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小镇上的夏夜很静很美。月亮照着大地，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走东家，串西家,那儿人多就往那儿凑热闹，大家七嘴八舌，说古道今。

    在我家宽大的堂屋里，常常坐满了许多村民，门外的街面上还围着站着不少人，有的摇着蒲扇，没有凳子的就蹲在地上。各种各样的趣闻就在这里产生。我从小就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暑假里，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就是在农田里拾稻穗，给汗流浃背的农人打点井水，但也体会了农民的艰辛和伟大。到了晚上，纳凉时，一双黝黑的小脚伸在祖母面前，祖母心疼的笑着说：“珍儿的脚晒得乌黑，要是长大了，当了干部，穿双袜子就好了。”

    我自幼体弱多病，本来皮肤就黑，夏天一见太阳就更黑了。

    当时，农村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吃国家粮，当干部。远离风里来，雨里去的农耕生活。所以，“当干部”是我的祖母对我的未来最好的祝福。

    后来，如愿的当了干部，在医院工作。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疾苦，外伤、骨折、咳嗽、吐血、病重、病危，出生，死亡，每天在跟死神搏斗，这干部当得胆战心惊，没有一点优越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相邻的沅凌县男性病医院治疗不育症闻名全国，病人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医院和县城的宾馆爆满，连老百姓的家里都住满了病人。

    我一想，不就是不生育吗？我从小看见不生孩子的人来找祖母，一剂药下去就能怀孕，生了孩子再抱一只大公鸡报喜。这点事还用得着大老远的住院吗？

    五年后，我在泸溪县医院开办了不孕症专科门诊部。

    一年后，我风靡湘西。县城里也住满了我的病人。

    1992年，中国作协的尹汉胤老师来湘西采风。我们县的文联主席候自佳老师极力推荐我的医术。1994年，我来到北京，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门诊部开展不孕症的治疗和研究工作。

    五年里，我接诊了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为成千上万的家庭送去了孩子和幸福，连美国、日本的医学博士都在我这儿治好。中外患者众口称赞，好评如潮。

    2002年，国家出资2亿建立了国家民族医院，我作为土家族医药的代表，进驻这里，继续弘扬民族医药。

    我说过，人生有三大愿望。有一本写我的书，有一部拍我的电影，在北京有一个治疗不孕症的医院。

    2004年，由中国著名作家叶辛撰写的纪实文学《湘西奇女莫淑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民晚报做了长篇连载。这本书虽然没有成为世界名著，也没有成为中国名著，但至少真实的记录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一天，来了一位导演，想拍我的电影。他说，有个导演拍了一部影片反映云南一位乡村医生，为了给乡亲们治病，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后来，这位医生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

    我心里想，我这部电影要是拍好了，应该会感动世界。可惜后来没有拍摄。

    其实，在叶辛写书之前，就有上海电影公司的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莫大夫，您不是想拍电影吗？我们来给您拍。”那是2003年4月，我刚从上海拜访叶辛回来，叶辛爽快的答应了写书事宜，并且说：“我写的书会有七、八家电影制片厂来抢拍。”以叶辛的名气和地位也决不是吹牛的。在心里，我已经把写书和拍电影的事寄托在叶辛的身上，所以对上海电影人的电话，有些认识不足。一直推脱的说：“叶辛正要写书，等书写完了才能拍电影。”那边诚心的跟我说了很多，我都没有答应，最后对方说：“我们是专门投资拍电影电视的公司。”

    原来，一直心存一个梦想，在北京建一个不孕症医院，让它成为全世界不孕症患者向往和治疗的中心。那么，北京就会成为孕育的天堂。

    1997年，一个热心人，在五天里找到七家大公司愿意跟我合作开办不孕症医院。我又犹豫了，那么大的医院，我又不会管理，太麻烦。在别人谈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又不干了。

    北京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时常因为我优柔寡断的性格，让我失去了不少的机会。

    因此，创意最早的“不孕症医院”依然像一道美丽的彩虹，遥远的挂在天边。

    不管人生有多少失意，我依然庆幸生在一个神奇的国度里，生在神秘的湘西大山里，生在一个博爱的家庭里，让我拥有土家族医药的瑰宝。在这有趣的工作里，时而摇一摇观音菩萨的甘露瓶，洒下几滴露水，世上就有许多家庭生儿育女，添人进口。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