载,从明熹宗元年(公元1621年)至清世祖元年(公元1644年),志中所列的12件大事中,有10件是关于寿光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流寇来袭的。再据康乾时寿光安致远所著的《明纪县境被兵纪略》,可与历史名篇《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相兑读,很可能就是这些无情的天灾加人祸,致使原本庄严肃穆的李氏墓园变得碑倒趺残、破败不堪。
及至有清康熙朝,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人们的生活渐有保障后,李氏族人时不我待的提出修葺墓园,碑文中载“(李氏族人李怀仁言)念我祖先,系出有唐,功高汗马,名勒旗常,锡(赐)葬有元,听彼伦伤,非仁也,知其可为而逡巡不前亦又非义矣。”当时的李氏族人认为他们祖上系出名门,而今他们的祖上墓园却如此的破败不堪,如不修葺就是不仁不义。于是在族人李怀仁、李文考的倡导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历凡三载,墓园终于修葺一新。
而碑文中提到重立的碑趺应是《李公评事墓碑》的碑趺,首先是《李公评事墓碑》在墓园中规格最高,重立碑趺有刻石记述的必要,再则我曾亲至李氏墓园考察过,现在的《李公评事墓碑》的石色与碑趺的石色确实不一致,由此断定元代所立的《李公评事墓碑》的碑趺在明末或是更早就已残断,至康熙年间,经李氏族人的重新修葺,又为《李公评事墓碑》更换了新的碑趺。再观墓园内石翁仲的石座形状呈不规则形,且石座两侧隐约凹凸的部分极似龟的前后肢(图2),可知原来的残碑趺并没有遗弃,而是经过简单的整平剜凿之后又做了石翁仲的底座。通过碑文记述了解了这一历史史实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古人独具匠心的废物再利用而发出由衷的感叹。
现在的李公评事墓碑的碑趺虽是清初后补的,但据笔者了解,几年前东北上口村在修建碑亭,保护此碑时,曾试图将碑身与碑趺分开用吊车吊进碑亭,但无论如何也将碑身与碑趺分不开,只得整体吊进碑亭。元代所建的碑与清代所做的碑趺相距四百余载,却至今要咬合的浑然一体,用现代化的工具都无力分开,这又不能不赞叹古人精巧工艺与超群的智慧。
另外,碑文的撰写并书丹人是寿光当地人吴琦。吴琦,字一韩(《县志》记为“亦韩”),民国二十五《寿光县志》有载。志载,“吴琦,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科副贡,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举人。”在明清两代,寿光文风昌盛,在乡试及殿试中,寿光学子考中功名者甚众。但能在今日留下一文半纸者甚少,像吴琦这样能留下文章书迹,并能一窥其思想文风者就更是罕见了,故此碑文除了能证《李公评事碑》碑趺重立之史实外,更能补吴琦生平之史缺。
二、碑文书法浅析
在书法上,明代书风的基本发展道路是有两条的。一是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粲、沈度),到中期的吴门书家,再到晚期的董其昌。其发展的主线是对宋元书风的继承,把文人和谐优雅和个人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再一条就是从明初的陈壁和张弼为代表的狂草到明代中后期的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掀起的狂放不羁的明清书风流变。那种纵横豪迈和酣畅淋漓的书风一扫前一种的温文尔雅和甜美柔情,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清兵入关后,在文化上实行对汉文化的认同政策,在选择代表文化核心的书风上,清王朝当然是选择了体现文人和谐优雅的书风,故有大量继承前路书风的明代士大夫加入到了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政权当中。再加上当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帝的个人喜好与推崇,清代前期的正统书风基本上是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以致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被录取的人员中也绝大多数是习董字的。如清初的重臣沈荃、孙岳颁、高士奇无不都是凭一手董字而在朝廷扶摇直上。当时的天下文人,习董字成风。
本碑的作者吴琦亦然。纵观此碑书风,其书法风格秀美精致,从轻盈飘逸的用笔到优雅匀称的结体都与董氏书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碑文中的“弗”、“事”“荒”、“残”等字几乎与董氏书迹中相同的字在用笔、提按、字形处理上都如出一辙。从本文书风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董氏书法,从技巧到点画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浸淫和刻意的揣摩。
有清一代,寿光留下的碑刻不少,但以行书入碑并能把碑文书法写到这么高水平的却是不多。这一是由于吴氏倾心科举功名,而苦练董字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再就是也可以看出当时董氏书风的影响之大之广了。
总之,《夜台重辉碑》对于寿光的历史,于文献载史实,于书法映书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今日李氏墓园当之无愧的一通瑰宝。本文权当抛砖引玉,愿有更多学者书家来关注研究地方碑刻。
图一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