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久皓先生对尹吉甫是湖北人＼河北人＼山西人＼四川人的四种说法的根据，进行了述说．但根据文献，尤其是金文资料，我认为尹吉甫应是古代己（纪）国族的一位先人．此文是＜探寻寿光古国＞一书中的一个章节．

兮仲与己

  兮仲是西周晚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现知的兮仲作的铜器有《兮仲钟》七件，即《集成》00065—00071；《兮仲簋》七件，即《集成》03808——03814。《兮仲钟》的铭文为：

   “兮钟作大□（林）钟，其用追孝于皇考已（纪）伯，用侃喜前文人，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兮仲作大林钟，大林钟是编钟，西周晚期流行的组合是八件为一套，每套编钟都是由宫、角、徵、羽四声组成。兮仲作此钟是用来追孝于皇考己（纪）伯。“追孝”，追念孝祭，《论语》有：“孝子感时念亲，追而祭之，尽其敬也。”“皇考”，皇考与文考均是对亡父的尊称，但皇考着义于高尚伟大。永垂不朽。

“用侃喜前文人”，侃喜为祭祀祝祷，文人为文德之人。铭文说明，兮仲的父亲己伯是个文德高尚的人，兮仲是位孝子。从兮仲所作的这些铜器看，兮仲肯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很讲究礼仪。《兮仲钟》属西周晚期器，那么兮仲就是西周晚期人，兮仲的父考应是西周中期前后的人。前面已分析了很多历史事件，西周中期的“己伯”、“己公”，均是己、其国族人。因此兮仲是己、其族人后裔无疑。与己其族有关的铜器，前面已列了《沈子它簋》、《虘钟》等，按王献唐先生的说法：“己侯钟最晚是春秋初年器，己侯簋可能早到西周中后期。还有许多关于纪国的铜器，如卫作己中鼎，■作己公鼎，大作己白鼎，沈子它簋，虘作己白钟，兮中作己白钟等等。”①因此，兮仲器无疑也是纪国器。

兮仲作的编钟应是两套八件，现缺一件。

  　《兮仲簋》现知七件。西周时，按照列鼎制度，铜器鼎、簋等都是配套的，“西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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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76页。

期不但把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作为重要礼器，而且把记载自己功绩、君王赏赐以及册命之辞的铭文铸造在鼎、簋等礼器上，把这种礼器作为世袭权威和地位的凭证。”①西周初期的列鼎组合有三鼎二簋、五鼎三簋。西周中期有五鼎四簋，四鼎二簋。看来鼎和簋的数量之比，在不同时期，都有变化，没有固定。但有鼎就有簋，反之，有簋就有鼎。“西周中期以后，直到春秋、战国，贵族墓葬确实长期流行列鼎的制度。”②照此推论，既然《兮仲簋》有七件，肯定还有七件以上的鼎。鼎和簋加在一起是个很大的数字。由此可见，己伯、己伯家族，重礼重德，地位高贵。

  　与此相关并值得讨论的另一问题是兮仲与兮甲的关系。兮仲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铭文简单，未能透露更多的兮仲信息。但《兮甲盘》及《诗经》中透露的兮甲的信息就极其丰富，如果能证明兮甲和兮仲是一家人的话，无疑能给己国族的历史增添很多光彩。

 　从名字上看，兮仲与兮甲应为一家。王国维先生曰：“兮甲者，人名也。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者有始义，此兮伯父疑即诗小雅六月之吉甫。”③

陈梦家先生说：“此铭王称作器者为‘兮甲’，而作器者自称为‘兮白吉父’，甲是名而吉父是字”④尹盛平先生认为“兮是氏名，伯是排行，甲是私名，吉父是字。”⑤因此，兮伯、兮仲都是兮氏之人，属同一个族氏。兮甲，即兮伯，兮伯是老大，兮仲是老二，兮伯、兮仲是兄弟辈无疑，只不过他们血亲关系的远近无法判断。

兮伯、兮仲在西周晚期的政治舞台上都这么显赫，都是大贵族的气派，说出同一家族很有可能。《兮甲盘》宋朝出土，《缀遗》云此器“后入保定官库，今为陈寿卿编修所藏。”但吴式芬的《攈古录》云：“直隶清河道库藏器，山东潍县陈氏（陈介祺，也即陈寿卿）得之都市。”吴式芬的《攈古录》先于《缀遗》，清河道库藏器之说早于后入保定官库之说，此器两书都说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所藏，因此，此器很可能出自山东。与《兮甲盘》相关的铜器还有两件，即《兮吉父簋》和《兮白吉父盨》，后者据《陕西通志·金石志》云：“道光戊戌（1838年）宝鸡县出土。”，宝鸡乃伯益后人西迁后的居地，前面已论述过，师雍父的“雍”字实为“潍”字，当时写作“淮”，“这个‘淮’字即是《汉书·地理志》中右扶凤武功的‘淮水’，它是渭水流域的一条水，在宝鸡县之东和武功县之西。”⑥（此器出自宝鸡，表明兮氏之人与师潍父有关，与潍淄地区有关。

  《国语》和《诗经》中有一个重人物，仲山甫。《国语·周语上》有《仲山父谏宣王立戏》和《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仲山父敢于直谏，一是表明了仲山父在王室具有很高的权威，二是表明了仲山父智慧英明，敢干坚持真理，如《诗》中所云“邦国若否，仲山父明之。” 《诗经·大雅·丞民》有：“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甫即父）。┅┅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仲山甫肩负重任，为了保佑周天子，生下一个仲

山甫。仲山甫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城彼东方，到“殷八师”在东夷的战略要地齐构筑城防。歌颂仲山甫这首诗的作者，是尹吉甫。由此看出，尹吉甫与仲山甫关系密切，彼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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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

③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8页。

④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6页。

⑤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⑥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载《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了解，而且很有感情。

  仲山父又名樊仲山父，《国语》有“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之语。有的经史学家说“樊”是仲山父的采邑，《通志·氏族三》：“樊氏：姬姓，周大王之子，虞仲支孙仲山甫为周宣王卿士，食采邑于樊，曰大侯，因邑命氏，其地名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38里，皮城是也，”照此说，樊是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樊又是仲山甫的采邑，因邑命氏，樊又是仲山甫的氏名。但《左传·定四年》云：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这段引文证明，樊氏是殷民，不是姬姓周人；樊氏分给卫康叔，说明樊氏是卫地的殷民，既然是殷民就不会是姬姓。《国语·晋语四》云：“（晋文）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王饗礼。┅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阳人不服，公车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仲山甫）之守官焉。其非守官，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周天子赐给晋文公南阳一带的阳樊、温原、州、陉等八邑的田地。阳樊人不服，晋文公派军队包围了阳樊，要屠杀阳樊的百姓，阳樊人仑葛大呼道：阳樊这个地方，有夏商的后代和遗留下来的典章法制，有周王室的师旅和民众，有仲山甫这样的守官，既便仲山甫不在这里，这里面也是周人的父兄和甥舅。该文字清楚表明，阳樊这个地方，也就是康叔所封的卫地，也就是周初殷人昧司徒逘协助卫康叔接受的这片土地，尔后“殷八师”统帅伯懋父居此地，前面已有论述，这个地方与己其矣族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此，可以说仲山父，是殷遗民，是牧野、昧邦的老住户，是昧司徒、伯懋父的后代。

 　文献中有说樊是氏者，也有说樊是姓者，但再追根溯源，樊乃己姓。《郑语》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韦昭注：“昆吾祝融之孙，陆终第二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昆吾、苏、温，乃卫地，再往前说是昧（沫、牧、淇）地的老地主，樊、温、苏都是一家人，都是己姓之人。樊是氏还是姓？

  综上所述，樊仲山甫，是卫地的人，是昆吾己姓之后。《兮仲钟》的作器者兮仲，乃樊仲山甫（父），是己姓己伯的后人，也是尹吉甫（父）的兄弟。伯吉甫（父）、仲山甫（父）兄弟二人，都是宣王贤臣，宣王的左膀右右臂。据《国语》、《诗经》和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他们二人的主要事绩、功绩有：

 1、宣王五年，（兮甲）尹吉甫从王伐玁狁，诗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立了战功，受到王的赏赐。

 　2、“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井（刑）□（扑）伐。”用兵南淮夷之后，王命尹吉甫去南淮夷司理贡赋之事，征收布帛、粟米、力役和关市，并赋予尹吉甫对敢违抗命令者行征伐之权。

 　3、尹吉甫是位诗人，作《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作《丞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4、仲山甫是宣王的一员重臣，“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曾奉王命“城彼东方”。在尹吉甫的诗中，仲山甫是个十全十美的人物，这有些艺术的夸张，如说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但仲山父“谏宣王立戏”和“谏宣王料民”这两“谏”都不合宣王意，都是与王对着干，都遭到王的否定。这两“谏”肯定对仲山父的仕途有重大影响，说他“且明且哲，以保其身”，即懂“明者保身”，看来与事实不符。

 　5、仲山甫推荐鲁侯孝为诸侯之长。宣王32年春，率兵讨伐鲁国，立鲁孝公，从而引发众诸侯与宣王的离心和疏远。宣王想从众诸侯中选立一能训导、引领众诸侯的首领，仲山甫推荐鲁孝侯，并讲明鲁孝侯能尊神敬老依法行政，宣王很满意，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于是就命鲁侯到祖庙受封。但仲山甫的这一政治行动，有违众诸侯之意，效果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