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的正月二十四，随着年味的淡，历年的人情世故也近尾声。一腊月，一正月，单位事、家里事，忙得不亦乐乎，总算有了一点闲暇，开车东上，年前就想去东赵乡伽西村，而没有完就的心思。

出了热闹的城市，进入一望无际的黄土世界。新年伊始，然而北方的黄土地依然未醒。我停下车，伸了伸两个多月紧张的四肢，深深地呼吸着随风而至的清晰，好不舒畅。自然总是给人舒适的，何况一个钟情于大自然的我，心境可想而知了。

我偶尔听说，老城内的城隍庙与伽西村有着很大的关系，具体如何，这一老者也说不清楚。城隍庙怎跟伽西村搭上了关系，一个榆次偏远的小山村？喜欢地方文化的我，为了了解这一隐隐约约的故事，踏上了一解狐疑之路。如今的路很好走，村村通，去哪都是一展的柏油路，无不体现着党的亲民政策与民富之像。 

当路过苏家庄村的北路口时，还不到9点，便生了进苏家庄村的心思。道听途说，榆次苏家庄村，早年叫苏家岭村，上京古道沿村北而过，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村子，是古上榆次境内一个强人出没之地。榆次至今流传者一句民谚：来往古道上的行人、商客，出了苏家岭，才能往家写平安信，可想苏家庄村无疑在古上是一个虎口之险地了。

苏家庄村我来过一次，是在60年代六岁的那年，跟随父亲赶着生产队的一百多头羊，在苏家庄村放羊，整整一个秋天，半个冬天。那段放羊的日子想起来，虽然辛苦了一点，也算是我童年的一段幸福时光。六岁多点的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每天也就是个玩了。因秋末，平川收秋，收尽秋之后，又要翻地，所以没有了羊吃的东西。到山村放羊，村里是很欢迎的。羊粪是种田的好肥料，白天在山坡上放羊，晚上给村里卧地采粪。三天挪一片地方，几个月下来，自然给村里的好多土地上了肥。给村里卧地采粪，村里管放羊的一日三餐，而且管饱吃，吃的还不错。每天早上小米干饭炒土豆丝，中午多是杂粮、或白面条，晚上玉米面窝窝、馍馍、也时有吃烙饼。大队对我父亲三个、加我四个放羊的很好，在生活上尽生产队的条件，吃饱、还吃得很好，这个生活条件，在当时我窘迫的家是享受不到的。

时光荏苒，往事犹新。现已半百多的人了，当年一个跟随父亲贪玩的放羊娃，如今的我是万万想不到，以一个探寻者的身份走进苏家庄村的。故地重游。当走在苏家庄村的街上时，收回了往昔的回忆，揉了揉不知为什么，有了涩意而模糊的眼，在缓慢的车速中扫视着。

回头不见辛夷树，柳暗花明又一村。苏家村已全然不是印象中的苏家庄村了。沿街看不到过去的一丝旧得痕迹。印象中一下雨泥泞蜿蜒的土路，残垣破败的土墙土窑，一些不上眼的砖瓦房，全然不见。眼前宽阔的水泥街面，绿树成荫，鳞次栉比不同风格的楼房，瓷面瓦亮的门楼，小汽车比比皆是，一派新生活景象。今非昔比，令我非常的欣慰，看到了苏家庄村人与时俱进，勤劳致富的硕果。一切源于党的政策，不然一个丘陵之地，焉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心里高兴，就想看个仔细，索性把车放在一个较宽敞的地方，徒步与大街小巷之中，查访村名的来历之时，村容村貌也一览无余了。不虚此行，在村里遇到了好多热心的村民：戎红明、戎存练、郭二会、齐臭会等，郝师傅、郭师傅，还有个别村民不愿说自己的姓名，我也就知趣不问了。大家尽自己的记忆，使我知道了一点苏家庄村的过去和现在。

村人对村名的更迭与村里大概的历史情况知者不少，只有一点不太清楚，苏家岭村何年更名为苏家庄村没有一个具体，苏家岭以前的村名叫什么？村人就更不一而知了。苏家岭这个村名也是宋朝年间的事，距今八百多年。苏家岭这个村名老少皆知，这在榆次农村来说是少有的事，说明苏家庄村有着良好的文化传承，很是不简单了。

苏家庄村是一个历史比较丰厚的村子，因挨着昔日的上亰古道，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也就多了一些。早先去苏家庄村七绕八拐，而且还是渐高的土窄路，根本没有自行车的用武之地。近年高原线沿村北而过，大大方便了村人的出行，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行走自如。村子东西窄、南北长，沟下、坡上，西面的平处都有人家。还是地形的原因，村子看起来不是很集中规整。住窑洞的人家显然不是很多了，多是水泥砖混的平房。由于村人经济条件的不同，房舍也就有了差别。

苏家庄村比邻：西赵村、白草坡村、尚村、山庄头村等。古上曾设都，民国时期属二区二十七编村。解放后隶属于山庄头乡、东赵乡、东赵东方红人民公社、山庄头人民公社、山庄头乡，现隶属于东赵乡政府。离老城大约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解放前土地一万多亩，这在榆次来说，万亩土地的村庄是不多的。如今修公路或各种外住企业占地，大约不到八千亩。多是旱地、坡地，水浇地很少，几乎是一个靠天吃饭之地。解放前3000多人口，现今2400多人，连上外住人口有三千多。苏家庄村一个昴梁沟壑纵深之地，荒地的多，使一些动物有了栖存之地。大的动物有过狼、狐子。狼到七十年代后期，因大搞大寨田，没有了荒地，狼狐失去了生存之地，渐渐地消失了。村址没有变迁，村中央的文殊庙是老村址的标志，随着人烟逐渐增多以文殊庙逐渐扩散。

苏家庄村在榆次的东边算是一个大村，人多姓氏来地也非常的杂，初步统计九省十八市，外地人超过了当地人口，多是定襄县或五台县人。其实解放前还没有定襄县，是解放后才设的定襄县，该都是五台县人才对，因为解放后落户苏家庄村的定襄人就很少了。五台县土地贫瘠，多是明末清时期来苏家庄村种地讨生活的。亲戚拉亲戚，朋友拉朋友，渐渐成为苏家庄村盖过本地人的外来大户。村里戎、郝姓较多，为村里的望族大户。据说郝姓是从榆次中郝村迁到苏家庄村的。

关于五台人明末大清时期，初迁来苏家庄村还有一段故事。五台人初来到苏家庄村落户，好地都有坐地村人耕种，只能自己去开垦草都不生的沟坡荒地，但是与种好地的人家是一样多的税。县官收税不管你土地好坏，只以亩数来算。每年苏家庄村总是完不成县里的官税。清中期，迁来一户五台人，这个五台人是个举人，因何没有去任职，村人不知。落户两年之后，尽然当选了苏家庄村的村长。这个不奇怪，因为五台人多与本地人，自然势力也就强与过去了。县里的关税依旧年年完不成，这个村长就背上稍马子，前边装了小米，后边装了砂锅，就来到榆次县衙门口支起了锅灶，生着火熬起了小米粥。衙门当差的上来就要驱赶，一看锅灶旁摆着皇家颁发的举人证，吓得差人感紧回去报了县太爷。县太爷出来一看，撩袍跪下施礼，一再邀请进衙一叙。举人村长不言声，只顾喝稀饭。县太爷因没有举人村长的职称高，村长不言声他也不敢起来，就那么一直跪着。举人村长看县太爷跪了有一个时辰了，才收起了锅，说了声起来吧，自顾前边进了县衙。从此，不仅免了苏家庄村历年所欠的官税，而且从新制定了好地、荒地的税收标准。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不清楚，但是从古上一直在村里流传至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