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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和客家土樓的歷史源淵

                              ——————客家土樓索古之三（上）

 

           

                          

                              李 灃

 

                               前  言

 

      我在寫《客家土樓索古之二》時曾說明：參觀永定土樓後，被客家土樓和客家人的豐富文化內涵所吸引，回京後想寫篇遊記性的文章發表在博客上。由於自己對歷史學的偏好，也由於受到了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黎虎先生的《客家民居特徵探討》一文的啟發，遊記越寫越變味，最後成了一篇史學論文。      但由於自己對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史異常生疏，這篇文章幾乎寫不下去了。但寫了個開頭也必須有個結尾，而且其結尾是整篇文章的結論，也就是要寫出客家人和客家土樓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在怎樣的時空條件下，形成了這種獨一無二的、有顯著特點的、有無窮活力和重要影響的龐大民系或曰族群？總之，要對全文有個交代。

   為此，我又粗略地翻閱了一些研究客家源流的文章。這一翻閱使我大吃一驚，客家問題的研究比其他歷史問題的研究還要複雜，其研究方法、研究結論，可為百花齊放，對客家起源的一元論、二元論和多元論之間，沒有任何共識；就是堅持一元論的學者之間，其研究的路徑和結論之間也沒有共同之點。

根據我的粗淺涉獵和一管之見，我感覺很多南方尤其是福建的學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時，往往離開整個中國的歷史大背景，離開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脈絡就福建（或者閩粵贛）研究福建（或閩粵贛）。這樣在一些問題上，就某種程度上陷入了主觀片面性。在這裏我覺得福建學者與臺灣學者的學術研究風格和研究結論有很多不同點，北方學者與南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和結論也有很多不同，在學術研究上這本來是正常現象，而且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動力，但有的學者治學不嚴謹，對別人的研究成果否定的過於輕率。再就是如周建新先生說的：“現在從事客家研究以客籍學者居多。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自然有其本文化的優勢，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客家人研究客家，容易犯局內人高視、無視或忽視局內事的通病。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尤其對於客家這樣一個族群意識強烈的族群而言，非客籍學者之類的局外人可能會更客觀公正，看問題也更清楚明白些。這種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有利於改變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單一局面，有利於客家研究朝著更加客觀、更加理性的方向前進。”（周建新：《深化客家研究的再思考————從羅香林及其〈客家研究導論〉說起》）我雖然不是專門的客家學研究者，但在周先生的這一號召下，我還是要認真思索，把自己對客家形成的一些不成熟見解，寫出來與大家商榷。

 

 

                 一、客家族源的一元論和多元論

 

    現今的客家，是個龐大的民系或曰族群，在研究客家源流時，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群人是怎麼樣形成的？既然是個族群，它就是由若干族（這裏不是民族而是家族或氏族）經過長期磨合形成的統一體。那麼這個家族、氏族統一體中的家族和氏族成員，主要來源於或者說主要由那些家族、氏族構成的？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正確的方法應從客家研究史的起點說起，也就是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旅美學者邵東方所說的：“對於研究史的重視，就是對於前修與時賢學術勞動的敬意，也是對於歷史的敬意。心中無此敬意，就是輕率；輕率，就不能真正地從事學術研究，或者說就不能真正地從事確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因為，我們的任何學術研究，都必須也只能在前人所達到的終點上邁進，力求能進一步，以待來者的繼續超越。輕看前人，或者自以為已經達到真理的頂峰，恐怕都不是一種鄭重的學術風度。”（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客家史研究的奠基者是羅香林先生，客家史研究的奠基性理論觀點是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和《寧化石壁村考》。羅先生是位治學極其嚴謹的史學家，在《客家源流考•緒論》裏，他實事求是地把客家史研究的源頭追朔到英國傳教士貝爾氏和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韓廷義氏。

1912年，也就是一百年前，貝爾在汕頭舉行的一個宗教會議上報告了客家的歷史和現狀，在報告中他指出：“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他們的由來遷徙，種種經歷┅┅。”在這裏，貝爾的結論或者觀點之一，就是認為客家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是經歷了千辛萬苦由外地遷到這裏來的。但由那裏遷來的？可能他沒有指出，也可能在別的段落指出並論述，羅先生沒有引到此處。因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報告全文（後來他報告印成《客家源流與遷移》一書），不好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貝爾不認為客家人是客家居地土生土長的土著居民。因貝爾是在一百年前的客家居地傳教，他對客家歷史的瞭解，對客家文化的認知，還帶有很多的原滋原味，是一百年後的今人無法企及的，因此他的觀點被羅香林重視，因此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1924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韓廷敦著《種族的品性》一書，書中說道：“客家人要不是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韓氏的觀點非常明確，客家人是從北方遷來的。

    羅香林先生對貝、韓二氏的客家研究論著研究後，把他們的主要觀點概括為：第一、客家是中華民族的精華；第二、客家是從中國北方遷移到南方來的；第三、客家有其所由生存發展的特性；第四、客家方言是一種較近中原語音的官話。貝、韓二氏的這些觀點儘管產生在上個世紀初，但具有一定的客觀真理性，所以得到羅先生的肯定。

    但羅先生對這二位西方學者觀點中的不實之處，還是進行了質疑和反駁。他在《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中對韓廷敦的“客家人是十分純粹的華人”和“他們（客家人）是今日中華民族裏的精華”進行了辯駁，羅先生指出：“‘精華’的未必‘純粹’，‘純粹’的亦未必‘精華’。蓋從史實觀察，所謂華人，根本沒有 ‘純粹’的血統可言。”他分析了北方漢人和南方各民系的民族混合情況後說：“無論北系的漢人，還是南系的漢族，都是‘混血的民系’，都‘非純粹的漢族’。”並進一步指出：“當時閩贛粵的佘民，雖其文化遠不及客家民系，然因為是那些地方的土著┅┅，客家和佘民接觸的繁多了，惟其接觸繁多，所以免不了要發生混化的作用。”在這裏，羅先生的觀點很明確，客家人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精華，但客家人並不純粹（是漢人），他是與閩粵贛的土著佘族混化後的新民系。

    羅先生後來寫《客家源流考》時，因為學術研究的背景發生了變化，他強調的重點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總之，“在《客家研究導論》中，羅先生曾用相當的篇幅論證了客家曾與閩粵贛三省交界地的土著————佘族發生混化。對羅先生客家源流觀的演變，長期以來，並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周雪香：《從客佘混化到“純粹自體”》，《貴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近年有些學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時，“以否定羅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寧化石壁村考》為‘創新’。”（黃石華：《石壁與客家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對羅先生的觀點，不僅是質疑，而是徹底否。例如臺灣學者鄧振麟、許時烺在《客家源流的多元探討》一文中說：“從小時後到長大，一直到1997年在寶島客家廣播電臺擔任節目主持人的時候，都一直聽到客家人是中原人的說法。但是我的祖先是從廣東饒平山前鄉牛皮社遷到臺灣的，牛皮社的「社」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因此吸引我很大的興趣，後來我又在清代饒平地圖上發現，整個饒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個一個的「社」，又發現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認為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問。”

   “客家源流從單一中原說到多元，進而論述客家是南方越人後裔，是南方越人種「畬族」後裔。”鄧、許兩位先生的觀點非常明確，即客家人是“南方越人種‘族’的後裔，是佘族的直系、單傳，與北方漢人，或者說與漢人無任何牽連，包括血統和文化上的牽連。

    關於“客家”與“佘族”的關係，如前所述，羅香林先生認為兩者有混化、混血。但認為客家人是純粹的佘族人的後裔，客家人與北方漢族無任何血緣和文化上的牽連，這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佘族是我國56個民族之一，但對佘族源流的研究，目前學界分岐和爭論較大。撇開其一些細節不論，佘族有本民族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但沒有本民族的文字，歷來通用漢字，單憑這一點，就很難把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客家民系的源頭歸根於佘族。再撇開鄧、許二位先生的其他論點、論據不說，上述引文中的關鍵論點就大有商討的餘地。鄧、許二位說：“整個饒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個一個的‘社’，又發現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認為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問。”鄧、許二位先生認為，“社”是佘族住地的專用語稱，“社”在客家住地的通用證明，客家人的先祖為佘族人。據此來否定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論，這是個莫大的歷史誤會。

    佘族住地為深山老林，如《汀州縣誌》所雲，結廬山穀，臨清溪棲茂樹，種佘田，善獰獵，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因此他們的居處，多以洞（侗、峒）溪、窩相稱。而“社”是漢人的專用語。社是土地神，“後土為社”；社又是古代地方的基層單位，《左傳•昭二十五年》：“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為社”，又“方六裏為社。”由此可見，“社”是華夏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稱謂，是古代北方的基層形政單位，把它歸結為佘族住地的標誌性稱謂，沒有歷史和文獻的根據，再據此否定羅先生的客家源流論，可以說這是對中國歷史學和民族學的一種誤解。

 

                 二、關於“客家”的名義

 

    中國這個龐大而又有重要影響的民系或曰族群，為什麼用“客家”來稱謂？也就是說“客家”這個“名”的“義”是什麼？也可以說“客家”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從語言學上理解，“客家”就是外來人的意思。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在1931年寫的《中國音韻學》（1936年、1955年再版時改名為《漢語音韻學》）一書中說：“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來的人。”王力先生的這個定義，從語言學的角度理解是完全正確的，但從歷史學、民族學的角度理解，這個定義還不能完全說明“客家”這個名稱的由來和歷史。從歷史學的角度給“客家”下定義的還是羅香林先生，羅香林先生在早期著作《客家研究導論》中，把客家住地的原住居民稱為“主戶”，後移居此地者為“客家”，他說：“‘客家’一名亦必起於是時（五代或宋初）。是時，客家居地雖說尚雜有無數的主戶（指當土著），然而新種（指客家）一入，舊種日衰，主戶的言語日為客語所排驅，主戶的苗裔亦漸漸為客家所同化，而失卻其特殊性。”羅先生在這裏把“客家”定義為與“主戶”，即當地土著相對立的新來的人（新種），這與王力先生的定義基本一致，即“客家”是外來的人。這種定義從語言學和移民史上看，都是正確的，而且也許這就是“客家”的全部而且是真正的含義。但從整個客家史和和移民史考察，“客家”名稱的來源也許不是這麼簡單扼要。所以後來羅先生對客家名稱的由來又做了修正。

    羅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書中，對“客家”的名義進行了新的解釋，他說：“至於客家的名稱由來，則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輾轉南遷的時候，已有‘給客制度”。《南齊書•州郡志》雲：‘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的。其後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而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42頁，1950年版）羅先生在這裏認為，客家源於給客制度，客家之“客”，就是那些依附大姓的賓客、佃客、部曲等等。這裏的“客”，專指依附豪族大姓的流民。歷史上確有給客制度，即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280年），下令實施占田法的同時，根據官品位的高低規定了“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的制度，例如西晉時，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頃，蔭（庇護、佔有）佃客五十戶。依附於豪族大姓的種“客”，確實是客家族源之一，客家之“客”，與客家民系或族群有直接的因果聯繫。但把優秀的客家族群的先人，全部、完全歸結為那些沒有文化，只有靠雙手為主人幹活的“客”，恐怕與歷史的真實不符，優秀的客家人的主體、主人，不可能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也就是說客家人的一部分，客家族群中的附屬，客家族群中的那些為豪族大戶的主人幹活的體力勞動者，來源於給客制度中的“客”，這是對的。如果認為客家民系的全部，都是來自給客制度中的“客”，就不對了。

   在研究和辯析羅先生的這一客家源流論時，有的研究者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是全盤否定，這就走上了另一個極端，把問題搞的更為混亂。被認為對客家研究有標誌性意義的謝重光先生的《客家源流新探》就有這種傾向。在該書中謝重光先生說：“把客家與歷史上的‘客戶’混為一談，羅香林先生就有這樣的誤會”；“自晉至唐，史籍中常見‘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戶’之稱。┅┅這樣的‘客’、‘客戶’，與後世聚居於閩粵贛交界區域，與當地舊居即‘土著’相對稱的‘客家’毫無關係”（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3、4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這就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徹底否定自晉至唐史籍中的“客”、“客戶”與後世“客家”無任何內在聯繫。

    謝重光先生對“客家”的界說是，“‘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說客家是個文化概念，不是個種族概念，這是對的，但名聞世界，有獨立品格的“客家人”這一概念，除去其文化內涵外，還是一個“民系”、“族群”概念。“北京人”、“上海人”，雖然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但其文化內涵有很大的區別。在“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稱謂中，除去有文化的區別外還有地域的區別，所以叫“北京人”，因為他們的居地是北京；所以叫“上海人”，也是因為他們居住在上海。為什麼叫“客家人”呢？對“客家”二字的歷史淵源總得有個理論上的說明。因此，只說“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實際上並沒有界說清楚“客家”。

   謝重光先生在這一節中進一步說：“用以界定‘客家’的典型文化特徵，如同界定民族一樣，應包括如下四種因素，即：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社會心理素質。”（同上書第12、13頁）在這裏，謝先生承認“客家”這個概念，與民族的概念有相似之處。既然“客家”也有某種民族的特性，確切地說是具有“族群”的特性，因此在探討客家源流時，就要探討“客家”這個名字的源流，探討“客家”所以稱呼“客家”的歷史文化根據。謝重光先生書中這一節的名字叫“‘客家’界說”，但他否定了羅香林先生“客家”源於依附於豪族大姓的“客”和給客制度後，對“客家”二字的源流並沒有探討和論述。

對“客家”的名義，我在《客家人和客家土樓的歷史淵源•之一》中寫了如下文字：

    客家，是“客”和“家”的對立統一，是士家豪族與佃客在南遷後的戰亂中形成的一種互相依存、相對固定而又十分龐大的一個社會群體。“家”，就是世家；“客”，就是豪族大戶的賓客、佃客、部曲。“家”與“客”是主和從的關係，是個對立統一體。

根據現有資料判斷，“客家”之“客”這個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

    廣義的“客”與“僑”、“寄”意同，即都謂寄居他鄉的人。因此，長江流域的僑郡、州、縣的居民，都謂僑人、客人。《隋書·食貨志》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廣東通志·長寧縣誌》載：“相傳建邑時，自福建來此者曰客家”。因此，“僑人”、“客家”，都是對外地遷入者的稱呼。僑人、客人，都是對僑居南方的北方人的稱謂。

    狹義的“客”，是指依附於士家豪族的佃客、食客、部曲等勞動者、半自由人。《南齊書·州郡志·兗州志》曰：“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稱居江左的士家豪族與跟隨而來的佃客、部曲，是主客關係，是當時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特徵。這種關係又表述為“客家”關係。《隋書·食貨志》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客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客皆注家籍。”這段記載表明，南遷的數十萬僑人，每家（每戶）內部又分為兩類人，即家人（主人）和客人（佃客、食客、部曲等）。“家人”有戶籍，“客人”無戶籍，因此客人“皆注家籍”，“家”的籍，也就是“客”的籍。客隨家（主），客與家形成統一體，這也許就是“客家”這一稱謂的原始含義或者說是原始出處。

按照主從關係，“家”和“客”應表述為“家客”，但歷史和現實對這種關係都表述為“客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客觀存在的“家客”關係用語言表述時，客家後人把重點放在“家族”的主體上，而把依附於家族的那些“客”捨棄掉了。“客家”就是客（僑、寄）居南方的士家。

    二是客家人的語言習慣。具說客家人把“公雞”叫作“雞公”，“秋千”叫作“千秋”，“母牛”叫作“牛母”，“熱鬧”叫作“鬧熱”。這就有可能把“家客”稱作“客家”。

 

                三、對客家民系之“源”的討論

 

     在客家學的研究中，以客家源流為研究課題的文章很多，最早是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考》，爾後有郭壽華的《客家源流新志》、鄧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謝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及陳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論》等等。所謂“源流”，《辭源》解釋為“水的本源和支流。也指事物的起源和發展。《荀子•富國》：‘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辭海》解釋為：“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指事物的本末。班固《泗水亭碑銘》：‘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據此解釋，可知“源流”與“本末”意同，“源”是源頭，是“本”；“流”是支流，是“末”。因此，客家之“源”，是指客家族群的源頭、來源及怎麼樣形成的；客家之“流”是指客家族群的支流，客家族群形成後怎麼樣分流到各地的。但目前客家學的研究中，有些論著對“源”和“流”沒有嚴加區分，往往混在一起論述。

    “客家民系”又稱“客家族群”，其含義都是強調“客家”是由若干家族、氏族、人群聚合在一起的，在中華各民族中具有相獨立性的一個人群系統。按照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個人群系統，是北方漢族的部分人群南遷後與當地土著融合後形成的。在這個人群系統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北方漢人，處於從屬地位的是當地土著`。由此，探討客家民系之源，就是探討哪些北方漢人，或者說哪些北方漢人的家族、氏族、人群和那些當地土著是客家人祖先？是客家族群的源頭？再進一步說，在眾多、多次南遷的漢人中，哪一些族群成為了客家的先民？對此，先賢羅香林等及若干當代學者，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有價值的研究和論述，但對客家之“源”，對客家是在什麼時間形成的，仍然存在較大分岐。本人在檢點諸家論說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粗淺看法，現擺出來與大家商討。

    探討客家之“源”，探討客家形成的歷史，與探討一般民族的形成史有共同之處，即要界定這個民系或族群與其他民系或族群的區別。“狹義的民族特徵應當是指這樣一些民族特徵，它們反映各民族共同體之間實際存在的區別，而將每一個共同體同同一類的其他共同體區別開來。”（劉克甫、索弗羅諾夫：《古代中國人的民族起源問題》，《中國史研究》1979第6 期）所以研究客家之“源”，研究客家形成的歷史，就是要研究客家民系與其他民系的區別。如羅香林先生說的，“而南系漢人，亦以分頭遷徙，已受不同的自然環境的影響，又以南方諸部族┅┅發生交涉，交涉日多，影響日深，以是而這南系漢人又後分化為若干不同的民系。”羅先生列出了越海系、湘贛系、南海系、閩海系、閩贛系，即我們所述的客家系。（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頁，）這就是說，同樣是南遷漢人，同樣是南方土著，兩者由於處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社會環境中磨合、融化，結果民系產生了區別，也就是說形成了不同的民系，就如古語說的“桔子生於”。這裏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地域的差別。這個地域差別，第一它決定這個區域是全封閉、還是半封閉、還是開放式的；第二它決定了南遷漢人主體的差別，即遷入這個地域的漢人集團，他的祖地、成員身份、文化素質及南遷的經歷與其他地域的南遷集團的差別；第三它決定了當地土著的部族屬性、經濟文化水準和人員結構與其他地區的土著的差別；第四它決定了兩者磨合、融合的時間的長短。因為有了類似的這些差別，所以同樣是南遷漢人與南方土著的融合，不同的地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系或族群，也就是形成了民系、族群間的差別。因此，在研究或者判斷客家民系或族群的形成時，一是要科學地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區域，即客家民系根據地的地理範圍、邊界；二是要界定是哪一支或者說是哪些家族、氏族、人群集團，在什麼時候進入了這個區域：三是要界定南遷漢人與當地土著的磨合或融合經歷的時間跨度。

  （一）、關於客家的核心區域

關於客家區域，現在有多種說法，一類說法比較寬泛，即包括了福建、江西、廣東三省交處的若干縣，這個範圍也就是現在客家聚居的一介明顯區域；一類說法比較窄小，集中在閩西的純客家縣，例如寧化、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南靖、平和、詔安。

   客家民系之所以與相鄰的潮汕民系、興化民系有區別，原因是由他的封閉性決定的。潮汕地區、莆田、仙遊地區，地處沿海，交通發達，南遷漢人和當地土著，更具有多元來源和劇烈的變動狀態。“客家先民自北方遷入南方以後，只有具備一定的移民數量，並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才能長期保持並延續北方的文化特徵。”（吳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說》，《復旦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5期）客家先民，即形成客家的那些北方家族、氏族集團（族群），由於大遷徙的時代背景不同，遷移中的政治經濟遭遇不同，遷移的方向和路線也就不同。這個南遷漢人族群，很可能是遇到了多次的、來自不同社會集團勢力追逐、打擊，才不斷地轉移，逃亡再逃亡，由交通便利地區逃亡山區，沿著不同的水系逃到深山裏，逃到一個與外世隔絕的區域，安家落戶定居下來。這個區域就是羅霄山脈以東，武夷山、九連山以西，南嶺以北的這塊由大山的天然屏障保護著的山區，也就是後來的：寧化、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南靖、平和、詔安這些縣的所在位置。客家先民南遷到終點站後的收縮、聚集、穩定階段，是客家的形成階段，是客家之“源”；當客家走出大山向沿海各地再遷移時，那就是客家之“流”了，是客家族群的大發展、大擴散，是離開根據地的大轉移了。

（二）、客家民系（族群）之源

    關於客家族群之源，客家史研究者基本都認同為南遷的北方漢人。而南遷漢人，從漢末到明清，是個接連不斷的過程，其時間跨度有一千五、六百年。就說從漢末到宋，其間也有六、七百年。做為客家先人的聚集、穩定階段，雖說有一定時間跨度，有不同的家族、氏族加入，但這個階段不能無限的長。

1、與吳松弟先生探討

    關於北方漢人南遷，羅香林先生提出五次遷移說，“第一次的遷移，則以五胡亂華所引起”而“客家這系統的形成，大體已晚在五代至宋初。”（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2和第41頁，）吳松弟先生對此說提出質疑，認為：“東晉初年為四世紀，唐末為十世紀，北方移民在到達汀贛之前已在經濟不落後交通也不閉塞的長江南北居住了六個世紀┅┅依照文化發生的原理，羅香林先生的東晉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說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此他認為：“只有唐後期和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遷入的北方移民氏族，才有可能對客家的形成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導致今日客家語言和風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帶入汀贛地區從而成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遷自南宋時期。”（吳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說》）

   謝重光先生的觀點與此相似，他說：“客家民系的組成是多元的，其主體是唐末五代兩宋時期自中原和江淮一帶移入贛粵閩交界地區的漢族人民，但也包括與南遷漢人融為一體的大量土著種族。”（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前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陳支平先生認為，“從現有的寧化、清流等縣的族譜資料看，這一帶的客家人，其祖先也大體是從宋代及其後才大量湧進來的”，“客家人的大量入遷，是始于宋代。”（陳支平：《福建六個民系》第120頁，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由此看出，多數當代的客家學研究者，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在唐末至宋，個別人認為就在宋代，而且是南宋。對客家學研究中的這些所謂的主流觀點，我覺得很有商榷和討論的必要，比如吳松弟先生，他認為“導致今日客家語言和風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帶入汀贛地區從而成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遷自南宋時期。”

（吳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說》，《復旦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5 期）但他在本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作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必須是“具有一定數量的集團移民”（同上）。我理解吳先生在這裏強調“集團移民”，是想強調作為“族群”形式存在的客家，其形成之“源”的北方漢人，也必須是若干家族、宗族、人群以某種聯合體的形式，集團式遷移過來的，“否則其北方語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沒。”（同上）

   在客家學研究中，強調事物的因果聯繫，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用此觀點審察史實，我個人覺得很難得出客家形成於南宋的結論。如前文所述，漢末和兩晉時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略陽、天水等六郡流民數萬家十餘萬人入蜀求食”，“洛陽頃複，中州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遷入江南的北方移民，把他們原來居住的郡縣之名也遷到江南，僅長江下游的江蘇，就有33個僑郡和75個僑縣。但兩宋尤其是南宋時期，這種集團式的由北向南的大遷移，基本上不存在。在金軍的步步緊逼下，只有朝廷的逃亡和軍隊的轉戰，而無北人的南遷。範文瀾先生是如此描述的：在金兵距東京只有十日路程時，“徽宗、童貫、和蔡京全家，以燒香為名，由童貫的親軍二萬人護送，逃出東京，跑到毫州。徽宗又從毫州逃到鎮江。”北宋滅亡後，中原人民不是南逃，而是紛紛拿起刀槍武裝抗金，八字軍、紅巾軍、五馬山義軍、梁山泊水軍，黃河南北有六、七十萬農民軍，進行抗金鬥爭。（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五冊第226至242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兩宋時期沒有大規模的北人南遷，除去因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家庭、家族的組織結構發生了變化外，主要是因為隨著南方經濟的發展，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南方已經沒有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了，大江南北已經成為一個統一體了。

    吳松弟先生在上文中提出的第二個重要觀點是，北方遷入汀、贛二州的移民，必須“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才能長期保持並延續北方的文化特徵。”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困為南遷漢人要是生活在像福州、泉州這樣開放的環境中，那麼它就形成與客家民系不同的，具有多元和開放特點的民系。檢點史籍，兩宋時，不僅閩中，就是閩西也沒有相對封閉的自然、社會環境了。

   郡縣的設立，是一個地區由封閉走向開放的標誌。一個地區一旦設立郡縣，就表明這個地區已在政府的管轄之下，政府要管你的戶籍，你要向政府繳納稅賦，並服兵役。寫成于唐憲宗元和八年（西元813年）的《元和郡縣圖志》載，開元二十一年置汀州，因長汀溪以為名；開元二十二年，設寧化縣。憲宗屬於唐中期，說明唐中期，長汀、寧化已經不是封閉社會了。

   南宋歷史上，閩粵贛三角區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摘其要者有：建炎二年，建州（今建甌縣）兵士葉濃率眾起義，攻破古建陽；建炎四年，範汝率饑民和販鹽為生的農民在建州吉陽起義，攻入建州，破邵武軍（今邵武縣），擁眾十萬人，活動於建甌、南平、長汀、邵武諸州。長汀地區，以武夷山、大庾嶺、贛南山區為依託，農民反抗官府“計口敷鹽”的鬥爭接連不斷。理宗紹定二年，在汀州爆發了由晏彪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先後攻破清流、寧化、建甯、泰甯、將樂諸縣。汀州南方的虔州農民大起義，擁眾十萬餘人，活動於循州、梅州、潮州、惠州、廣州等地。這些事實說明，客家的核心區域，已經不是個封閉社會了。在整個福建，也沒有一個相對封閉的“世外桃園”了。在這種大背景下，在閩粵贛三角區形成一個獨立的民系，可以說完全不可能了。再者，這些反抗官府的數十萬的起義軍，他們是南遷漢人呢？還是南方的土著，即山越抑或是佘族？其實史書這時已經不再區分為南人、北人了，已經把南人、北人看成是融合為一的一個與官府對立的整體了。

2、與謝重光先生探討

   在討論客家民系的形成問題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中原士族”？還是“平民百姓”？謝重光先生的觀點異常明確，“不管中原士族在客家先民中占數量上的優勢，還是說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起主要作用，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已經反復論述，晉代的‘衣冠南渡’，與唐中葉以降客家先民的南遷並無直接關係。”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謝先生的主要觀點是，客家先民是在唐中葉以後南遷的，因此漢末和兩晉南遷的那些士家豪族與客家族群的形成無關。“而至唐代中葉，士族作為一個別階層已經相當沒落”，“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平民百姓。”（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104、108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謝重光先生為了論證他的這些觀點，在該書中引用《資治通鑒》、《臨汀會考》等文獻中的十六條史料後，得出了“唐中葉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說基本上是土著少數族的天下，漢人的勢力基本上尚未進入這一區域。”的結論。

但若仔細研究這十六條史料，這個結論恐怕很難成立。比如第9條史料為：“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楊瀾：《臨汀會考》卷3）這條史料有力的說明，唐初置汀州時，這裏已是“內地民”和“本土之苗”雜處混居了。謝重光先生在本書的第三節又引用了這樣一條史料：“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迤，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隋書•南蠻傳》）這條史料說明，在隋時，居住在閩粵贛三省交界的深山裏的百越族，“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但他們（百越族）已經與“華人”錯居。問題非常明確，謝重光先生的“唐中葉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說基本上是土著少數族的天下，漢人的勢力基本上尚未進入這一區域。”的結論，與這兩條史料相悖。

    再說，《元和郡縣圖志》所列的唐元和時，汀州有民2618戶。汀州的這2618戶是北方移民？還是當地土著？這也是個需要弄清的問題。《元和郡縣誌》載：“開元二十一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廣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戶，奏置州，因長汀溪以為名。”這三千餘戶是避役百姓。“避役百姓”就不是土著。“百姓”這個概念，在江南的形成和使用，有著特殊的背景和含義。

   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中是這樣分析論述這一問題的：“流亡士族的權利以渡江先後為標準。北朝顏之推作《觀我生賦》，自注說，中原士族隨晉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家譜》，┅┅東晉政權主要是這一百家的政權。”

“宋齊兩朝用素族來壓制士族，梁武帝按照東晉的經驗，認為不如用士族來壓制素族較為有利，因之東晉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視起來。┅┅每州每郡每鄉都有專官一人搜羅士人。”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的“百家姓”就是南遷士族的代名詞，也是南遷士族的精華，搜羅百家姓族，是東晉和梁朝的一項大政策。也因此，“百姓”（百家姓）在江南具有特殊的歷史含義。

    南遷的士家豪族，都有眾多的佃客、部曲，即“客”。客沒有戶籍，“客注家籍”，“客”都註冊在“士家”的名下。士家戶下，有成百成千客戶。因此這三千餘戶避役百姓，實際的戶數要比這三千多的多。在長汀溪檢括到三千戶避役百姓後置汀州，管長汀、沙、和寧化三縣。這裏有個不爭的事實，即避役百姓不止長汀溪有，閩粵贛三角區的其他溪、其他山谷也會有避役百姓。縣的設立，很重要的原因和根據，就是發現了避役百姓，發現了納稅、繳貢賦的山民。“由汀州州縣建置的時間順序，大致可以推知北方漢民經由贛南轉入閩西的途徑。按汀州舊領八縣，依其設縣年代先後，順次為：寧化縣、長汀縣、武平縣、上杭縣、清流縣、連城縣、歸化縣、永定縣。”（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93頁）謝先生又說：“封建時代州縣的主要職能是治安和徵收賦役”（上書第74頁）因此，這些縣的陸續設置，也就表明在這些縣域陸續發現並納入官府管理的服勞役、納稅賦的民戶。這些民戶包括“避役百姓”和土著山民。在長汀溪檢括到三千戶，在新設立的諸縣檢括到多少戶？史無載，但肯定也是個不小的數字。在陸續設置的這汀州八縣，檢括到土著山民多少人戶？雖然史無載，但肯定也是個不小的數字。而且這些土著的發現、登記造冊、繳納貢賦，是個漫長和複雜和過程。

    謝重光先生引楊瀾《臨汀會考》曰：“當造治之初，凡砍大樹千餘，樹皆山都（土著）所居”；引劉克莊《漳州諭佘》曰：“佘民不悅（役），佘田不稅，其來久矣。”說明那些棲樹住洞的山民，從來不服役不繳稅，也從來沒有跟官府打過交道，就像南宋名將李綱在《桃源行詩序》中描述的：“今（南宋）閩中深山窮穀，人跡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園水竹，雞犬之音相聞。禮俗淳古，雖斑白未嘗識官府者，此與桃源何異？”說明一直到南宋時，有些山民還是“雖斑白未嘗識官府者”，一直到老都不知道什麼是官府。山民不認識官府，也就說明官府也不認識山民。縣的陸續設立，民戶的劇烈增長，跟這個地區生產的發展，交通的便利，土著的漢化，貢賦的繳納及對這個地區的“避役百姓”和當地土著的陸續發現、納入管理有直接的關係。

   總之，在汀州地區，唐中葉以前，已經有不少的南遷漢人，即“避役百姓”。這些避役百姓不是土著，如謝重光先生所言：“甯化（李注：是寧化還是汀州暫且不論）建縣之前檢括出來的三千餘戶避役百姓，應是南朝後期以來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陸續由鄰近州（郡）縣逃來的百姓及其子孫。”“現在進而可以推測，三千餘戶之中有相當一部分應是從撫州越過站嶺隘東遷進黃連洞的”；而汀州“這批避役百姓中從贛南遷來者，應是越桃源棟而來的。”（謝注：據《元和郡縣誌》，這批避役百姓也是三千餘戶，與寧化黃連洞檢得者相同，疑有誤。）

但謝先生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這一批避役百姓，殊不足以證明甯化自晉代以來就有北方漢人遷入。”這種思維邏輯，確實讓人不敢恭維。

為了論證自己的上述觀點，謝重光先生還引用了如下戶籍資料：汀州在唐元和時，有2618戶；北宋端拱二年增至24007戶；從北宋太宗到神宗元豐年間，又增到81454戶；到南宋中葉，戶數已達218，570戶。證明瞭汀州的移民高潮在宋，尤其是南宋，因此也間接地證明瞭汀州的客家先人，與士家豪族無關。

從上述移民資料可以看出，汀州居民，主要是兩宋，尤其是南宋時遷入的，即由八萬多戶，猛增至二十一萬多戶。但汀州在兩宋，尤其是南宋時的這種人、戶劇增，可以和移民掛鈎，也可以和戶籍制度掛鈎，即換一種思考方法，把汀州的民戶的增加，看成是兩宋尤其是南宋時，隨著國家戶籍制度的完善和嚴格，那些無戶籍的山民，都逐漸列入了國家戶籍冊造成的。

  唐元和時，汀州有民2618戶，南宋中葉增加到了218，570戶，淨增215，962戶，就是淨增了20多萬戶。我們必須追問一下，這20多萬戶是什麼人？是從哪里來的？按照謝重光先生的觀點，這20多萬戶都是平民百姓。我們知道由南到北的遷徙之路，是條以艱難險阻之路，不用說由中原到汀州，就是由江淮到汀州，也不是一般的分散的個體農民所能到達的。漢末兩晉時的集團移民，是以有錢、有勢、有知識的士家豪族為首領（流民帥），大量的佃客、部曲為主體的集團式遷移。就是這樣，也不是每個遷移集團都能達到目的地，就像韓廷敦教授說的，“當他們遷移的時候，自然淘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躍），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者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遠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有才幹的。”（轉引自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頁）因此，20萬平民百姓，如果是以個人或者以單個家庭為單位的這種個體南遷行動，其成功率可以說極低。到汀州，這是很難想像的。若按謝先生說的，他們是“南朝後期以來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陸續由鄰近州（郡）縣逃來的百姓及其子孫。”那麼南朝時南遷的這2618戶中，你就不能斷然否認，這裏面有士族，這裏面有佃客、部曲。據此，你也不能斷然否認，至遲唐中葉前期，這裏就有南遷的士族和佃客、部曲，即南遷的北人族群。

    兩宋人戶的劇增具有全局的性質。兩宋，尤其是南宋戶籍制度的完善和在冊人、戶數量的增加，主要與官府對人民的殘酷掠奪有關。“南宋初年東南各路歲入不到千萬，到了五十年後的南宋中期，猛增到六千五百三十餘萬，增長達六、七倍之多。”（《中國史稿》第五冊第300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南宋最著名的政論家葉適雲：“國庫收入，在宋初全盛時期，等於漢唐全盛時期的再倍。熙豐比治平加幾倍。宣和為熙豐的再倍。南流以後，又為宣和的再倍。”（葉適：《水心文集》卷四）可以說，國庫收入增加的部分，來源於嚴格的戶籍制度，來源於依靠戶籍制度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兩宋，尤其是南宋戶數的劇增，有移民的因素，更有南宋政治腐敗的因素。不能據此來斷定兩宋前這裏沒有大量的南遷漢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