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欣赏:永远的黄茅岭(陈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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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事陈丹路有很多名衔,摄影家,作家,剧作家,话剧演员,志愿者……,交往最密切的时候,是我当时在报社担任经济部主任,他作为摄影记者的一员,每天负责为我的版面送稿,他的照片都是来自生活第一线,印象深刻。
陈丹路摄影技术精湛,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多项作品在全国和省市摄影比赛中获奖。也许人们对陈丹路的摄影印象深刻,但殊不知,他也是一位演说家,曾在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前几天,参加由他组织发起的摄影圈子聚会,惊讶地发现他正在参加一个广告片的拍摄,其中他竟然是扮演一位穿着古装的白发苍苍老者。是的,陈丹路近年来活跃在广告舞台,曾在费列罗、可口可乐、香格里拉、麦当劳等广告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可以说,陈丹路是一位多面手,是一位让我十分敬重的兄长。
下面是一篇他的佳作,发表在7年前解放日报副刊”朝花“版面,并获得当年全国报纸副刊评选金奖。
摄影家陈丹路
永远的黄茅岭
图文/陈丹路
4月,我作为志愿支教者,来到黄茅岭。那是坐落在云南元阳县大山深处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的山谷间,有一所新加坡嘉德置地捐建的希望小学。
第二天是周日,下午同学们陆续返校。孩子们一个个提着一袋米,排着长队在伙房门口过磅,然后换得一沓饭票。马文祥校长告诉我,收现金当然方便,但大多数家庭拿不出现金。孩子们大都住在四周的山上,很多同学返校要走几十里山路,有的要翻越几座山,最远的要步行6小时。这里的乡民大都靠山上的农作物,自耕自食,其中有大米也有木薯。一些家庭年均收入仅500元左右。政府每月补贴每位同学菜金15元。学校会在每星期给他们安排一顿荤菜,那也只是在菜里夹着一些星星点点的肉丁而已。每周五半天上学,加上星期天晚上那顿饭,实际上同学们每月有72顿饭在学校吃。15元除以72,分子之小,分母之大,让我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楚。
学校里没有专门的食堂,晚餐时分,同学们一个个排着长队去打饭。那天他们吃的是煮白菜,这是名副其实的煮白菜。同学们各自在校园里找个角落,有的蹲在地上用餐,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树荫下有三张石桌并配有石凳,这是校园里最佳就餐点,属“VIP包房”。我们进校以后,同学再没人去坐,他们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了我们。
学校给我们的伙食安排得很好,那天我们有肉有蛋,还有汤。看着自己碗里的菜肴,再看着学生一个个默默就餐的身影,尤其是看到男同学狼吞虎咽的模样,我百感交集,情自难抑,心里充满了愧疚。几位支教的女记者把碗里的肉片偷偷地夹给同学,但她们都逃也似地跑掉了。晚餐时我们谁也没说话,心里像压着一座山。
黄茅岭的孩子特别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第一堂课我提早10分钟来到了六(4)班,迎接我的是,同学们齐声唱出的“欢迎歌”。讲课的内容是“演讲与口才”。有人提出,对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内容是不是远了一点。但我觉得,对这些孩子而言,学会用语言交流很重要。那天上课,我发现坐在前排有个穿着壮族服装的小姑娘听得特别专注,我请她起来向全班同学讲述一件事,但她迟迟没有开口,怯生生地朝老师看了一眼,便把头低了下去。她叫高志萍。
那天中午就餐时分,别的同学都忙着洗碗打饭,唯独她在校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走近她,她却一溜烟地跑了。第二天中午,我早早地就守候在伙房门前,等到最后一个,也不见她的身影。在学校里,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家庭贫困,一天只吃一顿饭,难道她也是其中的一个?
终于,我在僻静的小树丛边发现了她。
“午饭吃了吗?”
她埋着头不说话。
“吃了吗?”我俯下身再次问她。
“吃了!”她抬头朝我一笑,那灿烂的一笑……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我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她多大?她才12岁。她的忍耐,她的懂事,她的赤子之心,让我哽咽难语……我不敢看她,怕的是一时感情失控。
大手牵着小手。我们默默无语地走向操场。我感觉到她的手心在微微冒汗,湿漉漉地黏在我的手心上……我不敢和她说话,两行热泪已经夺眶而出,汩汩地往下直淌,我把头扭向一边……
没有人号召,没有人动员,全体支教老师的心合着一个愿望——让同学们饱饱地吃上一顿肉。碰头会上,支教老师纷纷捐款,不到5分钟,便凑满了2800元。第二天一早,三位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用手推车运来一头活猪。为了省钱,学校特地选购活猪自己宰。杀猪、退毛、切肉……没有课时的老师全体出动,为了孩子们这顿特殊的晚餐而忙碌。住校的连同走读的,全校学生六七百人。这天,学校破天荒地烧了6大锅米饭。我走进伙房,无意中在一个角落看见一只电饭锅,下面的一行红色小字跳入了我的眼帘——上海市人民政府赠。它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倍感温暖。
这是我一生中见到过最为壮观的就餐场景。傍晚时分,六七百位同学手拿碗筷齐刷刷地排列在伙房前等待就餐。说实话,开始我担心:几百位同学同时打饭,又逢吃肉,会不会出现拥挤混乱的现象。要知道学前班学生才6岁啊。然而,没有喧哗,没有插队,没有老师高声维持秩序,更没有争先恐后。低年级在前,高年级在后,静静地等待着就餐。
那晚菜肴很丰富,有白菜炒肉片,还有土豆炖肉。几位支教女记者忙着用大勺为孩子们盛菜,尽量把他们的饭碗堆得满满的。我看见了高志萍,一位女记者为她盛上了白菜炒肉片,另一位女记者因为忙于为别的同学盛菜,一不小心把她漏掉了。没有片刻的停留和等待,她很快把位置让给了后面的同学,一声不响地走开了。“还有土豆炖肉呢!”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却回头朝我莞然一笑,捧着饭碗蹦蹦跳跳地离去了。
那晚,许多同学告诉我,这是他们今年第二次吃肉,上一次是在春节。我用小碗盛了一碗土豆炖肉准备补给高志萍,端着饭碗在校园里四处找,但始终未能见到她的身影。这成了我这次支教活动中最大的遗憾。
开荤那天,六百多学生同时就餐秩序井然
离开黄茅岭的前一天下午,平时喧闹的校园一下子安静下来,静到让人难受。别离的惆怅和伤感会如此早早地密布在校园上空。几位女记者被女同学们包围了,在她们头上和手上,我见到了同学们刚刚采摘的色彩鲜艳的花朵和花束,有的还能看到上面亮闪闪的小水珠。有几位女学生偷偷地哭泣起来,不一会儿,就和女记者哭成了一片。
那天我发现,高志萍低着头,涨红着脸,不停地在校园跑来跑去,犹如一头在林中奔走的小鹿。她几次从我身边跑过,见周围有别的同学,又跑开了。
一位支教老师送来了两张纸条,折叠成小小的、方方正正的。“六(4)班一位同学给你的,她特地关照要先看蓝色的,再看红色的。”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张蓝纸条。“陈老师,对不起,您有一次叫我上台说,那是(时)我的心很紧张。我本来要想好好说,可是有点害怕,真对不起……”红纸条上写道:“明年我们要读中学了。陈老师,那时你会来黄茅岭中学吗?当你回去的时候我会经常想着你的……”
我终于一个人坐在石桌前,高志萍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双眼充满了泪水,小嘴唇不停地抖着,忽然就失声痛哭起来。我只能宽慰她,到了开会的时间,我拿起背包告辞要走,忽然发现背包的带子被她死死地拽在手里……
全体师生在操场列队欢送我们。轮到我时,我对着全场同学喊出了最想说的一句话:“贫困不属于我们,同学们,让我们再朝前迈一步!”我也曾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拉过纤、扛过包、背过大石块……我从艰难中走来,最大的体会是,艰难困苦能让我们懂得生活,懂得感恩,懂得人情。
送别的会前会后,我没有看见高志萍;在列队欢送的人群中依然没有看见她……我突然明白,她一定是躲在校园的某一个角落,默默地看着我,在为我送行。
贫困却坚强的高志萍,在支教老师离别时伤心哭泣
(该文刊登于200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朝花”版,摄影:陈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