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是个好东西

      --------------看看那些有了权力的君子

   眼下的权力，是个最好的东西，因此人们都在用力地追逐。因为一旦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可以兑换成名誉、地位及财富。但当利用权力去交易、兑换时，付出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己的灵魂和人格。因此，一旦这种交易、兑换成功，自己原有的美好的灵魂和人格也就荡然无存。谦谦君子，变成了势力小人。

   因为自己没有权力，对这种嬗变不知出于嫉妒还是同情，可能主要还是嫉妒，总有些耿耿于怀和愤愤不平。尤其对那些往年的至交或者是朋友，因为有了权而视你为陌生的路人，实在想不通，接受不了。如果不说出来，心里闷的慌。

   权力能使君子变小人，有其一般性、普遍性。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是共为一体的。有一般就有个别。有了权力而不谋私利，身居高位仍保留公民的品德和情怀，官场也不乏其人，像朱、温两位总理。我在这里要特别说说我的老乡，原海军政委杨怀庆。杨怀庆政委可以说是大官、高干，堂堂海军政委，下部队住普通招待所，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件小事可以佐证他的平民情怀。杨政委是山东寿光人，是我的老乡，但我与他只有一面之交。我姑姑村里有一个新当兵的战士，打电话找我，结果把电话打到杨政委家里，是杨政委接的电话。按说杨政委告诉这位战士，电话打错了，我不是李沣，也就很礼貌了。但杨政委还详细介绍自己是何人，还详细询问这个战士的情况，并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杨怀庆虽然身居海军政委要职，但他视自己为一个普通的山东人，他把一个战士放在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万能的权力没有能改变他的人格和本性，这又是一个中国的个别，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我的君子朋友中，被权力出卖者也不乏其人，下面列出三个人：

   我原单位有位作战参谋，很优秀，后调入后勤学院当教员。当参谋优秀，当教员不一定合格，这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可能心里很郁闷，有一天突然闯入我北海的家。我跟他没有任何交往，只知有其人。他向我述说他在后勤部时如何出类拔萃，而当教员多么不顺当、不顺心。他知道我能写、能讲，说了句你当教员就合适了。

   过了若干年，听说这位教员调入武警总部当处长了。又过了若干年听说这位处长当了武警的后勤部长了。这时我的朋友张振龙教授约请了军队院校的十位教授编篡《中国军事经济史》，我负责编写宋、元、明三章，此书出版时，主编为张振龙，副主编为这位后勤部长张志华。其实张志华部长与这本书的编辑无任何关系，可能出版时这位部长出钱资助了，说白了用钱换了这么个名。书的前言中明确注明北京军区李沣教授编宋、元、明三章。我与这位部长原来是一个单位，后来他又登门造访我家，现在他又是这本书的副主编，我是主要的编者，因此自作多情，给他打电话想聊聊天。结果这位部长根本不知道李沣其人，不管你怎样说明（我们都是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你曾经到过我北海的家等等）解释，一句话，他不认识李沣。同事、拜访之事暂且不说，堂堂《中国军事经济史》的副主编居然不知道该书的作者是谁？咱不知道“副主编”是怎么副主编的？由此我感到权力的可怕，它能使一个正常人“丧失记忆”，变的六亲不认，或者装疯卖傻。

  我还有一位同事，而且是好朋友。早先他是内蒙兵团报社的记者，我是兵团宣传处的干事。后来我们都是军政干校的教员。这位教员是“文革”前北大的研究生，才华横益，知识渊博，但我们都是教员时，相处的相当亲密友好，视同兄弟。因此到他家串门时，与他及其夫人，都谈笑风生，相当融洽。后来这位老兄仕途风顺，步步高升，退休前为某军事学院的院长。大前年春节，我的《探寻寿光古国》一书基本完稿，但有几个古文字解释不通。忽然想起这位老兄是北大古汉语研究生，想找他聊聊。打电话时他不在家，夫人接的电话。我就说我是李沣，原来在兵团，后来我们在石家庄如何如何。这位夫人冷漠之极，一点都不记得。我说找个时间见见面，请教点问题，她说他很忙没有时间。原来都是哥们弟兄，现在竟然如此陌生，陌生的你跟她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而且男人当官，女人也有了脾气。

   我说的第三位朋友，也是原内蒙兵团报社的记者，叫火华。擅长写诗，是位诗人。后来这位诗人官运亨通，当上了内蒙文化厅的领导。后来内蒙兵团有个活动，这位厅领导与原兵团政治部主任李永森按排在一张桌上。李永森是老主任，军级干部，是火花的老领导，而且曾出面帮助协调将火花爱人调入呼市。现在见了老主任起码应该打个招呼。但这位厅领导面对老领导，如同陌生人，看都不看，理都不理。李主任沉不住气了，主动跟火华说，“火华你为兵团争气了。”这位厅领导才点了点那高贵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