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北部吕四文化系列讲座之三
                                      文脉吕四  

       讲座之三，主要以明清为例，讲述明清两代吕四场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本籍文士与寄寓人士之间唱和交游以及邑人著述等。

讲座之三，分为四个内容。

第一：弦歌百年-----从吕四文庙到鹤城书院

第二：草长莺飞-----姚园风雅与吕四美人石

第三：君子清韵----  吕四逊志堂（进士府）与篑山楼

第四：四库增辉----《山堂肆考》与《海鸥集》

                      第一章节：弦歌百年----从吕四文庙到鹤城书院

       所谓弦歌，就是礼乐教化和学习诵读。古代传授《诗》学，均配以弦乐歌咏，故称弦歌。后世亦将儒学与书院的琅琅书声称为弦歌。
       在古代，文庙是每个郡县最为辉煌的建筑，它是为“尊孔”而建，文庙一般修建在儒学里面，儒学则是地方官学，教学旨在传授儒家文化，祭祀则是弘扬儒家文化，由学尊庙，因庙表学，儒学与文庙是休戚与共互为一体的。
       对于古代海门儒学与海门文庙的关系以及沿革规制，我曾撰写过相关文章《海门县学考述》，刊登于2014年第一期《江苏地方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以下。
       吕四文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一说雍正时期），由邑人刘椿龄创建。
       刘氏创建吕四文庙，其原因有二。
       其一，刘氏为了弘扬鹤城文风，激励鹤城士子登科入仕。
       其二，当时古海门已经被裁撤并入通州（由县改为海门乡），海门文庙也已并入通州文庙，乡名犹存，乡学犹在，然文庙不可询之。故而刘氏在古海门的最后一块存土（吕四）修建文庙。
       在讲述吕四文庙之前，有必要对吕四刘氏作浓墨讲解。
       吕四刘氏，以漕运和盐运起家，在吕四置船从事海运和盐业，富甲通州，邑人以“刘百万”呼之。张謇先生所撰《刘君墓碣》载：“有清乾嘉之世，淮南北盐业之盛冠一国。而扬州所谓八大商者尤有名。南通吕四刘椿龄其一也”。
        四刘氏，不但财力雄厚，而且以文学治行闻于当时，这也就是说，刘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逐铜臭的商人，而是儒商，属于绅商集于一体的家族。
       清代文人李斗《扬州画舫录》称：“淮南藏书，以吕四刘氏为最。刘椿龄字华荫，刘宗鼎字贡九，皆名诸生”。
       刘氏家族不但风雅绝伦，而且有悲天悯人和乐善好施的仁者风范，家族多次受到朝廷旌表，先后有11人得到朝廷封赠。张謇先生在《民国南通县图志》的“杂传”中高度赞誉了刘氏：“清二百数十年，吕四之旧族雄于资者，首推刘氏，数以财拯济乡人，吕四至今犹艳称之”。
       吕四刘氏的义举，比比皆是。下面我就讲一个典型事例----焚券市义。
       焚券市义，典出《战国策》。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替他去薛地收债，对于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冯谖作了一个惊人举动，“焚无用虚债之券，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冯谖焚烧的只是区区债券，却让孟尝美名在薛地流传。
       两千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在吕四也上演了这一幕让人感怀的故事。
       刘椿龄的祖父刘人凤，字舜仪，他非常热心于吕四的慈善公益事业，个人捐资修建吕四“仁寿桥”。乾隆16年，吕四场大饥，刘人凤派遣两个弟弟刘人麟、刘人骥前往江南太仓购米赈灾。
       乾隆21年，吕四场又发生灾荒，刘人凤捐出数百石稻谷，与儿子刘志藩在吕四真武庙发放粮食。吕四场北发生火灾，二十余家房屋化为灰烬，妇孺露宿街头。刘人凤得知以后腾出府中全部空房让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翌日又紧急施工为灾民搭建房屋。
       刘人凤临终之际，拉着两个儿子的手，让他们把乡民欠款的借据拿出来，然后当众焚毁，最后溘然长逝。义举传到通州，通州知州王敬亭大为感动，赐匾额“同善维风”，以表彰人凤之义举。
       刘人凤的侄孙刘鹤龄，也颇有名望。刘鹤龄，字云皋，号阆书，为人谨约恭默，风度厚重。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人称“刘屯君”。后改任户部浙江司郎中、湖北宜昌知府。《海曲拾遗》称他：“勤于政务，明折疑狱，有古循吏风。精书法，能文善画，政暇喜戏梅弄竹”。
       刘鹤龄的妻子潘氏，以夫贵，被朝廷封为“恭人”（五品命妇封号）。潘恭人也非常仁德，吕四场濒临大海，饮水苦咸，尤其是夏天，饮水是一个大问题。潘恭人命人在吕四场内开挖了5口深井，供乡民饮用。寒冬腊月，她经常让家仆熬粥数锅，在夜深之时去街头巷尾查看有没有无家可归之人，若有，则施粥给他们，二不告诉他们是何人所施。
       乾隆46年，海潮决堤，漂尸无数，潘恭人率领家人前往海堤为死者入殓，若有残活，则立即施救。乾隆51年和嘉庆3年，吕四两次大荒，到处是饥民，潘恭人命人在吕四设置凉亭多处作为救助点。潘恭人79岁卒于吕四，民众自发为其送行。
     《两淮盐法志》取材严谨，很少为女性列传，而不吝笔墨为潘氏作传，潘氏仁义之举不言而明。
       吕四文庙的始建者刘椿龄，就是刘鹤龄的从兄。
       刘椿龄，与清代大儒扬州阮元相识。阮元所著《淮海英灵集》，收录淮扬通泰一带的名流文人艺文，通州部分就由刘椿龄搜集整理。
       刘椿龄的小女儿名叫刘贞保，与通州徐氏联姻。刘椿龄的小女婿徐宗干，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徐宗干（1796--1866），字伯桢，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历任曲阜知县、济宁知州、福建巡抚、闽浙总督，著有《斯未信斋文集》，病逝后被赐国谥“清惠”。他是南通州极少数拥有“国谥”的大吏之一。刘贞保“妻以夫贵”，道光三十年被诰封“淑人”，咸丰5年被诰赠“夫人”（正二品命妇）       徐宗干著述颇丰，除了《斯未信斋文集》以外，还有《虹玉堂日记》传世。在他的著述中，对于吕四岳父家所记很少，唯有一篇《古稳步记》颇为有趣。
      《古稳步记》是徐宗干的一篇杂记。杂记讲述的内容是：徐宗干的岳父家赠送了一件稀世古玉给了徐宗干。这件古玉是他的岳父刘椿龄生前所佩。徐宗干在山东为官时候，衙署遭遇大火，所以物品化为灰烬，古玉完好无损。后来徐宗干调任泰安，古玉遗失以后又失而复得。最后作者感慨“此物不知历几劫矣”。

                                          《古稳步记》
                                              ---徐宗干
        嘉庆壬申年补诸生，先大夫为议姻于吕四场刘仙培（椿龄）岳丈家，曾同往祝寿。逾年，岳父母相继殁，花团锦簇世界，一瞬而土崩瓦解矣。
       先岳母在时，曾属老妪以先岳所遗生前佩戴之玉稳步一件贻余为纪念。大如酒盅，其形似钹钟，径围二寸，厚三分，上有方圆二小纽，而贯以索。温润如栗，丝丝血纹隐现，俗所谓牛毛纹也。归逢先大夫以示友人某。某曰：此稀世之珍。及恭人于归，仍付藏之。
       越辛巳，余筮仙山左，补武城，恭人携子女来官舍。及壬午闰三月，不戒于火，衣裳器皿皆为烬。次日，偶往视之，有内役谢昆山者，以指掸灰，而稳步出。遗其一纽，其一已成炭，稳步尚未全泐也。拂拭出之，尚有光泽，而血纹皆成墨线矣。时时佩之，以志修省。后调任泰安，又遗失去，老妪于阶前水沟侧拾获还之。因珍藏箧中，仍付恭人，典守惟谨。
        二十余年，由东而蜀、而闽。及乙巳奔丧归二年余，至丁未夏，始沐浴佩玉。恭人仍出授余为佩，摩挲玩弄，感慨系之。此物不知历几劫矣。火炎俱焚，亦一劫也。设非有昆山其人，安得此片玉哉。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刘椿龄病逝以后， 刘氏日渐衰微。到了刘椿龄的曾孙刘承恩手里，刘氏已经与一般市井百姓并无两样。刘承恩无奈由吕四迁往通州兴仁居住，以务农为业。
       迁居兴仁以后，刘氏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钟鸣鼎食，但是诗礼忠孝传家的传统没变。刘承恩的儿子刘旭初，勤于稼穑，努力持家，家境终于好转。刘旭初不但对待双亲孝顺，对于远在吕四的族亲也十分照顾，受到乡人赞誉，称其“刘孝子”。刘旭初病逝以后，张謇应其子刘叔璜所托，欣然撰写《刘君墓碣》。
       刘旭初的“清名”，得到了通州士民的赞誉，张謇、范伯子、孙宝书、孙雄等名士纷纷撰文。现将我搜集的这几份文献影印件贴上，供有兴趣者参阅。http://58.221.66.244/data/attachment/album/201407/24/110441a9198xsesrsg1m98.jpg
张謇撰书《刘君墓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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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子撰文《刘旭初之母寿序》。此文系范伯子为刘旭初之母陈孺人寿庆而作的寿序。
范伯子（1854--1905），通州人，清末桐城派文学家，与朱铭盘、张謇并称“通州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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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宝书撰文《刘旭初先生暨保恭人六十双寿序》。此文系刘旭初与妻子保氏六十寿庆时候，孙宝书所撰。
       孙宝书（1856--1913），通州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户部主事。积极协助张謇创办教育，担任通海五属中学（南通中学前身）第一任校长。

http://58.221.66.244/data/attachment/album/201407/24/110445cemoh8eeemh8cuog.jpg 孙雄撰文《褒扬孝子南通刘公旭初家传》。        孙雄（1866-1935），常熟人，光绪二十年进士，任学部主事。民国著名藏书家，收藏古籍10万册，“眉韵楼”为其著述和藏书之地。

关于刘椿龄一族，啰啰嗦嗦讲了很多，主要是为吕四文庙这一内容作铺垫。下面开始归入正题，讲一下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布局。

       关于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布局，民国时期邑人吴松涛先生的描述较为详细。下面这段即为吴氏所述。
     “文昌宫，在南门城头之西，大门设棂星门，左右有门直入，有潘宫，桥下潘水池。大成殿明伦堂悬贡举之匾额：嘉惠士林、国朝旷典、重游潘水。至圣先师神主，四子十哲七十二贤之题额。”
       吴氏的这段文字，文理欠通，粗读让人不知所云。不过仔细阅读和辨识，大概内容还是能知道。
       吴氏文中的“潘宫”和“潘水桥”，应该是“泮宫”和“泮桥”之笔误。从吴氏文中，可知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分布。
       野鹤就尝试以吴氏所言作一解说：

   “文昌宫，在南门城头之西”，这一句指的是吕四文庙位于鹤城南门之西。   
   “大门设棂星门，左右有门直入”，指的是吕四文庙大门为棂星门。棂星，又名文曲星，主天下之文章，是孔庙的第一道门，按规制应该是牌楼式。左右有门直入说明吕四文庙棂星门是一座牌楼建筑，正门禁闭，两侧通行，这和规制中“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是吻合的。
   “有潘宫，桥下潘水池。”，指的是吕四文庙内有泮宫和泮桥，这和规制也是吻合的。泮宫是指古代学宫，读书人入学的地方。泮桥则是学宫前面的泮池上的桥。古时称入学为“入泮”，泮池蓄水，暗含希望，寓意学子传圣人之智，跳跃龙门。  
   “大成殿明伦堂悬贡举之匾额”，指的是吕四文庙有大成殿和明伦堂。明伦堂还悬挂着：嘉惠士林、国朝旷典、重游潘水等匾额。这和封建规制也是吻合的。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建筑，“大成”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一语，誉孔子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明伦堂则是读书讲学之地，典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关于吕四文庙内悬挂的“重游泮水”匾额的来历，我会在下面阐述。
       吕四文庙内悬挂的“重游泮水”匾额，究竟是为何人所立，匾额内容又是什么含义呢？        这块匾额的主人是清代嘉庆年间吕四秀才丁伟。       重游泮水，是科举时代的一项恩典。根据明清典制，读书人考取秀才后要参加入学典礼，称为“游泮”，也叫“入庠”。如果该秀才在六十年以后依然活着，可以受邀再次与新秀才一起参加“游泮”典礼，这就叫“重游泮水”。        与“重游泮水”类似的，举人中举60年以后应邀参加新科举人宴会称为重宴鹿鸣，进士在60年后再次参加新科进士宴会称为重宴琼林。       整个清代，吕四场获得“重游泮水”殊荣的只有丁伟一人。重游泮水的时间跨度为60年，虽然秀才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要想获得重游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求考取秀才要早，去世要晚，古人的寿命都不长，因此难度颇大。       假定一个人考取秀才是在20岁，要想获得重游殊荣，必须是80岁。吕四秀才丁伟就在八旬高龄时获得了重游泮水资格。      丁伟，字渔山。通州吕四人，道光18年贡生，官浙江清河训导，以八旬高龄参加了“重游泮水”典礼，92岁病逝。吕四文庙大成殿为他悬挂“重游泮水”和“士林人瑞”两块匾额。


       丁伟这个人，事迹不清，功名也不高，仅仅是一个岁贡生，不过他的学生却比较厉害，就是光绪庚寅进士李磐硕。
       李磐硕的会试朱卷（试卷），履历部分的“授业师”一栏中，丁伟的名字赫然立于其中，“丁渔山太老夫子（讳伟，岁贡生）。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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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四文庙的东南处，还有一座巍峨建筑，名叫文星阁。吕人则尊称“魁星楼”。
       魁星楼，楼高两层（一说三层），六角形，异常壮观。楼内供奉魁星。魁星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宿”，手执墨笔，脚踏金鳌，主宰着世间万千士子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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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四魁星楼旁，就是那棵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郁郁葱葱的古银杏树，至今犹存。树冠如云下的魁星楼，风景异常美丽。

       清代吕四秀才张绅就留下来一首《登文星阁纳凉》。诗曰：
      “重楼高耸入云中，偶尔凭栏对晚风。到此清凉无点暑，恍疑身在广寒宫”。

      清代状元胡长龄登临吕四魁星阁，遥望北天，波涛万顷，举目西眺，云蒸霞蔚。留下来诗篇《雨后登文星阁》。诗曰：
      “危楼悬树梢，吟眺几人间。野水高于岸，溪云峭比山。僧归残雨外，鸟语夕阳间。我欲从渔父，依依未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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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五年，吕四魁星楼遭遇了灭顶之灾，被雷火击中而焚毁，此后直到民国十年才重修。
    那一次被雷火击中而引发的火灾非常大，据张謇撰写的《吕四文星阁铭》记载：“毁之日一切熞罊，犹顶与四柱并墙存耳”。也就是说这场雷火把魁星楼烧的只剩下楼顶和四柱了。
    楼是残楼，却壮观不改，巍然不倒。海宁文人许幼平宦游吕四，将魁星楼喻作“浙之雷峰塔”。
    光绪二十年，黄白河在《鹤署闲谭》中赞誉吕四魁星楼为“残楼夕照”，称其“煨烬之余，峨立不倚，斜阳夕照，倒影留辉”。
    民国十年，张謇率领吕四士绅张容、李伯荪等人重修了吕四魁星楼。（注：张容为道光年间魁星楼的重修者张毂原的侄子，李伯荪为李磐硕之子）。
    民国十五年，应吕人之请，张謇为之撰写《吕四文星阁铭》。
    抗战时期，吕四文庙被作为日伪据点，魁星楼也成为革命志士被杀的刑场之一。弦歌已无，仅有阴风霍霍。苏中四分区税务管理局一分局局长夏宇宝（1918-1941）就被敌伪活埋在魁星楼西侧。
    1947年，国民党军和吕四还乡团以及渔民自卫队反攻吕四，魁星楼和文庙被占据并架设岗哨。1948年，敌军逃离之前，将文庙与魁星楼拆除殆尽。
    1948年，吕四解放前夕，魁星楼与文庙被还乡团拆除殆尽。

                    《吕四文星阁铭》
                       ----张謇
    吕四孔子庙之东南隅，有文星阁焉。清雍正时创于刘珩，道光时修于张毂原，同治时修于彭宝荣。三人者皆吕人也。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毁于雷火。民国十年五月，张謇率吕之人士复修之，至是三修矣。
    往者故老为言，毁之日一切熞罊，犹顶与四柱并墙存耳。久之又久，历三十五年而复成于謇。址基墙宇阶戺棂楯窗牖户，罔复缮，罔复新。毁之前未尝至吕，不知如昔观如何。今固秩秩枚枚，跂跂翼翼，璀璀哙哙。据青皋，绝市尘，出平林，瞰澜沦，足以快吕人之登陟而延眺也。又五年，吕人属记，既记而为之铭。

          第二章节----“鹤城书院与养真精舍”
开始讲“鹤城书院与养真精舍”。在讲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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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中的物品是一件青石匾额，为清代吕四鹤城书院的门额，也就是悬挂于正门的匾额，现收藏于南通市教育博物馆。
    匾额中的“鹤城书院”四个大字，系清代吕四乡贤张朴庄撰写。下面我对张朴庄作简短介绍。
    张朴庄，又名张宏熙，他是清代吕四场的一名附生（秀才），他的儿子就是《慕仙楼志》的作者张宗绪。道光29年，张宗绪考取拔贡，任内阁中书。按照清制，张宗绪请封三代，张朴庄被封赠为“文林郎、内阁中书加一级”。

下图为《张氏宗谱》中的张朴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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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城书院，于光绪初年开办，创办者是李磐硕的父亲李芸晖。创办地点是吕四城隍庙内。
    鹤城书院，有厅堂三间，四周假山花卉，鸟语花香，士子诵读声与城隍庙的梵音相伴。由于书院创办者李芸晖先生自称“养真子”，而精舍又是书院雅称，故而鹤城书院又名“养真精舍”。
   书院厅堂还挂有匾额“丈室”，由张謇手书，并有小字《鹤城书院丈室跋》，亦由张謇撰写。
               《鹤城书院丈室跋》
                   ----张謇

    光绪初，草堂李先生设鹤城书院。依僧舍为之，讲艺之室，席间函丈，晚乃栖止。旁究内典，亦有似于释氏之居。兼通两家，以名一室。于雅记有徵焉。方丈之山，海上可望，抑亦可仰见先生之风。
    这篇跋文短小精悍，虽不足百字，却将鹤城书院的创办情况与教学之道作了精辟介绍，跋文也流露出张謇本人对李芸晖的崇敬之情。
    关于鹤城书院的创办背景和教学情况，张謇先生在《清故中宪大夫李公墓志铭》中讲的很清楚，“旧时滨海学子，墨守制艺，讲论无所，学风湮晦。公创鹤城书院，手定程课，稽经取史，虽至备鹜，亦躬自启诲，不倦于数。由是以来，士寐有学矣”。
    这就说明，李芸晖不仅是书院创办者，还是教学者，书院课程和教学材料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亲自安排和精挑细选的。
    据史载，除了李芸晖自己亲自讲课以外，致仕返乡的吕四官吏丁渔山、张宗绪也曾应邀在鹤城书院讲学。除此之外，博学的吕四盐官李匡济、陆燮也定期来鹤城书院视学和讲课。是时，四方贤隽负籍受业门下，趾踵相接，书声缭绕，弦歌齐鸣。
    光绪二十六年，李芸晖病故。其长子李磐硕丁忧返乡。在吕四丁忧的三年中，李磐硕继承其父遗志，继续主持鹤城书院。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布诏书，停止科举考试，下令府州县于城乡各地设立蒙小学堂，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鹤城书院的停办时间，史料无载，应该来说也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
    鹤城书院创办之前，吕四确实还存在过另一所书院-----东瀛书院。余东场四甲镇的书院是----东渐书院。通东地区的东渐书院，非常有名。东渐书院所在地----通源镇（今四甲镇），先后隶属于余西、余东两场。
    东渐书院是由清代著名政治家李鸿章倡导兴办的。同治年间，余东灶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举行了暴动，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调兵遣将，镇压了灶民暴动，屠杀了2000多名通东灶民，后来为了安抚灶民，遂在通源镇创办了东渐书院。
    东渐书院是通东唯一的官办书院，当时的资金投入颇为丰厚。李鸿章捐钱400千，通州知州粱悦馨捐钱800千，余东典商捐钱600千，灶民富户彭维聪、彭宝荣捐钱1600千。创办以后，又拨发余东场每年荡田租钱148千、吕四等四盐场盐商每引捐钱340千作为东渐书院日常开支。
    光绪年间，通州著名文学家、大诗人范伯子曾主持东渐书院，担任东渐书院院长。据说吕四进士李磐硕也曾在东渐书院讲过学。
    东瀛书院与东渐书院一字之差，不过东瀛书院却在吕四场。
    关于吕四东瀛书院，其准确位置已经无从得知。据史载，吕四东瀛书院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吕四场大使魏大升创建。后来又由吕四场大使杨如本和江沆多次修缮。尤其是杨如本，对吕四东瀛书院颇有贡献。
    杨如本，贵州人，举人出身，乾隆二十三年担任吕四场大使，当时距离魏大升离任已经10多年了，东瀛书院破败不堪，杨如本捐出自己的俸禄对东瀛书院进行维修，并聘请名师教学，杨如本对于吕四的文教是有建树的，《吕四场志》称“本场文学自如本始”也是恰如其分的。
   “东渐”二字，取自《尚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暨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其意思是：”东方到大海，西方到沙漠，还有南方、北方，都听从朝庭法令；皇上的声威恩德，传遍整个天下“。
    这个名字的立意，与李鸿章当时的立场是吻合的。

             第三章节----“吕四姚园和美人石”


       姚园是清代吕四的一座颇具盛名的私家园林，始建于清代道光时期，园林始创者为吕四文士姚金鳌。       吕四“将就园”。园主为姚金鳌，故又被称为“姚园”。
       姚金鳌，字遇六，号戴山，嘉庆元年秀才。姚金鳌修筑“将就园”的目的，主要是给子孙营造一个读书地方。

       姚金鳌去世以后，将就园由其儿子姚学宽掌管。姚学宽，字敬存，道光八年秀才。经过姚氏两代的营建，将就园初具规模，不仅仅是一座姚氏子弟读书习文的场所，更是通东文士集会吟诗交游的场所。

       彼时，将就园内，布局如画，曲池假山、楼阁复廊，处处溪流环绕，极尽园林之美，园中最令人瞩目者是一尊“美人石”。

       吕四“将就园”，环境清幽，园主姚氏性雅善文，尤其喜欢结交文士，通州很多士人逗留于将就园，留下来瑰丽诗篇。尤以汤徽典和刘长华为最。

       汤徽典，字哲猷，号穆门，通州平潮人。工于书法，善治印，著有《亦鹭余事》。道光初，汤徽典应姚金鳌之邀，在将就园作客，留下来诗篇《过姚戴山将就园》。
       耳熟名园久系胸，仙居端合住仙翁。方塘倒影楼台侵，老树隔溪烟雨濛。春景到秋还绣错，玉人有石亦玲珑。爪痕惭愧霜天印，旧雨犹萦记忆中。

       首句的“耳熟名园”，可见汤氏在来吕四之前，就已经听闻将就园了，这也说明将就园的声誉要早于汤氏作诗之时。他与园主姚金鳌以“旧雨”相称，可见也是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